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最近,国内外都有一些议论,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降至百分之七点五以下,为什么不采取强刺激措施?等等。我想,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去年,中央作出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今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三期叠加”进一步作了分析,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久前,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我概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里,我想用对比的方法,谈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几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是一浪接一浪地增长。现在,“羊群效应”没有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但我国有十三亿多人,总体消费水平还不高、余地还很大。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需求空间巨大,只要有钱敢干,投资都有回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总储蓄率仍然较高。我们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只要有成本优势,出口就能扩大,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多少年打拼出来的国际市场也是重要资源。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影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房地产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总面积超出实际需要。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创新方式层出不穷,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能够拉动经济上水平的关键技术人家不给了,这就使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和个性化,竞争必须把握市场潜在需求,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企业依赖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形成竞争优势、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开发、快发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来自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行为越位,有的来自市场主体在经济繁荣时的盲目投资,有的来自缺乏长远考虑而过度承诺,有的则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直接关系。综合判断,我们面临的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就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过去,总需求增长潜在空间大,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产业比较优势。现在,从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从供给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适度干预但不盲目,必要时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坚定出手,平衡好增强活力和创造环境的关系,真正形成市场和政府合理分工、推动发展新模式。
以上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在“三期叠加”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滑;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影响。这也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有的可能进一步强化,有的则可能发生变化。
总起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否则很难与时俱进抓好经济工作。
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的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
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我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我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既包括对正确开展经济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要求。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经济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经济不波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只要波动在合理范围内,就要持平常心,不要大惊小怪,更何况我们具有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但也不能过了头,不要杞人忧天。
必须明确,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对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必须准确认识、深入认识、全面认识,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做到这些,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破解发展难题的力度,因此必须勇于推进改革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