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道中人

1920年2月10日，北京。

晨曦初露，凛冽的空气有了点暖意，白杨和垂柳耷拉着脑袋，一丝不挂地兀立在路边，似乎还没从梦中醒来。一夜空寂的朝阳门，渐渐有了声音。

一辆骡车从城里缓缓驶出。坐在前面的车把式，左手拎着缰绳，右手微举着杨树条，指挥着骡子朝城门走来。

车把式后面，布帘半掀着，里面坐着两位男子。前面那位年约三旬，长着一张国字脸，刚刮过的脸上显得青白，头戴瓜皮小帽，架着一副眼镜，身穿灰布长衫，手上攥着旱烟袋，旁边放着几本账簿，账簿上印着店家的红纸片子；后面那位四十出头，胡子拉碴的，一顶毡帽遮住半张脸，一身短褂打扮，外面套着油渍麻花的棉坎肩。看模样，前面那位是账房先生，后面那位是伙计。那伙计大概是牙疼病犯了，左手托着腮帮子，歪着头，皱着眉，不时龇牙吸气。

骡车驶到守门警察旁边，自觉停下来。“两位老总辛苦了，这大冬天的还在这恪尽职守，令人佩服！”账房先生操着一口京腔，边赔着笑脸与警察搭话，边扬腿跨下车，从怀里掏出一包纸烟，给每人递了一支。

趁警察不注意，牙疼的伙计悄悄把右手伸进怀里，轻轻掖了一下。

两个警察接过纸烟，将烟夹在耳朵上，懒洋洋地问了一句：“去哪儿啊？”边问，边抬起眼皮，朝骡车睃了一眼。

“去乡下收点租。唉，今年收成不好，到处闹饥荒，收点账真难哪。”账房先生摇着头，向警察叹苦经。

年纪稍大些的警察皱皱眉头，挥挥手，示意骡车过去，账房先生一哈腰，跨上骡车。年关到了，正是生意人去各地收账的时候，这样的生意人，警察见得多了。

骡车不紧不慢，驶出警察视线后，账房先生叮嘱道：“加把劲。”

“得嘞！”车把式一扬鞭子，那头健壮的骡子甩开蹄子，拉着车子绝尘而去。

两个懈怠的警察，如果知道骡车上人的真实身份，肯定会吓出一身冷汗：那位貌似牙疼的“伙计”，正是上司严令要抓的“过激派”首领陈独秀；沉稳的“账房先生”，则是“过激派”的另一首领李大钊！

所谓“过激派”，是段祺瑞政府扣的帽子。因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发源地，段政府视为眼中钉，对北大教授具有先进思想的，或赞成苏俄革命的，都称之为“过激派”，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则称之为“过激派”首领。

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1879年10月生，这年41岁。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两个人都曾留学日本。

陈独秀回国后，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次年9月改为《新青年》。因为《新青年》的影响力，陈独秀在很短时间内声名鹊起。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后，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亟须寻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文科，遂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住在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沪迁京，设在他的住处。于是，箭杆胡同9号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心。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又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中，拯救了一位千古人物——鲁迅。

1917年4月，周作人任北大文科教授、国史编纂处编纂员。经他牵线，陈独秀认识其兄周树人。此时，周树人正处于极度悲观中。从日本回国后，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一系列失败，他就“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展两年了，他仍站在运动的大门之外，感到非常“寂寞”。他说，“寂寞”就像“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使他“太痛苦”，他就“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办法就是“钞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陈独秀发现他的才华后，多次派周作人和钱玄同开导他，并一次次约稿、催稿。

在陈独秀的督促下，1918年5月，周树人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狂人日记》。随后再接再厉，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孔乙己》《药》《风波》《故乡》4部小说，还有4部翻译自日本和俄国的小说，以及多则随感录、通信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狂人日记》具有划时代意义。当时，中国文坛如死一般沉寂，《狂人日记》就像霹雳春雷，文坛“春笋”纷纷破土。从此，鲁迅闻名遐迩，成为中国新文学巨匠。鲁迅后来说，要不是陈独秀把他唤醒，他很可能将在“昏睡中死灭”。

让陈独秀欣喜的是，另一个后起之秀，成为他坚定的同道中人。他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进北京大学比陈独秀晚一年。1917年，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任图书馆主任。1918年1月，李大钊上任。1920年，李大钊兼任文科教授。论年龄，陈和李相差10岁。论个性，陈独秀激情澎湃，才思敏捷，口无遮拦，有时还表现出几分天真；李大钊机智沉稳，思想深邃，沉默寡言，不擅长高谈阔论。虽然个性迥异、风格不同，但两个人都胸怀大志，救国救民之心相通，都矢志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

他俩在日本留学时，开始并不相识。1914年至1915年，陈独秀在江户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0日，在杂志第1卷第4号上，陈独秀首次用“独秀”之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但言论太过悲观，竟认为中国还不如亡国好，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产生不良影响。李大钊特地从东京赶到江户，同章士钊谈了自己的观点，章士钊鼓励他写出来。李大钊遂写出《厌世心与自觉心》，寄给章士钊，还附了一封信，希望约见陈独秀。章士钊深被李文新颖的立论、严密的逻辑所折服，便把文章给陈独秀看。

开始，陈独秀有抵触，认真阅读后，觉得很有说服力，精神一振，欣然答应面谈。在章士钊家里，两个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遂成莫逆之交。

1915年8月10日，《甲寅》第1卷第8号，刊出《厌世心与自觉心》。

之后，两个人先后回国，投入创办《新青年》的伟大事业。

陈独秀在北大就任之初，地位显赫，仅次于蔡元培。有两物可以证明。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签署的教育部文件上，附有北大领导人名单，第一位是校长蔡元培，第二位即文科学长陈独秀，第三位是理科学长夏浮筠。在北大工资表上，第一位是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位是陈独秀，月薪300元；第三位的夏浮筠，虽比陈独秀多50元，也只能屈居其后。当时，作为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只拿120元；而作为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仅有8元。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份杂志，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陈独秀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惹得北洋政府恼羞成怒。在北洋政府施压下，1919年3月，北京大学被迫免去陈独秀的职务。

职务被免，对陈独秀是个不小的挫折，不过他并没有沉沦，依然为国家的命运奔波。在北大同人眼里，他也照样是领军人物。

转眼到了6月8日，箭杆胡同里的杨树绿叶婆娑。这天上午，大概是星期日的缘故，胡同里显得很安静，来往的人不多，偶尔传来一两声小摊小贩的叫卖声。几辆人力车陆续停留在箭杆胡同9号门前，下来的客人个个文质彬彬，有的穿着西装，有的穿着长衫，多数还戴着眼镜。

不一会儿，客厅里飘出一股绿茶清香，夹杂着淡淡的烟草味。这些客人中，除了李大钊，其余都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

坐在陈独秀身边的，是北大文科教授胡适。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学识非常渊博，一生获得36个博士学位，在文史哲以及考据、教育、伦理等领域都很有造诣。但他却是有名的“胆小君子”，在美国求学时，与美国女郎韦莲司交往密切，两年间给她写了100多封情书，后来又与留学美国的中国才女陈衡哲情意绵绵。最终，因屈于母命，与一个乡下小脚女人结婚，以至“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刚摊开本子准备做笔记的，是北大编译委员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回国后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具备深厚的西方政治学素养，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

忙着给大家沏茶的年轻人，叫邓初，是内务部佥事。陈、邓两家是世交，陈独秀与邓初弟兄仨像亲兄弟一样。他俩在日本时，邓初几乎成了陈独秀的影子。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时，多亏邓初鼎力相助。值得一提的是，邓初的弟弟邓以蛰，有个儿子叫邓稼先，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两弹元勋”。

室内，还有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和预科教授程演生。王星拱是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字抚五，安徽怀宁人，后来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程演生也是怀宁人，曾留学英、法、日等国，获法国考古研究院博士。

陈独秀清清嗓子，拉开话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祸害了多少国家！我看到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万左右的人丧生，2000万左右的人受伤，经济损失约1700亿美元，这是一场大灾难哪！”

李大钊接过话题：“这场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中国竟也成了受害者。你瞧瞧，日本对德国宣战，作战地却是在中国，最后还把胶州湾占领了。这还不算，日本向中国蛮横提出的‘二十一条’，居然被北洋政府接受了。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陈独秀接着说：“本来中国也是战胜国，日本政府却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英、法、美不讲道义，拱手把山东权益割让给日本。这哪里还有王法可讲！”

陈独秀的话，触到大家心里的痛处，一个个低头喝茶。

胡适放下茶杯，打破沉默：“你就不用演讲了，这前因后果我们都知道，你就干脆直言，今天邀我们来，是商量什么应对之策？”

陈独秀端起杯子，呷一口茶，抿了抿嘴唇，从抽屉里取出两页文稿，言归正题：“我和守常拟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还没定稿，有待斟酌，今天请各位乡贤来，就是想集思广益，补充完善。”

邓初一听，把茶壶往桌上一搁，挡开胡适伸出的手，将文稿一把夺过：“我们早该行动了，我先看看。”胡适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

邓初浏览了一遍，递给胡适。胡适慢条斯理地从头看到尾，方才交给高一涵。

这份《宣言》列出多项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密约，收复山东权利；革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等卖国贼的职务；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等。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大家顺次看了一遍后，赞成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提了几条修改意见，还补充了一些新内容。比如，京师卫戍区司令段芝贵，仗着是段祺瑞的嫡系，狐假虎威，镇压群众运动，作恶多端。他们建议加一句，“枪毙段芝贵”。

改定之后，李大钊说：“为了扩大《宣言》的影响，我和仲甫的意思是，把它翻译成英文，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在一些公共场所散发。”

大家纷纷说好。

陈独秀将《宣言》交给胡适：“这翻译的事，交给咱们的大学问家最合适。”

陈独秀这么一捧，胡适感到很受用，从上衣口袋取出一支派克钢笔，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还是美国女郎韦莲司送给他的定情物，胡适爱惜得不得了。只一杯茶工夫，他就麻利地把《宣言》译成了英文。

陈独秀接过译文，夸奖了几句，仔细叠好，放进西服内袋。

王星拱问：“这个传单到哪去印刷呢？”

陈独秀回答：“这事交给我，我有办法。”

高一涵自告奋勇：“我给你当助手。”

陈独秀赞许地点点头：“好！你今晚就随我行动。”

临散时，大家约定，传单印好后，分发给各位，6月10日一同去散发。

当天晚上，陈独秀领着高一涵，来到北大校园附近的一个小印刷所。这家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陈独秀经常去，他大名鼎鼎，印刷工人都认得他。

印刷所夜里只有两个工人值班，事情不多。陈独秀把《宣言》内容同他们讲了一遍后，两个工人非常赞成，满口应承，一直忙乎到半夜，将一摞传单交给陈独秀，然后把底稿和废纸全部烧尽。第二天，陈独秀将传单交给高一涵，让他分发给其他人。

6月10日是星期二。下午，陈独秀和高一涵等人揣着传单，来到中央公园。中央公园离北大不远，公园里有个露天茶室，是游人歇脚会友的地方，一些外国人也喜欢上这来。他们几个乘人不备，把传单悄悄放在空茶桌、椅子上，还在结账台上放了一沓，然后躲到一旁观察。客人来后，都好奇地取来看，有的还高声读出，传单里的内容成为热烈谈资。陈独秀看了很高兴。

就在这一天，大总统徐世昌迫于舆论压力，下令撤销执行亲日政策和订立的丧权协定，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也是在这一天，上海全市工人大罢工，走向街头示威游行，上海水陆交通全部中断。

晚上，陈独秀与散发完传单回来的李大钊等人会合。这时，徐世昌的命令已经传开，大家都很受鼓舞，兴奋地议论开来。

邓初问：“既然亲日政策被撤销，几个卖国贼被撤职，我们已经达到部分目的，这个传单还要继续发吗？”

陈独秀坚定地说：“发！政府正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才让步，我们应该乘胜追击，迫使政府答应我们的全部要求。”

大家商定，第二天晚上继续行动，行动路线作了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