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锦庚文名，早已“遐迩”。电话中，知他在写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报告文学，心头一沉：这可是一件大活重活难活。

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理论、叙述与论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自古沟通难，融通更难。近世以来，它们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分道扬镳现象越来越明显。

文学如诗词、小说、戏剧，可虚作，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事实，必须写实、实写，以形象思维、文学笔法写实、实写。锦庚写的是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撰著《共产党宣言》的往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阅读理解《共产党宣言》经典理论的故事，二十世纪初理论翻译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本事，理论要素占据相当分量。无论是对象和材料，还是思维和手法，写起来，虽不至于“难于上青天”，也有“难于上华山”之艰辛。

锦庚在电话里说，鉴于我有文艺学、美学的学历和从事理论编辑工作的经历，基于我们多年同事抑或知音的关系，希望我为本书作序。“怦”“怦”，心跳骤然加剧，“嗡”，头一下子就大了。何德何能？何名何望？读说尚可，点评也罢，研之不足，岂敢为这宏大叙事“看门”？羡慕之余，只能写个“读后感”。

“叮咚”一声，微信来了。《望道》初稿，瞬间映入眼帘。晚上11点看到，一口气读到天明。这样的阅读体验，一个字，爽！

梅林等的《马克思传》，早年认真拜读过。没想到，锦庚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第一次相见写起，一写就是两章，写到两位伟大导师先后仙逝，重点描述他们撰写《共产党宣言》的过程，写得头头是道、栩栩如生，有些情节细节，比梅林写得还具体生动。由此想到，锦庚之“望道”，先在“溯道”，追寻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和信仰，犹如理论确立的前提、根基、依据，“是其所是”，把所“望”之“道”的思想性、真理性、革命性、指导性叙述清楚了，“望”的理由就充分了，那么不惜代价，那么“虽九死其犹未悔”地翻译之、追随之，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这份寓理于事、寓逻辑思维于形象思维的构思，这等皓首穷经的功力，这种以点带面，通过创作《共产党宣言》，刻画两位伟人一生友谊的叙述力，让人油然而生的，是敬佩，是拍手叫好。

近代思想界、教育界和新闻界都存在“望道”期。列强侵略、国破家亡、民生凋敝，出路何在、复兴何途？探索出路者，寻求发展者，喷薄而出，络绎不绝。传统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改良派自由主义的变法维新思想、革命派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等，交汇奔涌，浩浩汤汤。变法维新者如梁启超，三民主义者如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众多留学生、外国传教士，都通过报刊宣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极力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大壮举。

锦庚取精用宏，牢牢把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条主线，刻画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中的“望道”们。当时，译品匮乏，多数人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作，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托陈独秀找人翻译。戴季陶很早就筹划翻译，自觉力有未逮，找邵力子推荐人选，提出三个条件：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至少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之一，具备较高语言文学素养。邵与人创办《生活日报》（《民国日报》前身），主持《觉悟》副刊，多次刊发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人脉广泛，脱口而出：“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陈望道留日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精通英语、日语，汉语功底深厚。这是1920年初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可能在为中共召开“一大”进行理论准备，企盼把所“望”之“道”落地落实，提高党员认识，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

望道者，亦问道、求道、认道、取道、用道、弘道之谓也。在一众“望道”者中，陈望道无疑是本书的主角。锦庚用相当篇幅，仍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主线，书写这位著名学者的传奇经历。他是浙江义乌人，1891年出生，6岁上私塾，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受五四运动热潮感染回国，任教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初，受命翻译《共产党宣言》，回到乡村老家，收拾柴房，搁上木板，足不出户，挑灯夜战。译到忘我处，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首印1000册，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关注，再印又千册，很快售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像一盏灯，照亮中国共产党人前行的进程；像一把火，点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火炬。于陈望道而言，也像一座里程碑，完成从“望道”“受道”到“认道”“成道”的转变，为中共建党、提升党员思想水平办了一件镌刻史册的大事。

通过展示大量党史文献，《望道》彰显出陈译《共产党宣言》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他多次批示，号召全党深刻领会《共产党宣言》的精髓要义。1920年，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教材之一就是陈译《共产党宣言》，教师之一为陈望道。1922年9月，朱德赴欧洲寻找革命真理，周恩来送给他陈译《共产党宣言》，他反复诵读。1937年4月，陈云奉命接应失利的西路军余部，亲抓政治学习，组织阅读《共产党宣言》，战士们思想认识大提高，精神面貌大变样。1949年4月，攻占南京后，邓小平对陈毅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人从国内带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正是读了这本书，才认准这条路的。”2020年6月，习近平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回信时写道：“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吕氏春秋·用民》云：“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提起网上的总绳，一个个网眼就都张开了。抓住事物的关键环节，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纲”。百年来，《共产党宣言》这本红色经典，为中国共产党人注入“红色基因”，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一直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指导广大人民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影响和改变当代中国人的命运，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促进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此看来，锦庚写《望道》，写的真是重特大题材，干的真是一件大活重活难活。作为报告文学，他又是如何写人的？

的确，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报告”的是事，“文学”的是人，以记事为题材，以写人为主体。有人考问，怎样区别报告文学与通讯？一言以蔽之，主要写人的是报告文学，主要写事的是通讯；把人写好了的，是优秀报告文学，把事写好了的，是优秀通讯；既把人写好了，又把事写好了，合二为一，就是优秀报告文学或优秀通讯，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锦庚1995年从海军转业，奉职新闻界，迄今26年，作为资深记者，乐于采访、长于记事、精于叙事；作为作家，深谙写人之道，敢于写人、善于写人、专于写人。《望道》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地方，既在叙事上，更在写人上。

锦庚以前写的多是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刻画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在既定时空范围里，提炼他们的精气神，展现小人物的人性光辉，多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望道》属于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的多是大人物，是现代史上尤其党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意在雕刻一组“望道”者群像。从文学塑造和雕刻形象乃至群像视角看，他精心雕刻的人物形象，神形各异，气质性情迥然，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尤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它的长度、广度和厚度。

长度不只在篇幅上，更在书写对象的时间跨度上。《共产党宣言》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今已逾百年。这意味着，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围绕《共产党宣言》问世、传播、运用、发展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它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运用、发展，都是锦庚需要考虑的。展开这么大跨度的时间轴，光凭“扛鼎”气力，肯定不够。诗歌、理论有时可以“穿越”，而报告文学须一丁一卯地着实，通过事件、情节、场景、对话、情绪、细节等，在塑造和雕刻人物时把它们“选”出来，合丁合卯地“嵌”上去。可喜可贺的是，锦庚锚定主题主线，把这期间相关联的代表性人物都展现出来了。

从广度上说，既有一时一地之广度，也有同一地域不同时期之广度。马恩当年活动在欧洲，主要在德、法、英、比四国。《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中国传播。中国幅员辽阔，不同阶段的空间布局设造，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有些差异是巨大的。读《望道》，发现锦庚善写背景，在历史背景中显现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展现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性格。《望道》涉及甲午海战、袁世凯称帝、护法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区域主要在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写周恩来与《共产党宣言》的渊源时，从周恩来青年时代阅读、研究、发表论文写起，写到“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询问陈望道当年翻译时参考的版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关心他的身体之余，不忘问他：“《共产党宣言》首印本找到了吗？”短短几行，带出四个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周恩来对陈望道及其译作的关心重视。

1983年至次年中，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美学时，读过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修辞学发凡》，受益匪浅。这次读《望道》，方知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详尽过程，对他更是肃然起敬、敬仰有加。虽然陈望道一生著述丰硕、桃李芬芳，是语言学宗师、教育界先驱，但他人生的最大亮点、最大辉煌，无疑是翻译《共产党宣言》。冯梦龙说：“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成就陈望道“争百年”的“大事”，正是翻译《共产党宣言》。换言之，“《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译者”的身份，必将使陈望道永垂青史。

厚度体现在考证的深入和思想的当量。创作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因时间久远、场景不再，作者很难直接获取第一手素材，只能从第二手、第三手素材中推测当年的真实情况。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素材中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避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非常考验作者甄别、考证素材的功力，这功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取决于作者功课是否做得扎实深入。显然，锦庚是做足了功课的。

比如，在国内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为共识，说的是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的途中，两个人商议组建共产党。但锦庚考证后的结论是：这是子虚乌有的事。

再比如，关于陈望道改名的事，陈望道秘书邓明以教授所作的《陈望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陈望道原名陈参一，他求学东瀛及初到‘一师’任教时都是用的原名。正是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后才改名为‘望道’。”锦庚提出四条依据，认为陈望道是在留日期间改的名。

又比如，关于陈望道离开浙江一师的时间，目前一边倒的观点，都认为是在“一师风潮”结束后。包括《杭州地方革命史资料》1959年第1期、邓明以的《陈望道传》、分水塘村陈望道纪念馆里的说明等，皆是如此。《陈望道传》中的描述更是绘声绘色：“1920年3月29日清晨……陈望道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他疾步走入学生中间，高声喊道：‘同学们，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你们不要哭！’然后他带领学生同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陈望道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

上述文字表明，陈望道参与了“一师风潮”全过程，在风潮结束后才离开“一师”。陈望道第一个研究生、复旦大学教授陈光磊，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也持同样的观点。

但锦庚经过分析甄别，得出的结论是：“一师风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孝”，时间为1919年下学年至寒假；第二阶段是“留经”，时间为寒假至1920年上学年。陈望道等“四大金刚”经历了第一阶段，因寒假时离校，未参加第二阶段。他列出七条依据，说明自施存统的《非孝》发表后，陈望道等“四大金刚”一直受冲击，寒假期间又遭金布排挤，他们都是志存高远者，不太可能新学年又返校。还有陈望道回忆中说的，“1920年初，我就离开杭州”。而“一师风潮”的最高潮是在1920年3月29日，假如陈望道此时仍在“一师”，离开杭州的时间，最快也要延至4月上旬。这个时间点，按照惯常表述，应该是“1920年上半年”，而不是“1920年初”。

这样的考证，文中还有很多，读者可能一时难判正误，但至少逻辑上是令人信服的。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要“厚而有文”，必须是客体与主体同样厚重。锦庚这些令人信服的考证，给人以厚重之感。通览全书，可以说，《望道》是一部厚重之作。

感谢锦庚，让我们知道这么多。锦庚写的报告文学，能看到的我必看，也参与编发过几篇。评论他报告文学作品的文章，也是能看到的必看。有评论说，锦庚的报告文学已形成独特气象、独特风格，特别是独特的语言风格，我是赞成的。有机会成为《望道》的“第一读者”，比较以前所读，感受最深的，就是题材上的重、特、大“三性”，艺术上的长、广、厚“三度”，可谓“六字心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焉非焉，供锦庚参考，请读者指正。至于开头提出的困难，诸如处理叙述和论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关系之类，只要事实准确、把主要人物写活写亮了，自然迎刃而解。

2021年6月15日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