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淡初识

不知道什么缘故，

我总是这样悲哀；

一个古老的童话，

我总是不能忘怀。

空气清冷，暮色苍茫，

莱茵河静静流淌；

落日的光辉，

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

坐在上边神采焕发；

金黄的首饰闪烁，

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她用金黄的梳子梳，

还唱着一首歌曲；

这歌曲的声调，

有迷人的魔力。

小船里的船夫，

感到狂想的痛苦；

他不看水里的暗礁，

却只是仰望高处。

我知道，最后波浪，

吞没了船夫和小船；

罗蕾莱用她的歌唱，

造下了这场灾难。

这首荡气回肠的《罗蕾莱》，是德国伟大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名作。

莱茵河，发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圣哥达峰下，流经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注入北海，全长1300多公里，是欧洲第三大河流，仅次于伏尔加河、多瑙河。在德国，它享有崇高的地位和美誉，承载着厚重的德国文化，被称为“父亲河”“命运之河”，演绎了许多旷世绝唱。罗蕾莱的传说，便是其中之一。

海涅歌咏的罗蕾莱，其实只是一块礁石，高132米，坐落在德国境内的莱茵河中游东岸。这一带河深25米、宽113米，是莱茵河最深和最窄的河段，很多船只在这里遇难。久而久之，这块礁石成为“妖女”的化身，生发出多个版本的缠绵悱恻的爱情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莱茵河畔生活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叫罗蕾莱，长发披肩，明眸皓齿，妩媚娇艳，温柔娴雅，还有着一副曼妙歌喉。有一天，她的心上人弃她而去，从此杳无音信。痴情的姑娘望眼欲穿，每当夕阳西下时，总会坐在莱茵河边的峭壁上，一边梳理着淡金色的秀发，一边遥望着过往船只低吟浅唱，倾诉对心上人的思念，盼望心上人能在船上出现。如泣如诉的歌声，充满着强烈诱惑，路过此地的船夫听了，无不失魂落魄，痴痴迷迷地直奔歌声而去，浑然忘记水下的险礁。结果，船只纷纷触礁倾覆，船夫葬身鱼腹，酿成一个个悲剧。

罗蕾莱触犯众怒，成为人们眼里的水妖，主教要治她的罪，又不忍判她的刑，就派3名骑士押送她，去修道院忏悔修行。途中，罗蕾莱登上莱茵河畔的峭壁，远远看到驶来一艘小船，船上立着一位青年男子。悲愤过度的罗蕾莱神情恍惚，以为那就是自己的负心情郎，从岩石上一跃入江，欲奔情郎而去，却再也没有浮上来。后来，罗蕾莱化身为这块礁石，栉风沐雨，日日夜夜，苦苦等待心上人。

1823年，26岁的犹太诗人海涅创作这首诗歌时，在莱茵河支流摩塞尔河畔的古老城市特里尔，一户犹太律师家庭里，一个5岁男孩，正依偎在老人身边，津津有味地听着妖女罗蕾莱的凄美故事。海涅没有想到，这个5岁犹太小同胞，20年后会成为自己的莫逆之交。

海涅的《罗蕾莱》，被许多作曲家谱成了曲子。哼着优美的曲子，那个犹太小同胞渐渐长大。他十分崇拜海涅，梦想将来成为像海涅那样的诗人，大学期间还创作了不少爱情诗篇。不过，他最终没有选择当诗人。因为，他对深奥的哲学和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

他的名字也渐渐为人们所熟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842年秋。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法国的拿破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独立后的美国蒸蒸日上，而德国还处在分裂状态，境内共有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一个松散的德意志联邦。各邦都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军队，还有关卡和货币。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两个最大的邦。普鲁士邦的莱茵省中心城市科隆，就坐落在莱茵河畔。

1842年11月底，夕阳下，莱茵河被染成一片晕黄，河面上波光粼粼。阵阵秋风过后，科隆的街道上撒满了金黄的落叶。一阵马蹄的“嘚嘚”声由远而近，一辆马车行驶到莱茵报编辑部前，车夫“吁”了一声，那匹枣红色老马稳稳立住。一位年轻的绅士，从车上敏捷地跳下。

年轻人头戴礼帽，身披斗篷，眼睛深陷，面孔白净，脸上还隐约有几分稚气，倒是嘴唇上方的绒须，衬托出成熟和沉稳。他嗅了嗅，不由得皱起眉头。空气中，弥漫着工业作坊里飘出的焦煳味，间或还夹杂着远处煤矿散发出的硫黄味。

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机器的轰鸣、弥漫的黑烟，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生产力的狂飙突进，更加激发起工厂主的贪婪。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矛盾日趋尖锐和对立。

年轻人摘下礼帽，往后捋捋头发，保持一丝不乱，整了整蝴蝶领结，顿一顿锃亮的靴子，抖落沾在鞋面上的一小片落叶，举止优雅地轻叩编辑部大门。

他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刚满22岁，上个月服完一年的兵役后，从柏林回到家乡巴门。这次，是去英国城市曼彻斯特，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准备当一名办事员。公司是一家大纺纱厂，他父亲与人合伙经营。路过科隆时，他生发念头，顺道访问莱茵报编辑部。

编辑部空间不大，过道上、角落里堆满旧报纸，显得有些拥挤，每个人都在低头忙碌着。

恩格斯走近一位年轻职员，彬彬有礼地问：“主编先生在吗？我是特地来拜访他的。”

年轻的职员头一偏：“请随我来。”领着恩格斯走到里间，直接推开办公室的门。

门启处，一股呛人的烟味扑面而来，室内烟雾腾腾，视线模糊。

恩格斯不由得后退半步。凭经验，他立马判断出，这是一种劣质烟草，产自古巴。烟散开后，他才看清，一间斗室，几乎被一张写字台占满。桌面上，书堆得高高的，旁边一只烟缸塞满烟头，到处是烟灰，显得很零乱。

书堆后面，正在埋头看稿的人抬起头来。他右手握着鹅毛笔，左手夹着雪茄，见有客人到，放下了鹅毛笔。

恩格斯注意到，眼前这个人，头发蓬乱，额头宽阔，一张大脸庞，被密密的络腮胡包围着，蝴蝶领结胡乱歪向一边，衣袖被磨得油光发亮，有一处线头还松开了，里面的白衬衣袖口上，形成一圈污迹，从他沧桑的外表上，判断不出实际年龄。但是，那双眼睛却如鹰隼一般，忧郁、深邃、刚毅、锐利，射出的光，能把胆怯者一眼刺穿。

恩格斯伸出手，自我介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哦？”对方显得有些意外，刚抬起来的臀部，又重新落下，上下打量一番来客，身子纹丝不动，既不起身，也不伸手，毫不掩饰自己的冷淡，“卡尔·马克思。”

别看马克思满脸沧桑，其实也才24岁。一年前，凭着一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耶拿大学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博士学位。有趣的是，这篇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献给他岳父、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他终生都对岳父怀着崇敬感戴之情。而当时，他正与美丽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处于热恋之中，盼着与大他4岁的燕妮早日完婚。

马克思当上《莱茵报》主编，也就是一个月前的事。这年4月，住在波恩的马克思，开始给《莱茵报》写文章，光芒很快盖住其他撰稿人。第一篇文章发表六七个月后，《莱茵报》的股东们就邀请他做了主编。第三篇论文发表时，他已经坐上主编的位置，这也是他大学毕业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股东和编辑部同行惊讶地发现，这个年轻人具有非凡的才能，能驱使“僵死的生命”，按照他的旋律翩跹起舞。

对马克思的冷淡和失礼，恩格斯似乎并不介意，微微一笑，缩回手去，坦然地在对面坐下。他注意到，眼前这个狂傲不羁的人，吸烟又快又猛，有一半甚至是放在嘴里嚼的。

恩格斯也有吸烟的爱好。在他看来，吸烟是一种享受。他曾经与朋友分享吸烟的乐趣：“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嘴里衔着烟斗，让太阳晒着脊背，再也没有比这种情况下读书更舒畅的了。”可是，看到马克思这种嗜烟如命的吸法，他不以为然。

恩格斯微皱眉头，慢条斯理地说：“我给您一个忠告，吸烟还是吸好一点的，对身体健康有利。”

“鲍威尔的忠实信徒，不会大老远跑来向我推销烟草吧？是来向我下战书？”马克思不领他的情，顾自吸烟，也不给客人递烟，嘴角露出一丝嘲讽。

“你为什么这么刻薄？鲍威尔兄弟可都是你以前在柏林时的伙伴。”恩格斯脸上微微发红，努力克制住不满。鲍威尔兄弟是他所尊敬的人，他说不清为什么要来面晤马克思：是欣赏他的犀利观点和辛辣文笔，还是想见识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敢与鲍威尔公开叫板的狂人？

恩格斯的不满有他的道理。马克思在柏林求学的时候，就迷上了黑格尔哲学。那时，黑格尔学说被奉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柏林大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是黑格尔最卓越的弟子，也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其弟埃德加·鲍威尔和埃格伯特·鲍威尔都是政论家，在观念上比其兄更激进。当时，柏林一群思想活跃的大学讲师、中学教员和作家，组成“博士俱乐部”。马克思加入这个团队时，刚刚20岁，却很快成为团队的精神领袖。布鲁诺·鲍威尔比马克思年长9岁，视他为最能干的战友，两个人关系密切。

马克思虽然只比恩格斯大2岁，但思想显然比恩格斯成熟得早，也比恩格斯更加敏锐。他与鲍威尔兄弟的交恶，并非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观点的严重分歧。

1842年夏天，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成立一个无神论者小组，叫“自由人”，鲍威尔兄弟是“自由人”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脱离实际生活、沉醉于抽象哲学争论的组织，为引起社会注意，打着自由和解放的旗子，干起街头顽童式的恶作剧：在大街上列队行乞，在酒楼妓院里胡作非为，下流地侮辱毫无防卫的牧师。这些恶作剧，自然引起人们的反感。

眼见着“自由人”日渐沉沦，马克思与鲍威尔兄弟及“自由人”渐行渐远，先是厉言规劝，然后公开论战，最终与他们彻底决裂。

“他们以前确实是我的伙伴。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倒是你，成了‘自由人’的同盟者。哼哼！”马克思平静地反击，讥讽味十足。他深深地吸一口烟，然后抿着嘴，喷出一股细细的烟流，仿佛射出一发炮弹，对着恩格斯。

“我承认，我是‘自由人’的同盟者。他们的行为可能出格了些，但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倒是你，对他们的态度太偏激了，不应该这样决绝。”恩格斯偏了一下头，挥了挥直扑自己的烟雾，针锋相对。

“宣布自己的解放是一回事，这是正当的。但为自己大肆宣扬，则是另一回事。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来些自我欣赏，少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多说些明确的意见。但是，这些规劝，得到的却是蛮横无理的回应。我是忍无可忍！”马克思把一小截雪茄往烟灰缸里一摁，烟灰缸的烟头纷纷被挤落，散在桌面上。

办公室的门半掩着，外面的人只看到烟雾从里面弥漫出来，并没察觉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这场论战，就像是风平浪静的海面下激流汹涌：语调不高，表情平静，没有笑脸，也没有愤怒，但眼光却互相直逼，语锋犀利，暗藏讥讽。

这场平静而激烈的交锋，谁也说服不了谁。恩格斯站起身来，倾身向马克思伸出手去。马克思虽没起身，却也作出回应。两个人礼貌地碰了碰手。恩格斯转身离开。在外间，他仍像进来时一样，优雅地与相遇者一一颔首，推门而出。

恩格斯并不知道：从他转身离开，直到身影消失，里屋那双忧郁、深邃、刚毅、锐利的眼睛，一直紧紧地尾随着他；他跨上马车，走出很远，那双眼神还定定的，没有收回。

这就是两位伟大人物的第一次见面。

53年后，年迈的恩格斯，依然清晰记得与马克思的第一次见面。1895年4月底，即他逝世前4个月，他在写给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传》作者弗·梅林的信中回忆：“11月底，我在赴英途中访问编辑部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的十分冷淡的第一次会晤。马克思那时正在反对鲍威尔，也就是说，反对使《莱茵报》主要地只是宣传神学问题、无神论等等，而不去服务于政治讨论和行动。他还反对埃德加·鲍威尔那种单纯追求‘最极端的’表现的、空谈的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埃德加那里随后又很快地被貌似激进的其他空谈所代替。由于我和鲍威尔有通信的联系，当然也就可以说是他们的同盟者，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缘故，那时我对马克思是抱着怀疑态度的。”

然而，近两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次见面，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