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季先生仙逝已经10周年了。

因为工作关系，从1991年开始与季先生有联系，每年都要去季羡林先生家多次，每隔两年便与季先生一起参加全国图书奖评奖活动，季先生是专家组主任，我是工作人员，季先生的联络员。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多年，直到季先生去世的前一年。

从一开始要写季先生的传记时，就得到了季先生本人的支持。最初写传记的时候，坊间还没有一本关于季先生的传记，唯一的资料来源就是季先生自己的文字，还有我对他的第一手资料的采访。幸运的是季先生满足我的一切要求，可以随时去他那里进行采访，只是我要上班，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和与季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进行写作。由于个人的学术低浅，也由于对季先生高山仰止般的崇敬，第一本传记写得简略，但季先生还是认可的。毕竟是第一本。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前言中所写的：“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可以说，《季羡林传》并不是我一个人写出来的，我只是把季先生一生的经历和学术成绩记录了下来，传记应该也必须是季先生自己写的。毕竟，传记里记录的都是季先生一生最真实的写照，至于季先生情感深处的东西，我能感知到，但不易表达出。

后来，尤其是季先生住进301医院后，他的社会声誉鹊起，一时间，大师的桂冠有很多，走近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了他以后，被安排与季先生见面也显然是一种特殊待遇了。

与季先生相处久了，近20年的近距离接触，从单纯的崇敬到亲情般的敬爱，从仰视到亲近，使我对季先生有了一种比对伟大学者更近一层的亲切感。以至于在他住院的一段较长时间里，我每次去都像家人一样，给他带专门从山东买来的他爱吃的特产。每年春节他都会嘱咐秘书，专门约我和家人去医院，并嘱咐一定要带上我的女儿，他称之为“小公主”。每次他也都把别人从香港送给他的糕点给我女儿留着，他也最爱吃我带去的山东酥锅。在某种程度上，季先生是我们的长辈，我们也让女儿称他为“太爷爷”。

季先生去世的那段日子，我多次在梦中见到他。季先生在医院的时候，我的同事们也是多次在梦中见到季先生，每次梦到他我们都会相约一起去看望老爷子，可见季先生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感情是多么深厚，他对我们太亲切了。季先生去世时，在北大季羡林追思会的告别礼堂里，我排在徐徐前行的队伍中，与季先生交往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

我们在评国家图书奖的时候喜欢在晚上到他的房间听他讲笑话，在大家聚餐的时候喜欢与他一起碰杯喝啤酒，与他一起散步的时候听他讲古……季先生是我们大家的季先生，他是一个大家都尊敬的老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老人，一个为了公众的需要而深藏了自己的老人。但在与季先生相处的近20年里，我深深了解到季先生其实是寂寞的、孤独的，尽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门庭若市，声誉鹊起，但也难掩季先生经常沉默不语的寂寞；他同时也是善意的、旷达的，他虽然并不喜欢热闹，也深知自己已经被社会声誉架起来了，但他仍旧善意地满足周遭的需求，需要他做大家坐标的社会需求，需要出版界名利双收的需求，等等，等等。他曾经在病榻上专门著文，对自己近乎剖析地做了分析，他对自己在荣誉上所受到的极大的推崇更是淡而视之。

他写道：“我在上面曾经说到，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有了点儿名，感到高兴，是人之常情。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了出名而去钻营。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子。已经有了几本传记，听说还有人正在写作。至于单篇的文章数量更大。其中说的当然都是好话，当然免不了大量溢美之词。别人写的传记和文章，我基本上都不看。我感谢作者，他们都是一片好心。我经常说，我没有那样好，那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出于此种认识，季羡林先生郑重提出：“我现在借这个机会廓清与我有关的几个问题。”他掷地有声地做出“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的决定。

季先生的一生有自己的理想、成就，也有遗憾。我的眼前经常浮现出的是老人沉默但又若有所思的面孔。他一定有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一定有他理想境界里的情感寄托，但这一切都随着岁月流逝了，带走了。在徐徐向前的追思队伍里，我在心里感叹着，季先生被这么多学子爱戴着，被国人敬仰着，但真正能读懂他的又有几人。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知道自己的，也只有季先生自己。

我在季先生遗像前深深地鞠躬，愿天堂里季先生能开怀。

人们对名人的仰慕往往仅限于此，对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却常流于空白。这是因为人们常常被名人们流光溢彩般的表面生活所迷惑，以为他们就是那个活在众人面前辉煌璀璨的人。其实，名人的名气与名人的精神世界，经常是有距离的，有时距离还很大。从精神世界来说，越是有才华有成就的人，他的精神世界越是丰富。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精神世界，才形成了名人的成就、伟业和功勋。

季羡林先生是鲁殿灵光，高不可攀。而实际与季先生接近起来，他又是那样的温良厚朴，平易近人。

季先生感人的形象第一次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奖的时候。季先生是文学组的负责人，我是工作人员，为评委们服务。那一年的工作很紧张，评委们只能将就着在小饭店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只见季先生在拥挤的座位里举手向我“请示”，我忙问什么事情，季先生微笑着说：“可不可以喝一杯啤酒？”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先生的幽默和纯朴给逗笑了。那一年，季先生已是82岁的高龄了，但他给我们的印象却是那样地健康、幽默、平易近人，几天的紧张工作下来，他已成为我们全体工作人员的老朋友。他自己也常说，非常愿意和我们年轻人交朋友。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见到季先生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便一有空就往季先生的屋子里钻，与他聊天、照相，没完没了，其乐融融。没有几天，他就把我们工作人员的名字都记熟了，还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好和特点。当先生得知我在工作之余还坚持写作时，就要我送他一本，并鼓励我最好再读一个博士。我当然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拙文拿去打扰先生。但事隔两年，到第二届图书奖评奖时，季先生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要那本小书。此时，季先生已成了我们的大朋友，我们有什么话甚至各个学科的疑难问题，都愿意找季先生解答。经常的场景是这样的，我们在季先生的房间里盘腿坐在地上，而季先生笑眯眯地坐在床上，我们就像是季先生的弟子一样围坐在那里，听先生给我们讲一些名人逸事。虽然先生年长我们许多，是我们的祖父辈，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岁月的隔阂，先生的思维方式非常年轻和活跃。季先生对我们工作人员也熟稔如一家人，经常会问我们：“怎么没有见到小Y呢？”

先生的知识当然是渊博的，学问是深厚的，与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们精神生活最为丰富的日子。面对全国几年来出版的精美图书，我们经常围坐在先生的身边，听他给我们解答各种疑问。从美术、历史，到考古、文学，季先生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一样，总能使我们的各种疑问和难点一一得到解答。我们从中得到的教益，尤其是一些珍贵的史料性的佳话，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都是在书本上所不能得到的。而同时，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也是我们在心情上最放松的日子。在先生面前，我们就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我们面前总有一个耐心的老师为我们亲切地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而且，这位老师又是那样地慈祥、善良和幽默。

后来，是在写先生传记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先生与我们一起工作和交往的这几年，正是他的个人生活最为痛苦的几年。他先后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女儿和老伴，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先生精神上的沉郁和悲观，他热情地参加所有的社会工作，健朗地与年轻人交往。他继续在学术的田野里耕耘，同时也写出了充满深情的怀念亲人的文章。他是把悲伤留给了自己，在深夜里独自咀嚼。当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再回头看那个时候的季羡林先生，便更觉得先生如同超人，既具有强大的抑制力，却又情感深沉、慈悲为怀。

先生的人格魅力确是应该写出来的。他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永远学习和敬仰的。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后人几生几世也无法企及的，但先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却可以使我们获取许多人生要义。

因写这一本传记而接近了先生是幸运的；因写完了这本传记而了解了先生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又是获益匪浅的。先生给我的精神上的力量和教益使我一生也受用不尽。每次与先生见面回来，我都能感觉到一种精神的富足和平静，缭乱的人生在瞬间便都能平静下来，人在这个时候便觉得特别清醒，知道自己在这短暂的人生中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也明白了，何以季羡林先生能够九旬高寿仍然精神爽健，笔耕不辍。静水流深，沉静人生，先生的精神世界，永远是平静和高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