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价值以及同与不同的张力

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社会就像“巨型生物链”一样秩序井然，每个人都有其位置所在，人们遵从一种自然的社会等级和政治等级。这种等级制度被看作是天定的，贵族优于平民是因为他们生来就离上帝更近一些。那时的观念认为，人之所以分三六九等，都是由上帝安排的，谁要是妄图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就是对神意的违抗。因此每个人都以符合其等级的方式生活着，限制奢侈法 规定了不同社会等级的消费原则，不同等级的人在服装、房屋和食物上都有其标准，超出自己等级的消费则是罪恶的表现。贵族和君主过着奢华的生活“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 ¹⁴ 。所以，当资产阶级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之后，为了提升社会等级，他们便自封为贵族，这样他们才有资格获得相应的消费权力。

随着等级社会的崩塌，人们的消费行为也被重塑了。神圣的等级制度不再用于指导消费，市场机制影响着商品传播的方式。这是一套流动的体系，人的消费活动不再取决于他生来优越与否，只取决于他拥有什么。贵族感不再是天定的，而成为一种阶级标志，可以被购买、被获得。这种转变表示着现代资产阶级对权力的夺取。这种新的社会模式下，阶级地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地位依附于市场，随时可能升级或降级。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全都取决于别人的眼光。埃德蒙·戈布罗写道：“这个社会中的等级只是组织和阶级，不再是一种正式的、法定的等级制度，它不依靠法律，只依靠人们的看法。它仍是现实的，只是不固定也不绝对。” ¹⁵ 当下，所谓的成功就是“在别人的眼中显得成功”。在各种竞争中，地位的高低都取决于他人的看法，而他人的看法则取决于这个人的表象。所以资产阶级必须努力证明自己的财富，还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向他人展示。因此，商品和消费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让·鲍德里亚的“符号物”三部曲 ¹⁶ 很好地介绍了商品的符号功能及其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在众所周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又出现了商品的符号价值这一新的概念。通过很多例子我们都可以发现，消费行为不能被简单地看作购买一件功能物品的行为，而是要看到其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购买的物品当然具备一些功能，但同时也可以使它的主人进入某种角色。消费构成了一种“通用代码”，一种“定位系统”，展示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鲍德里亚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消费对象的特征与拜物主义间的相似之处：“在商品背后隐含着的是生产关系的不透明性和劳动分工的现实性。不透明性使得人们无法掌握符号物真实的价值，于是只好由象征意义来决定它的交换逻辑。”在这种符号价值经济中，优势阶级控制了符号化的过程。因此，看似是人们选择着商品、商品给人们带来愉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服从着一种集体的社会逻辑，人并不是真的因为内在需求而消费，他们是被符号牵着鼻子走。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守住他所属的阶级，他必须遵守这门消费的法则。

符号价值经济也是建立在歧视上的，但这种歧视不是由固有的自然等级造成的，而是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关，这种地位是暂时的，也是可变的。意识形态革命让人们相信，统治不是由上帝赋予的，那不过是被美化和合法化的功勋罢了。与贵族制的封闭不同，资产阶级的行列是开放的，社会地位的提升，看的是一个人的能力、才华和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因此成为资产阶级。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懒散、无能或冒失，他就可能随时被市场抛弃。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在资产阶级的自由神话中，财富就是“功绩本身” ¹⁷ ：这是一个自然而流动的社会体系，每个人的地位都是靠价值换来的。

在这种社会秩序下，每个人都有权通过“自我证明”来实现地位的提升。没有人天生优于其他人，所以人们要互相竞争、争取财产，这种通过竞争来实现平等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刺激着符号之战的爆发，而符号物就是正在孕育中的消费社会的引擎。在阶级社会中，物质文化按照“同与不同”的双重机制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必须抵抗来自阶级以外的压力，因此他们通过炫耀和展示一些难以模仿、难以接近的独特符号，把风格语法掌握在自己手里，为底层阶级设置障碍。因此，若是掉入“大众化”的风格，就等于掉到了和底层人一样的地位。在抵抗着比自己低的阶级的同时，他们在面对和自己平级或比自己更优越的群体时，又努力试图与其相融。因此，符号战争便建立在这种联盟与对立的相持中，人们在试图攀登的同时，又要巩固和捍卫阶级地位。虽然没有了旧有的等级制度，但消费并没有因此变得平等，反而加强了人们围绕着符号物的竞争，成了一种“总想高人一等、总想与众不同的执念” ¹⁸ 。符号价值经济促进了商品的扩散，表达独特性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同时，这种经济大大放大了人们内心的挫折感，因为这种独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是与现实社会秩序中的惰性相抵触的。事实上，尽管社会再生产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但社会阶层大部分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根据弗雷德里克·鲁维洛瓦（Frédéric Rouvillois）在其著作中的分析 ¹⁹ ，“同与不同”的消费机制在人们附庸风雅的心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那些想努力融进高级群体（贵族）的人称为附庸风雅者（the snob），这些人通过调整自己的风格、消费方式和观点，让自己融入上流社会。通过模仿理想对象的举止和做派，试图把自己同其他普通人区别开来，以免陷入大众化的泥潭。这种特殊的行为常以遥远的、外国的，甚至完全建立在幻想上的群体为对象。“那些懂得更多的人可以靠一类群体、一种文化、一门语言、一套习俗来建立起光彩的特权，而其他普通人可能对这些并不了解。”“崇洋媚外”的心理对人们有很强的影响力，人们渴望加入的社会群体正因为遥远，才更让人想接近；越是需要知识才能理解的文化，才更难以模仿。于是，法国的附庸风雅者很多都是英国文化迷，英国却有不少人迷恋法国文化。人们崇洋媚外的对象可以是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或者北欧国家。这些附庸风雅者所选择的附庸对象需要足够独特，而且根据时尚周期而变化。人们比拼着谁更独特，如果附庸的人多了，附庸对象就会贬值，于是人们又要寻求新的附庸对象。因此，这种“同与不同”的机制就像是金字塔的形状，按上层资产阶级、中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顺序由上到下排列，“资产阶级要通过文化上、地理上或语言上的努力成为绅士：他要表现出他对外国的爱，还要饰以各种美德和高尚，他要表达出外国的东西比本国的好，从而显得自己和本国人不同，他要显得自己比那些满意平凡生活的人更优越”。 ²⁰ 于是，资产阶级的符号之战愈演愈烈，互相竞争的人们彼此针锋相对。

符号价值经济和符号之战都是基于人们对“和他人一样”的恐惧。在同质化的威胁下，个人必须培养自身的独特性，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在比拼审美的战场上，“塑造自我”成为人们的任务，“时髦”“风格”“品味”都成了个人价值的新指标，代表着人们的审美水平、时尚敏感度以及出众程度。人们要熟练掌握风格语法，避免品味出错，但这还不够，为了让自己更突出、更出彩，还要有自己独特的“个人印记”，也就是要把各种符号组合起来形成个人标记。因此，在符号价值经济中，人们成了自我的创造者，可以通过市场重新塑造理想中的自我，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这些全力以赴、野心勃勃的形象。 ²¹ 在19世纪的西方城市中，人人都要和陌生人见面，要想显得自己有地位、有财富，只需要改变一下衣着外表和举止，就能轻松达到。在城市中，所有社会互动都基于外表、印象和外部符号，人们的社交是匿名而非私人的，这与传统乡村社区截然不同。在自给自足的乡村里，人们的身份是固定的。人们遵从集体主义的理念，即个人要服从于集体。由于人们相互熟识，每个人的身份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都是众所周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把自己伪装成上层阶级。然而，随着农村人口外流，人们借此逃脱村庄小社群的监视，加入匿名的城市，从而自由地修改自己的身份。

对自我的建立和自身形象的维护带来的不仅是野心，还有焦虑。每个人都处心积虑要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时刻关心自己是否杰出，是否平庸。约束消费行为的已不再是等级制度，而是专业知识、财力物力和敏锐度。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家具和衣服，但消费时必须具有洞察力和创造力，对礼仪举止信手拈来，还要懂得风格语法，拥有独特的个人印记。如果遇到不知道如何选购商品的情况，资产阶级可以求助于商品专家来提供解决方案。市场会为迷茫的人们提供指导，例如一些针对女性的媒体会提供时尚和室内设计的相关建议，提供生活手册、学习装饰和礼仪的书籍等。资产阶级有了这些资源来武装自己，便可以更加激情澎湃地投入符号之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