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非常丰富，散见于经济学、组织行为学、领导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之中。为了聚焦讨论主题，这一部分的研究综述将主要介绍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成果。

2.2.1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测度

2.2.1.1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分类

关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讨论，从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起就开始了，然而对它的内涵还未达成一致的认识。企业家精神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微妙而难以捉摸的角色”（Baumol，1990），其含义的广泛性、不稳定性、多层次性使之成为一个多维概念（靳卫东和高波，2008），不同的定义反映了特定的看法或各自强调的重点。例如，Stopford和Baden-Fuller（1994）认为企业家精神应包括前瞻性、超越现有能力的渴望、团队定位、解决争端的能力和学习能力五个特质；Wennekers和Thurik（1999）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识、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配置能力、发现新商机的能力等十三个方面的内容；Bhaduri和Worch（2005）认为企业家精神可以从对不确定性的容忍态度、开发和探索新技术机会的能力、对组织架构和协调的倾向三个方面衡量；等等。

根据Hébert和Link（1989）的经典综述文章，理论文献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学派。①以熊彼特（Schumpeter，1934）和鲍莫尔（Baumol，1968、1990）为代表的德国学派，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其中，熊彼特首次系统强调了企业家的创新者角色，认为企业家是经济中的创造性破坏力量；鲍莫尔则区分了企业家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②以奈特（Knight，1921）和舒尔茨（Schultz，1980）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注重企业家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冒险精神以及应对市场失衡的能力。其中，奈特将企业家角色与风险承担者联系起来，强调企业家处理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舒尔茨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一个充斥着各种类型失衡的过程，企业家才能就是应对失衡的能力。③以米塞斯（Mises，1951）和柯兹纳（Kirzner，1973、1979）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关注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其中，米塞斯认为由于市场是不完美的，人类行为的结果常常是不确定的，企业家就是努力消除蕴藏在行为中的不确定性的行动者；柯兹纳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描绘的均衡世界不可能自动实现，市场常常处于不均衡状态，正是这种不均衡状态的存在才使得企业家有用武之地。

由于其内涵的广泛性，对企业家精神也形成了不同的分类。其中，以全球创业观察机构（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划分的生存型企业家精神（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和机会型企业家精神（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的认可度和引用度最高，这一划分来自创业者对该问题的回答：“你参与创业活动是由于发现了创业机会，还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可见，生存型企业家是指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而不得不成为企业家的人，主要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或体面的个人生活；机会型企业家则是指为了追求某种商业机会而创立企业的人，其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更加独立自由或实现个人价值（Zacharakis等，2000）。现有研究发现二者发生概率的相关性很低且不显著，表明二者的创业动机明显不同（Reynolds等，2002），同时二者成功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大差异（Block和Wagner，2007）。因此，这种区分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如德国等国家明确区分了针对生存型和机会型企业家精神的支持政策（Bergmann和Sternberg，2007）。

2.2.1.2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

企业家精神内涵的广泛性、不稳定性，也造成了测度指标、方法的多种多样。这些方法根据其度量指标使用的个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数。前者主要是使用某一个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指标作为其代理变量，后者则是将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因素通过统计、分析与综合而形成指标体系。

（1）单一指标。以单一指标测度企业家精神多见于计量实证文献中，着重于企业家精神特征的某一方面，并使用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数据进行度量。这是因为：首先，在计量实证研究中，由于统计资料可得性的限制，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不可能无限选取，只能限定于从一个或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来研究；其次，在逻辑实证研究中，受限于现有的研究方法，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也显得较为具体和简单。社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测度研究主要借鉴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企业家精神往往会从企业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对企业行为过程的度量可以反映该区域企业家精神的状况，因此常用指标有自我雇佣比率、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企业所有权比率、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等。具体介绍如下。

自我雇佣是指通过建立自己的企业获得资本收益的行为（Black等，1996），主要包括单一业主、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一人公司的老板，自我雇佣比率就是自我雇佣者占劳动力的比率。Blanchflower（2000）以自我雇佣比率作为潜在企业家精神的度量指标，调查了23个国家共25000个样本人口的自我雇佣情况，发现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自我雇佣比率越高，如波兰、葡萄牙、美国都具有很高的自我雇佣比率，而挪威、丹麦、俄罗斯则较低，并且发现自我雇佣的职业者具有比被雇佣者更高的职业满意度。OECD在2001年对组织内各国的劳动力进行了调查，将劳动者划分为雇员和自我雇佣者，发现不同国家的自我雇佣情况与人均GDP、失业、服务部门的规模以及平均征税幅度等变量相关。自我雇佣比率指标的缺点在于数据记录范围过大（从渔民和理发师到软件设计工程师），另外，自我雇佣比率的测定方法仅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家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发现市场机会的能力，不能全面反映诸如大企业的产品创新、新市场的发现和开拓等创新行为。

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包括了企业进入、退出和变动比率。Geroski（1995）、Joh（1999）、Yu（2003）等的研究都表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导致了行业的波动，推动市场结构趋于分散化，最终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高的企业更替率表明经济环境比较富有竞争性，创新的创业者可以取得成功，企业家精神也更丰富。但是，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指标也有不足：首先，某些技术的新发明和新运用是通过产品市场的扩大来体现的，而不一定是通过企业的进出，有资料表明现有企业内部的创新行为往往比新建企业的创新行为更加重要；其次，过多的新建企业虽然可以加速创新技术的扩散，但也会抑制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Audretsch和Thurik，2001）。

企业所有权比率指的是企业所有者人数占所有劳动力人数的比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起，小型生产企业已经开始在西方经济中崛起（Acs和Audretsch，1993），大型企业已经缩小规模并调整结构以突出核心业务，这种现象不能通过自我雇佣比率来解释，而应通过企业所有权比率或企业的商业所有权比率来解释。同时，该指标还可以衡量不同时间和不同区域的企业家创新行为，进行跨地区、跨国和跨期比较，因此Audretsch等（2002）和Carree等（2002）均采用企业所有权比率来反映企业家行为的活跃程度，OECD的研究文献也倾向于用企业所用权比率作为衡量企业家精神的变量。但是，企业所有权比率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企业所有权比率将不同类型的企业家行为用同一指标来衡量，没有区分产业技术含量的高低；其次，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影响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在总效果中的权重也应该加以区分；最后，该比率是以企业的股票所有者而不是企业的创立者为标准的，这等于将企业家的实际范围扩大了。

在小企业崛起的形势下，也有学者支持用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来衡量企业家精神。Rothwell和Zegveld（1981）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小企业贡献了27%的激进式创新和37%的渐进式创新。因此，学者们普遍认同公司大小与公司增长率、公司存在年限成反比，小公司比大公司具有更高的增长率，小公司的增长率越高，将导致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很明显小企业并不能代表企业家精神的全部。

企业家精神测度的单一指标及2004—2014年应用单一指标的代表性实证文献如表2-2所示。

（2）复合指数。以复合指数测度企业家精神多见于社会机构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认为，任何单一的指标都无法全面反映社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倾向于从多个方面运用一系列指标来综合考察企业家精神。Gnyawali和Fogel（1994）最先提出用一个整体的概念框架整合企业环境的相关文献，在社会环境如何满足、引导或强化企业家的需求与推动新企业的创立二者之间建立明确的关联。在此基础上，Lerner等（1997）、Brown和Kirchhoff（1997）、Hung（2006）等也尝试建立不同的复合指标体系。本书列表对比了常见的复合指数（见表2-3），其中最为权威知名的是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指数和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orld Bank Group Entrepreneurship Survey，WBGES）指数，但是这些基于问卷调查的企业家精神测度指数存在工作量庞大、主观性较强、偏重创业意愿而非行为等缺点 。

2.2.2 增长理论中的企业家精神研究

回顾企业家精神研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角色及其变迁可以发现，经济实践的变化使得理论界更加关注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这有助于理解本研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借鉴Audretsch等（2006）的观点，本书将20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资本（索洛）经济阶段、知识（罗默）经济阶段、企业家经济阶段。

在资本（索洛）经济阶段，理论基础是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它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主要作用路径是：要素投入→规模经济→经济增长，资本投入成为政府治理经济的核心。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实践以大规模生产为主导，企业家和中小企业的作用被忽视。随后，“列昂惕夫之谜”的出现使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标志着知识（罗默）经济阶段的开始。在知识（罗默）经济阶段，理论基础是以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的研究成果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它将知识投资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主要作用路径是：知识投入→报酬递增→经济增长，知识投资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不过，内生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于假定知识投资能够自动转化为经济产出，这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尤以“欧洲悖论”为肇始，学者们逐渐将目光投向知识转化环节，进而聚焦到被增长理论长期忽视的关键变量——企业家精神。此后一系列理论研究揭示了企业家精神与知识经济的逻辑关联：由于新知识具有高度的价值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和高交易成本等特征，所以只有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等经济产出，而企业家精神的冒险性、前瞻性等特质使其成为唯一的转化载体，作用路径表现为：企业家精神→知识溢出→经济增长。这也得到了众多国外（Reynolds等，1999；Acs等，2004；Dias和McDermott，2006；Praag和Versloot，2007；Audretsch等，2008）和国内（Tan，2001；李华晶，2010；张小蒂和姚瑶，2011）经验研究的支持。三个阶段的简要对比如表2-4所示。

可以看出，企业家精神研究是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新拓展，弥补了原先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大企业“程序化创新”对知识经济增长解释力不足的缺陷，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企业家精神和“分散式创新”在解释“剩余”增长即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

2.2.3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正如前文提到的，现有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的研究更多关注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等宏观因素，忽略了企业家精神等微观因素的作用。目前，关于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外方面，McMillan和Woodruff（2002）、Gries和Naudé（2010）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企业家精神支持下的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国内方面，也有学者慢慢关注到了这一点，如在企业家精神（张维迎和盛斌，2004；庄子银，2007）及内涵相近的企业家职能（郑江淮和曾世宏，2009；刘年康等，2013）、企业家资本（张晖明和张亮亮，2011）促进经济增长的讨论中，涉及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有学者从逆向的视角指出，低效率增长方式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供给的主体——以利润为目标的真正企业和企业家（王诚，1999），中国企业陷入创新能力低谷的根本原因是对于“制度型企业家精神”的路径依赖（程虹等，2016），正是企业家转型的滞后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焦斌龙和冯文荣，2007）。遗憾的是，系统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文献依然非常少见（刘年康等，2013；曾铖等，2015）。

2.2.3.1 理论机理

虽然学者们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但这类文献只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及其转变。显然，前者重量，后者重质；前者重速度，后者重动力；前者重眼前，后者重可持续性。可以推断，企业家精神对二者作用的机理也有很大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并不能替代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不过，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的局部分析，仍有助于梳理和深化对企业家精神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的认识。本章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梳理，将它们归结为三个视角，具体如下。

（1）企业家职能视角：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制度构建。企业家职能视角是指从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或职能配置（Baumol，1990）的视角，分析企业家精神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理。焦斌龙和冯文荣（2007）的观点可作为这一视角的概述：企业家是资源的最终配置者，是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应用者和推广者，是制度环境的构建者和市场环境的塑造者，因此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力量。

企业家精神通过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的路径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不难理解，因为它们普遍被认为是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舒尔茨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成功应对市场失衡的能力，即“重新配置资源，以获得各种可观察到的报酬”。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通过“创造性毁灭”打破市场均衡。张维迎和盛斌（2004）直言“企业家就做两件事：一是发现不均衡；二是创造不均衡”。前者是指捕捉市场不均衡带来的盈利机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纠正市场不均衡；后者是指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技术，打破原来的市场均衡，获取新市场、新客户。可见，正是市场非均衡状态的存在才使得企业家有用武之地（Krizner，1979），企业家精神通过资源配置和创新，不断地纠正和创造市场的不均衡，循环往复，提升市场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资源配置方面。经济增长方式是对资源组合方式的概括，转变的实质是用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资源组合方式代替较低的资源组合方式，也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由于实际生产活动中存在广泛的技术无效率情形，所以资源重新配置被认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重要来源。以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为例，如果市场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或新建企业的产生呈现出聚集效应，或新技术和新产品创新呈现出一个较高的速度，则新建企业将对现有企业形成冲击、震荡，这种外部性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建立，最终淘汰现有企业（Stein，1997）；相应地，劳动力从老企业向新企业转移的过程也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创造性毁灭”的进程。如Foster等（2001）实证发现，美国制造业1977—1987年生产率的增长中34%归因于新企业的进入，24%是由工人在不同企业之间重新配置贡献的。考虑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是最终的资源配置者，所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企业家主导的过程。郑江淮和曾世宏（2009）、刘年康等（2013）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证明，企业家职能在研发部门的效度越高，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力就越容易向研发部门转移。

技术创新方面。虽然Romer（1990）明确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技术进步内生化过程并不能解决研发动力和知识生产机制产生的问题，技术创新和知识增长依然是外生的。Aghion和Howitt（1992）也指出，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预期下一期研究越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越大，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就越高，这将降低本期研究中排他性知识的垄断租金，打击本期研究的积极性，导致经济陷于无增长的困境，而打破这一困境的动力来自对研究开发和劳动力技能的大量投资。刘年康等（2013）构建了从单一制造部门向研发制造两部门转变的理论模型，证明了企业家职能的效果越突出，经济体从单一制造部门向研发制造两部门转变的趋势越显著。

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影响也被认为是其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渠道。鲍莫尔（Baumol，1990）认为制度结构通过改变企业家面临的报酬结构影响企业家职能的配置方向，并区分了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强调企业家职能的配置是理解企业家活动对经济繁荣贡献的关键。Acemoglu（1995）进而指出，在动态经济中，过往的报酬结构及其未来预期导致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从技术模仿阶段过渡到自主技术创新阶段，把投资阶段的企业家塑造为创新阶段的企业家。这种转换的关键是建立一个企业家淘汰机制，因为只有低技能的企业家让位于高技能的企业家，才能避免使原来的企业家陷入投资驱动模式（Acemoglu等，2006）。张维迎和盛斌（2004）也指出，如何从简单的套利者和模仿者转变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但事实上，企业家并不只是制度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制度环境的直接构建者角色。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通常是由外来冲击以及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而对这些冲击和变化最为敏感的人群就是企业家。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企业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经济，在体制内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相信随着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由企业家发起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将占据主导地位（焦斌龙和冯文荣，2007）。

（2）企业家人力资本视角：一揽子要素配置的“干中学”、适宜技术选择。也有学者从企业家精神的人力资本属性角度展开研究。内生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干中学”及其扩散效应带来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推动内生技术进步的实现。而企业家作为高级人力资本，与内生技术进步具有共生耦合的逻辑联系（姚瑶，2013），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于一般人力资本只掌握单一生产要素，企业家通过对资本、技术、管理等一揽子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干中学”，从而既驾驭技术创新又高于技术创新。因此，创业家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高于一般人力资本。第二，由于人力资本的“干中学”效应受到特定要素投入的制约（Acemoglu和Zilibotti，1999），即存在“局部干中学”效应（Localized Learning-by-doing），因此需要选择适宜的技术。企业家通过选择符合本地技术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禀赋结构特征的适宜技术，同时注重引进技术设备中资本内嵌型技术的运用（Delong和Summers，1991），较好地促进内生技术进步的实现。第三，人力资本的“干中学”和技术扩散相互作用，既能促进本地区的持续创新，又能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帮助那些积累了一定人力资本存量或企业家资源的后发地区赶超先发地区，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蛙跳型经济增长”（Basu和Weil，1998）。

（3）管理要素投入视角：配置与激励。马歇尔最先提出了新古典理论的第四生产要素，即管理要素。管理要素作为一种知识性资源和知识性投入，主要是指企业家及其领导下的管理层所拥有的知识。有不少学者将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管理要素投入，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考察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这些研究认为管理要素不仅具有配置功能，也具有激励功能：由于劳动具有可激励的特征，劳动在生产中存在很大的潜能，劳动努力程度的提高需要企业家给予激励。毕泗锋（2008）构建了一个引入企业家（管理者）要素的企业生产模型，认为由于劳动合同的不完全，虽然报酬可以事先约定好，但其真实的劳动付出会随着努力程度而变化，因此企业家（管理者）通过影响生产者的努力程度间接参与生产，在生产函数中居于关键位置。周卫民（2011）结合企业家的激励能力和劳动者的努力程度，构建了两部门经济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在物质资本配置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加强管理要素对劳动的激励作用，可以实现人均资本（K/L）的增加，从而提高产出增长率。这一发现否定了资本深化理论关于生产效率提高只能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论断，反映了管理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特征，充分说明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管理要素投入，对提高生产效率、转变增长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曾铖等（2015）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整合，指出这些分析不仅在理论上未成体系，实证上也流于简单，为此构建了如图2-2所示的理论模型，并对影响机制做了详细说明。一方面，市场不均衡驱动企业家的创业精神，通过企业进入、退出、扩张、萎缩等资源重新配置行为，纠正市场不均衡；另一方面，企业家引入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市场、新组织方式等的创新精神又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创造出新的市场不均衡。这两个方面分别推动了技术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并相互作用，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螺旋式上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

2.2.3.2 实证检验

本书整理了2004—2014年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实证文献（见表2-5），样本覆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OECD成员国等，以及中国各省（区、市）、长三角地区等，时间跨度长，基本都取得了一致的结论，证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存在正面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