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总体评述

2.4.1 相关研究共识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共识。

（1）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书以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按照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经济增长方式可划分为依靠要素积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高度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技术进步贡献低、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低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低增长又导致了粗放型特征加重的迹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三期叠加” 的新阶段，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资本报酬递减、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新问题，粗放型增长方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亟须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其核心目标与要求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使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2）企业家精神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也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自萨伊以来，经济学家就普遍将企业家精神视作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认为其对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诸多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企业家精神支持下的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包括企业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劳动过程、推动技术创新提高要素产出效率，通过人力资本“干中学”、选择适宜技术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内生技术进步，以及诱导制度变迁和重塑市场环境等。从国内情况来看，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政策背景，我国已进入企业家经济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离不开企业家群体的微观推动，这就要求企业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将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即从政府作为选择主体向企业家作为选择主体转变，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企业家是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基本要素。

（3）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关系，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现阶段仍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政府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当政府规模较小时，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政府规模的扩张可以增加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效纠正市场失灵，这一阶段以正效应为主导；当政府规模较大时，政府规模的扩张将挤占私人投资空间和加重企业税费负担，并可能引发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以及机构臃肿、人员冗杂、权力寻租等问题，这一阶段以负效应为主导。因此，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规模，也就是影响关系由正相关向负相关转换的“警戒线规模”。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仍然相对不足的情形下，政府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依然为正，因此现阶段而言，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仍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2.4.2 对本研究的启示

有待改善的几个方面具体如下。

（1）经济发展质量的测算结果有待商榷。本书以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高质量发展即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标准。TFP测算结果的科学合理性取决于两个方面。①测算指标的选择。多数文献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测算指标（易纲等，2003；吴三忙，2007；陈继勇和盛杨怿，2008；郑京海等，2008；王小鲁等，2009；谢富胜和秦韬，2010；赵彦云和刘思明，2011；卢万青，2013；彭宜钟等，2014；王霞等，2015），但是，有研究文献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只是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提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在TFP提高的同时，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可能更高，致使经济增长方式反而趋于低端化（唐未兵等，2014；赵文军和于津平，2014）。②变量的构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资本存量的估算是一个难点和重点，涉及投资数据、基期年份、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和增长率确定以及投资价格指数构造等敏感问题。学者们不断争论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大小的问题，其实与资本存量估算的精确度密切相关（单豪杰，2008）。唐未兵等（2014）、赵文军和于津平（2014）在资本存量估算过程中对变量的构造仍显粗糙，这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从而影响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判断。

（2）对企业家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机理缺乏系统研究。中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需要出现更多有效配置资源、创造高价值、具备优秀商业模式的企业，而这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支持。本书以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因此，研究企业家精神是否或如何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忽视了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显然前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替代对后者的研究。虽然本章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企业家职能、企业家人力资本、管理要素投入三个视角对作用机理进行了评述，但是也指出这些机理分析不仅在理论上未成体系，实证上也流于简单。

特别是就机理分析而言，上述三个视角仍局限于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假设企业家的决策是在已知概率函数分布并给定偏好、资源约束和技术条件下的最大化个人效用选择（Kirzner，1997），这不可避免地存在“未能针对决策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有限的理性行为、制度的复杂性以及动态的实际调整过程”做出解释的缺陷（Nelson和Winter，1982）。为此，有必要引入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范式，因为市场不均衡、企业家警觉、动态竞争过程等观点正是奥地利学派的洞见。

（3）对政府规模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关注较少。如前所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源在于现行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改革的方向在于从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转变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增长方式。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必然离不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调整。实践已经表明，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政府（张勇和古明明，2014）。特别地，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密集出台了各项扶持政策，政府曾经在经济增长领域扮演的“监护人”角色，似乎又将渗透到企业家活动领域。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需要回答：政府规模的扩张激励还是抑制了企业家精神？

可见，研究政府规模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规模的研究视角鲜少涉及企业家精神。与此较为接近的是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关系研究，不过政府规模仅是经济自由度的评价指标之一，经济自由度还涉及对外贸易、劳动力自由流动、产权保护、货币政策等方面（张晔，2005），因此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政府规模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

（4）对政府规模、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发展三者缺乏整合性分析。通过本章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这三个核心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政府规模是企业家精神的前向影响因素，高质量发展是企业家精神的后向作用结果，三者以企业家精神为纽带而串联起来。遗憾的是，现有文献中缺乏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对三者进行整合性分析的理论依据源自鲍莫尔（Baumol，1990）的“企业家才能配置”学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通过改变企业家面临的报酬结构，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游说、诉讼、犯罪等）之间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由此建立了一个贯穿分析制度质量、企业家精神、经济绩效的基本理论框架。本书提出的“政府规模—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就是将制度质量和经济绩效的关注点分别聚焦到政府规模和高质量发展，可视作对鲍莫尔理论框架的细化。

上述这四个方面依次对应本书的一项数据基础工作（高质量发展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测算）和三个研究问题，形成了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它们也将在接下来的第3～6章依次展开，共同构成本书研究内容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