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概念界定是理论探讨的起点，也是定量研究的切入点。本书的三个核心概念即政府规模、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发展都是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为明确讨论范畴和避免歧义，先对这三个核心概念做出界定。
1.2.1 政府规模
本书以政府规模（Government Size）反映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程度。所谓政府规模，是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所组成的政府各个具体组成部分的总和（王玉明，1998），它的大小表现在政府的权力区间、财政收支、机构状态和雇员数量等多个维度。一般来说，政府规模越大，其控制的经济资源越多，这就意味着它更容易渗透到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对于市场具有更强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汪德华等，2007）。
本书以公共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规模的衡量尺度，原因有二：一是政府的权力行使、机构和人员的设置都必须以公共财政为支撑，即“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根据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需求做出动态的调适与规划”（Melchor，2013），因此，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权力和职能、机构和雇员的正函数，是一种综合的数量反映；二是政府的权力空间具有不可计量性，而雇员数量指标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概念界定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是因为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雇员不在政府编制序列内，却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能并由财政支付经费（如事业单位）
（文雁兵，2014）。此外，在涉及政府规模与经济联系的文献中，以公共财政为尺度可以直接反映政府所控制或支配的经济资源（Persson，2002）。
遵循这一惯例，为了跨地区、跨时期可比的需要，本书采取“相对规模”的做法，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或其中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的测度指标，这也是国内外研究文献经常使用的基本指标（如Larkey等，1981；Sheehey，1993；Persson和Tabellini，1999；马拴友，2000；范子英和张军，2010；文雁兵，2014、2016；曾铖等，2017）。
1.2.2 企业家精神
近年来，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逐渐在经验研究中得到重视。与关注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特质研究不同，这些研究借鉴产业经济学的思想，以企业家活动的宏观数据作为代理指标，分析地区或国家范围内企业家精神的就业、增长、贸易、知识溢出等经济社会效应（Acs等，2004；Glaeser，2007；李宏彬等，2009；Cumming等，2014；程锐，2016；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Chowdhury等，2018），以及制度（程俊杰，2016；吕相伟，2018）、法律（邵传林和张存刚，2016；韩磊等，2017）、管制（陈刚，2015；张龙鹏等，2016）、文化（Audretsch等，2010；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人口（郭凯明等，2016；周敏慧，2017；林涛等，2017）、教育（陆铭和倪鹏途，2015；Levine和Rubinstein，2017）等因素和生态系统（Audretsch和Belitski，2017）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作用，并比较了企业家精神的时空分布与动态演化（朱盼和孙斌栋，2017；王霞等，2017）。这些文献通常使用自我雇佣率、企业所有权比率、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雇用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等作为衡量区域企业家精神的代理指标。
在这里，企业家精神不再是微观的个体特质，而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即企业家活动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状况，从而以此对企业家精神进行量化分析，这构成了所有企业家精神实证研究的出发点（靳卫东等，2008）。其背后的逻辑在于：①企业家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仅在内涵上尚未形成一个清晰的定义（李宏彬等，2009），而且在经验研究中也很难对其全部内涵进行准确量化，退而求其次，可以将其最终的具象化形式——企业家活动，作为反映一个地区企业家精神状况的代理变量；②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地理相似性或生态特点的影响，以其产生和成长空间为背景，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Sorenson和Audia，2000）。尽管宏观数据不可能衡量企业家精神的微观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够体现微观的加总效应。
遵循这种传统，本书从社会（区域）层次将企业家精神界定为一个地区人们竞相成为企业家的行为活动和精神追求（鲁传一和李子奈，2000；刘亮，2008；董昀，2012），认为一个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活动越丰富，这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水平就越高。具体地，以一个地区内个体和私营企业家建立或投资新企业、雇用工人的宏观数据来反映企业家活动水平的高低，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
1.2.3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性内涵和多维性特征。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其质态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任保平（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应包含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等方面。陈昌兵（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向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型。张军扩等（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发展。高培勇等（2019）认为，“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依靠高投资、劳动参与率增加等要素驱动，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效率驱动。
从更长时间的经济学研究视角来看，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例如，早在“九五”时期（1996—2000年）中国就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时相应的术语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鉴于此，并考虑到实证研究的需要，本书以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以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