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
一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个歌谣，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可见贵州贫穷。但是一入云南境内，立刻云开见天，使人心情舒畅。汽车驶近昆明，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古幢公园参天蔽日的绿荫，紧接着是魁星阁的飞檐黄瓦、金碧路的外国餐馆、护国门的洋房别墅。长途汽车站在护国门，到站后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先到才盛巷联大办事处打听消息，再去大西门外联大租用的昆华农业专科学校的校舍。

一到农校，看见三栋两层大楼，中间那栋还有三层，入口处直立着四根顶天立地的希腊式石柱，气派非凡，我觉得不下于我想象中的清华大学。进去一看，教室里摆着许多扶手椅，我不知道这是战时桌椅合一的简便设备，还以为是大学培养独立自由的作风呢。靠左的大教室里有一张绿色的乒乓球台，大楼对面是一个大足球场，场上正在比赛足球，周围的看台上坐满了观众，啦啦队打着拍子，齐声鼓掌叫好，我觉得秩序井然，胜过了在南昌看到的比赛。东楼东边有几块布告板，上面贴着红红绿绿的通知，一眼看到茅盾1月2日在三楼大教室讲演的消息，觉得联大文化生活真是丰富，南昌哪有这种机会！又看到江西同学会迎新的消息，则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慨。

在农校打听到一年级新生的宿舍，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北院，于是走龙翔街穿过大西门，走上文林街，快到府甬道时，就是昆中南北院了。南院是八字头门，一进门左手有一个传达室，然后走下十级石阶，走过一个操场，就看到了许多蜿蜒曲折的小庭院。我到宿舍办公室去登记，因为明天元旦放假，下午不办手续，只问到了吴琼的宿舍，是北院一号房间，于是就离开了南院到北院去。南院大门斜对面是北院的小侧门，一进门右手有一间有名无实的传达室，正对面是昆北大食堂，土墙黑瓦，里面摆了几十张四方的饭桌，饭桌周围是四条长凳，钉在一起，成了一个大正方形，每桌可坐八人。大食堂后面是另一个新粉刷了黄色外墙的食堂，那是师范学院学生专用的，因为师院是联大和云南省合办的新学院，房子比大一食堂好，里面看来也更清洁。师院食堂之后是一个大操场，右边有一排参天大树，掩映着一个乱石砌成的小花园。闻一多先生蓄着长胡须，穿着蓝布长衫，下课后常经过这一排大树下，走回家去。回忆起来，也成了难得的联大一景了。

再往前走就是北院宿舍。外面有陈旧的黄色围墙，墙内有一栋木结构的楼房。上下两层，每层十二间，每间住八个同学，左右靠墙各摆四张木床，中间摆八张小书桌，晚上八人共用一盏电灯，光线不好，还不如二中时代的新宿舍呢。吴琼住的一号寝室在楼上右手第一间，他睡右手靠窗的第一张床。因为我的行李没到，（说来真险！汽车离贵阳后，下山时掉了左前轮，没有翻下山去、掉入深谷，已经算是万幸，旅客只好换车往前走，行李却要迟一天到了。）吴琼见我旅途劳累，就让床给我睡，自己却和同室的王庆文挤了一夜，可见吴琼还是很体贴人的。比起他来，我真是个以自我为中心，不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学生。这是我到昆明，在联大住的第一夜。

1月1日，星期日

元旦放假，我就向吴琼了解一年级的情况。他和我是难得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而且同是外文系，不过他对语言的兴趣，比对文学更高。他告诉我：外文系一年级有三门必修课：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和逻辑；有三门选修课：中国或西洋通史，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一门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已经上了一个月的课，英文已经讲了一课《忍辱负重的苦力工人》；一课选自赛珍珠《大地》的写中国农民的《荒凉的春天》。 英文课排在每天的第一堂，星期一、三、五讲读本，由教授讲；星期二、四写作文，每周一篇，由助教批改。国文、英文都分组讲，至于我分到哪个组，要注册时才能知道。

吴琼对口语感兴趣，常去教堂听美国牧师讲《圣经》，他问我去不去。我问他教堂离长途汽车站远不远，他说三一圣堂在金碧路，汽车站在附近的护国路。我对“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既不了解，也没兴趣，但是为了去车站取行李，就决定和他同去了。我们出了昆中北院，从府甬道下西仓坡，然后沿着翠湖西路往南，经过大众电影院 ，跨过武成路再往南走，就到了教堂。美国牧师英语说得清楚，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连成句子，要理解意思就需要多听了。宗教是要信仰的，我用理智去分析，未免不得其门而入。例如《圣经》中讲：上帝禁止人吃智慧之果，吃了就要赶出乐园。那不是上帝要人类愚昧么？崇拜上帝不是希望人类永远不进步，永远落后么？我想不通，问吴琼，他也说不出道理，但他却不深入追究，使我觉得他搞语言还可以，要研究学术就不够了。吴琼个子很小，小学同班时他坐第二排，我和薛蕃荣坐第三排，我一直以为吴琼比我年纪小，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比我大一岁。高中一年级我们又同班，并且同坐第三排，学习成绩都不出色，大约他理科比我好，所以高二他分到理组，我却在文组。听完牧师传教之后，我就去护国门取行李：一个铺盖，一个小皮箱，里面除了衣服之外，还有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一本英译果戈里的《巡按使》，还有一个网球拍。

补记1

1月2日，星期一

上午到农校注册组去注册，才知道我的学号是“联203”。学号是学生的号码，按照学生的英文姓名编排顺序。例如“联1”是个姓安的同学，因为安字的英文拼音是An，许字当时的拼法是Hsu，排在203号，吴琼的吴字拼成Wu，学号是“联561”。联字代表联大，因为当时还有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学号不用联字，而用T、P、N分别代表清华（Tsinghua）、北大（Peking University）、南开（Nankai），学号编法基本采用清华系统。后来联大的英文名字正式定为Associated University, 学号也就用A代替联字了。

在注册组看到大一英文分十几组：A组教授是陈福田，原是清华外文系主任，吴琼就在他那一组，说他英语非常流利，因为他是在美国檀香山生长的华裔美国公民。B组教授是钱锺书，是清华出名的才子，他入学考试国文英文全优，但数学不及格，是破格录取的。他上课时不太用功，考试却是全班第一，因为老师讲的他全知道，甚至老师只提到书名，他却已经读过全书了。C组教授是北大的潘家洵，我来联大前就读过他翻译的易卜生戏剧，他讲课用翻译法，上课时教室里外都挤满了学生，是联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英文教授。我本来想选他这一组，不料注册组说：大一学生不能自由选择，由大一指导委员会统一分配，于是我就等注册组通知了。

后来注册组出通知，说我英文分在N组，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一、三、五上午第一课时，早八点到九点，地点是西楼二层，教授是南开大学的柳无忌；作文时间是星期二、四第一课时，助教是叶柽。英文分组之后，再选其他课程：大一国文由中文系教授每人授课二周，时间是每星期二、四第四课时，上午十一至十二点，地点在中楼三层大教室，国文作文由浦江清教授批改，时间是每星期六第四课时。逻辑由哲学系王宪钧教授讲，时间是星期一晚七至九时、星期三晚七至八时，地点在昆华工校二层教室。西洋通史由南开大学皮名举教授讲，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第二课时，上午九点到十点。社会学科我本来选法学院长陈序经教授的社会学，时间是星期一、三、五第三学时，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但他的广东话不好懂，又改选浦薛凤教授的政治学 （后来改由张佛泉教授 担任） ，时间改成每星期一晚九点到十点，星期三晚八点到十点。我对自然科学全无兴趣，勉强选了彭光钦教授的生物学，时间是星期一、三、五第二学时，从九点到十点。生物还要做实验，助教是吴征镒 （后来成了植物研究所所长） 。

选课之后，下午去三楼大教室听茅盾讲演。茅盾是我久闻大名的作家，他脸很瘦，戴了一副眼镜，穿了一件长衫，在朱自清教授的陪同下，来到大教室。朱先生个子低，穿一件咖啡色的长袍，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他的《背影》，中学时又读到他的《匆匆》，很喜欢“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这些有对仗的句子，并且模仿写过作文，得到老师的好评。这天一下见到两位作家，觉得联大真是名不虚传的大学，在江西是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无怪乎三楼教室虽然大，还是挤得座无虚席。茅盾讲的题目是《一个问题的面面观》。当时汪精卫正从重庆经过昆明飞去越南，向日本人投降。茅盾就结合当时的形势，举磨刀石为例。他说：从磨刀石的观点看来，石头是磨损了；但从刀的观点看来，刀却更锋利了。汪精卫就是只从磨刀石的观点来看，只见抗战消耗国力，所以他认为抗战不能取得胜利，结果他就投降日本了。如果从刀的观点来看，国力却是越打越强，结果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茅盾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但是我却期望他讲些别人讲不出来的新东西，讲些只有大文学家才讲得出来的名言妙语，所以反倒觉得不够满足了。

补记2

1月4日，星期三

早上八点之前，我在农校西楼二层对着楼梯口的一个小教室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坐下，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

补记3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装，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

叶先生二十三岁回国，就在清华北大任教，也许是我国最年轻的教授。他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用的教材是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他曾挖苦才华过人的钱锺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 为什么不表示被动？”叶先生不但没有回答，反而问他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不用have？

补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