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发生意外死亡
珍妮急匆匆地驱车来到医院急诊科外的“禁止停车”区域，然后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住。她跳下车，弯腰抓起手提包，砰的一声关上门，然后快速从保安身边跑过，根本没在意他的警告：“女士，你不能停在那里。”珍妮一路小跑，来到接待处才停下来。站在接待处外，珍妮看见玻璃屏幕后面的两个女人都在对着耳机说话。
“打扰一下。”她敲了下玻璃，脱口而出。其中一个女人抬起了头，扬了扬手，示意她等待。珍妮心里很着急，没耐心等待，于是再次敲了敲玻璃。见她再次敲起了玻璃，那个女人对她怒目而视。没办法，珍妮只好另辟蹊径，几近疯狂地在大厅里上下打量，刚好看到一名护士正走过一扇自动门，门的磨砂玻璃上写着“急诊”字样。珍妮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飞快地朝她跑去。
“拜托一下，”她对护士说道，“我儿子被带过来了。他出了车祸。我需要进去。”护士伸出手挡住了她的胳膊。
“他叫什么名字？”她轻声问道。
“托比，托比·格雷厄姆，哦，不是，叫德玛蒂娜。”珍妮说话结结巴巴，忘了几年前丈夫离开时，他们母子俩都把姓改成娘家的姓了。
“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吧，德玛蒂娜夫人。”护士一边回答，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她安排到一排固定座位尽头的塑料椅子上坐下，这里坐着的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和她一样焦虑。
“我等不及了，我需要……”她双手捂住了脸，感觉自己都无法呼吸了。
“我保证马上回来，”护士说道，“我先去找到他在哪，然后你再进去，好吗？我保证，等我一分钟。”她对着自动门，刷了一下挂在口袋上的卡片，然后就消失在自动门里。
珍妮知道着急也没有用，只好顺从地坐了下来，耐心地等待着。如果情况很糟的话，护士肯定会知道他的名字，她心里这么想着。她脑海里飞快地回想起早上儿子出门时的情景。他像往常一样，很晚才从后门出发，头上戴着头盔，背包里装着书和笔记本电脑，嘴里叼着两片刚做好的烤面包，一脸的微笑。儿子出门前几分钟，她吻了他，还跟他说过，吃早餐的时候不要骑自行车，那样很危险。
托比紧紧咬着烤面包，只是露齿笑了笑，咕哝着：“这叫多任务处理，妈妈！”
“德玛蒂娜夫人。”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抬起头来，看见刚才那名护士向她走了过来，然后拉下她旁边的塑料座椅，坐在了她旁边。
护士说：“我叫艾伯尼。”但珍妮并不在乎她叫什么名字，她只想知道自己儿子怎么样了。不过，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护士为什么要在自己身边坐下来。
“我叫珍妮。”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心里急得不行，希望护士不要再浪费时间，尽快带她穿过那些大玻璃门去见自己的托比。
艾伯尼认真地看着她。“珍妮，我们现在还不能进去。”她低声说道。珍妮站了起来，准备闯进那扇自动门，不管护士会不会跟着她进去。
“珍妮，求你了。请再坐一会。”艾伯尼恳求道，随即快速起身引导她坐回到椅子上，脸上充满了担忧和焦虑。
“我们需要先谈谈。”
“我只想去看看我的儿子。”珍妮大声说道。突然，她发现，坐在旁边座位上的人都注视着她们。
“我知道，但是你现在还不能见他。医生们还在抢救他。”
“你什么意思？”珍妮尖叫了起来。此刻，她感觉自己非常激动，觉得自己都快要吐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珍妮狠狠地瞪着坐在自己身旁的护士。她原本以为艾伯尼是个女孩子，但近距离接触后，才发现她的眼睛和嘴巴周围布满了皱纹，心想，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大了啊。不过，没过一会，她就摇了摇头，把这个愚蠢的想法抛之脑后了，因为此时此刻，她根本不在乎艾伯尼到底有多大，她只在乎自己的儿子。
“我上班的时候，你们这里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儿子骑自行车被人撞了，”她轻声结巴了起来，“他们说，不用太担心……”
“是的，托比骑车被撞了。”艾伯尼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希望自己保持镇定的同时，珍妮也能冷静下来，这样至少能给医生们多留出一点时间来救治她的儿子。
艾伯尼知道她现在还不能带托比的母亲进入科室。今天真是太恐怖了，“安静的房间”里已经有另外两个家庭的家属了，现在里面根本没有空地方，所以不能把这位心烦意乱的母亲带到里面的混乱中去。艾伯尼也知道所有的医生现在都在忙着救托比的命，所以没人能向珍妮解释他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艾伯尼心里忍不住想，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她的这份工作有的时候还是太辛苦了。
艾伯尼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见资深医生马尔科把头探出了玻璃门。马尔科看到艾伯尼后，朝她点了点头，并向空中竖起两个手指，表示其中一个“安静的房间”现在空了。应该是其中一个死者的家属心情悲痛地收拾东西从后门走了，回家安排葬礼去了。
“啊，是马尔科。”艾伯尼边说，边站起来朝他挥了挥手，让他知道自己明白了这个信息。“走吧，珍妮，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
珍妮从地板上捡起她的手提包。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跨越那些门。当她跟着艾伯尼进入内室时，胃有一种下沉的感觉。
马尔科站在门内等着她们，然后指引她们往护士站走去。科室内医护人员四处奔忙，把设备从靠墙的地方搬到一排排用帘子隔开的隔间里，他们各自忙碌着，很难分辨谁是谁。开放式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穿着素色棉质长裤和各种颜色的上衣。
珍妮听到有人在笑，接着听到有个打电话的老女人对那个发笑人发出了“嘘”的声音。这里面好像到处都是人，都一心想着从一个地方跑去另一个地方，但又似乎不是很着急的样子。
这里还有许多普通百姓，应该是病人家属，珍妮猜想。这些人有的忧心忡忡，有的心烦意乱，还有的如释重负。他们有的站在隔着帘布的小隔间外面，有的坐在散布在巨大空地上的椅子上。
有些人很不舒服地靠在隔间里的手推车栏杆上，由于没有窗帘，所以，他们的痛苦，外面的人可以一览无遗。珍妮一边走着，一边环顾四周，只想知道托比在哪里。还没等她开口问，艾伯尼就把她引进了一个阴冷的小房间。艾伯尼把椅子摆成一圈，坐了下来，然后，马尔科也跟着她们走了进来，顺带关上了门。
“德玛蒂娜夫人，我叫马尔科·卡斯特拉纳，”穿着蓝色上衣和裤子的黑发中年男人开腔了，“我是一直在照顾你儿子的医生。”
“发生什么事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珍妮问道，她想表现得自信点，但没有成功。
马尔科伸出手，按在珍妮的胳膊上，想安慰安慰她。但是珍妮却把他的手甩开了，然后用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胸口，希望能让自己的心脏不要跳得这么快。
“我们需要先谈谈，”他坐回到椅子上回答，“恐怕这不是个好消息。”
珍妮瞪着他。“你什么意思？”
马尔科医生再次向她靠过来，不过，这次他没有伸出手。他深深地望着她那棕色的眼睛，注意到她眼角有了泪痕。他很讨厌这种谈话，但又无法回避，他必须将事实告诉家属，这是他的职责。他很想让谈话变得轻松，让她不那么紧张，但是他知道，根本没有办法减轻他将要带给这个可怜女人的痛苦打击。
“德玛蒂娜夫人，托比受了重伤。他被带进来以后，我们一直在全力抢救他，但是，恐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受了重伤，多处骨折，大量内出血，还有头部受了重创。”
“还能治好吗？进重症监护室怎么样……”珍妮知道自己是在抓救命稻草，这从医生眼中显露出来的怜悯就可以看出来。“请看在上帝的分上，救救他吧！我相信，你肯定还有别的办法，对不对？”她眨了眨眼，泪水开始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事实是，他的大脑已经被撞坏了，治不好了……”马尔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希望她在听到儿子身体残缺的消息时不至于那么痛苦。“他之所以现在还能呼吸，是因为我们给他连上了能保持心脏跳动和肺部扩张的机器。”
“不，不……不！”珍妮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她随即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双臂紧紧地搂住自己，试图止住压在胸口的疼痛。艾伯尼试图引导她回到椅子上，但是被她推开。珍妮退到了角落里，看起来像一只野兽盯着迎面而来的汽车的前灯。
“带我去见他！我不相信你！”她尖叫了起来，“他那么年轻，又那么健康——你只需要稍微努点力，他就会好起来的！”
“求你了，珍妮，”艾伯尼恳求道，“请先坐一会儿，我向你保证，我们待会就带你去见他。”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现在不能带我去？”珍妮有些结结巴巴。她很不情愿地回到椅子前，重重地坐在座位上，无意识地来回摇晃着，试图寻找些许的安慰。
马尔科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他需要问她一些事情，不过，他心里很清楚，问这些事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德玛蒂娜夫人，我想知道托比以前有没有和你谈过捐赠器官的事？”
珍妮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俯身怒视着医生。“你不能碰他！”她朝医生脸上啐了一口口水。
“我知道这对你很难。”他温和地回答，尽力表现出他能展现的每一寸同情心，但时间已不多了。如果他们要获得托比的器官，他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马尔科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珍妮就打断了他。“你怎么会知道？”
艾伯尼最担心出现在眼前的这种情形，于是，她站起来，用胳膊搂住了珍妮，试图让她平静下来，或许，至少应该不再让她发怒。在自己共事过的所有医生中，马尔科是最善良的一个。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珍妮可能会情绪失控，根本无法继续谈下去，最终她可能会对马尔科拳打脚踢。但是，就在艾伯尼准备喊人来帮忙时，这个心烦意乱的母亲瘫倒在了她怀里，控制不住地哭泣起来。
不久之后，珍妮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随后，她跟在载着她儿子的手推车一旁，跟着儿子一路穿过显得异常凄凉的白色走廊，一起走向手术室。如今，听着儿子身上的呼吸机不断地发出嘟嘟声，她感到了些许的安慰。在他们继续前行的过程中，她至少还有一种幻想，那就是，他还活着。
托比所在的隔间里，摆满了为他续命的各种医疗设备。托比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头部全裹着绷带。她紧紧握住托比左手的小手指，这个小手指似乎是他身上唯一保存完整的部分。从她进入托比隔间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握着托比的那根手指。现在，珍妮轻快地走着，尽量与手推车周围的医生和护士保持步调一致。这些医生和护士有的手里拿着设备，有的推着手推车的护栏往前走。此时，珍妮不禁觉得这就像是在教堂的过道上推着一具棺材往前走。
就在刚才，珍妮做出了捐献儿子器官的决定。在这件事上她别无选择。让人觉得奇怪的是，托比曾经跟她聊过，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他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有那么一天，她和托比坐在了一起聊天，聊到了她的临终愿望。而后，过了几天，托比跟她说了这个事情。托比起初似乎不太愿意聊这个话题，但是他也明白为什么他妈妈想聊这个话题。
珍妮母亲去世时，她的家人都不知道母亲的遗愿。因为此前，她的兄弟姐妹之间一直有隔阂，彼此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对母亲的事情也过问得少。鉴于自己母亲的前车之鉴，珍妮下定决心，不让托比重蹈她的覆辙。她的兄弟姐妹彼此很难相处，她不希望自己温柔的儿子被迫做她与她兄弟姐妹们都不想做的事情。有鉴于此，她准备了一份《预先嘱托》，在托比18岁那年，即任命他为自己的法定医疗决策者，以便自己生病后不能为自己做出选择时，托比可以为她做出医疗方面的决定。
“托比，如果我得了可怕的疾病，不要让我接受一大堆没有任何区别的治疗，好吗？”
“好的，妈妈，”他说，“但你为什么现在就告诉我这些呢？”
“托比，你知道，这个家里只有你和我。总有一天我会死去，所以，我想让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样子。”
“好吧，妈妈。”他说道。此后，母子俩整个下午都在聊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从生病后的痛苦和治疗到如果不是病得太重不需要托比管的话，她宁愿死在家里这类事情。后来，他们又聊到了她想在自己葬礼上播放的歌曲。
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代表帅气的儿子做出这些决定。孩子们不应该先于父母死去。“这不正常，也不公平。”她心里这么想着。
手推车突然停在了另一组不透明的玻璃门前，把她拉回了现实。此时，马尔科转过身来，看着她。
“是时候了，德玛蒂娜夫人。”他平静地说。艾伯尼慢慢放下手推车的护栏，好让珍妮能够最后一次拥抱她儿子冰冷的尸体。珍妮用手捧起儿子伤痕累累、缠着绷带的脸。此时的她已经没有其他感觉，只有不时的麻木和不时的痛苦。
她轻轻地吻了吻儿子苍白的脸颊，然后俯身拥抱了他。托比，她唯一的孩子，她勇敢的儿子，她逐渐依赖的男人，她的生命之光，现在再也不会结婚，再也不会生孩子了。她的心好像快要碎了。她真的舍不得让他走。随后，她感觉到有只手放在她肩膀上。
“我们现在需要带托比进去了，珍妮。”艾伯尼沙哑地低声说，自己都快哭了。
“托比，不管你去哪里，答应我，你会等着我，好吗？”珍妮附在他耳边低语道。她最后一次抚摸了他的脸，很不情愿地往后退了一步。护士装好手推车护栏后，便推着手推车快速地穿过了玻璃门，随即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几乎悄无声息地关上了，留下的，只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痛苦。
珍妮扶着墙滑了下来，蹲在地板上，双手抱头，伤心地哭了起来。
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关于“善终或安详和乐的死亡”对我们来说会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想都不会去想，更不用说进行讨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记录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人们记录的重点通常都是财务方面的，也有的是有关葬礼的。
对许多人来说，甚至都没有制订这类计划。事实上，在澳大利亚，只有不到50%的人拥有遗愿和遗嘱，这意味着，其他人如果发生死亡，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们对其尘世财产处置的意愿。由于缺乏证明类文件，碰到这类事情时，经常会引发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争吵，意见发生分歧，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家庭关系的破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鉴于西方国家的富裕程度以及先进的科学创新和医学发展水平，大多数人都有望活到晚年。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预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多数人会经历一系列身体退化的状况，这些状况会影响我们的独立性、灵活性和认知功能。我们可以预见，在我们不断衰老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让我们生活在持续的疼痛和其他症状中，而这些疼痛和症状很可能会影响我们舒适生活的能力，直至我们生命的终结。
对每个人来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都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自己期望的死亡方式。如果可以考虑自己的死亡方式，那我们就需要承认自己会死去，需要探索自己怎样死去，同时，还需要考虑对我们来说无法忍受的那种死法，而不是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简单死法。
对从未经历过重大疾病或伤害的人来说，很难想象病情恶化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痛苦和恐惧只不过是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而已。
你对“善终（安详和乐的死法）”或“惨死（糟糕的死法）”的看法，看起来似乎还会受到你过去经历的他人死亡的影响。例如，如果你目睹了父母亲因突发的疾病很快就去世了，他们去世时没有痛苦，很安详、有尊严，那么，这可能就是你自己希望的那种死法。如果像珍妮一样，你的至亲因遭受重创而让人感到震惊地突然去世，那么，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糟糕的”死法，因为你连跟这位至亲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大家对死亡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突然死亡更好，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减轻逝者的痛苦。还有些人认为，人们更容易接受绝症引起的死亡，因为得了绝症后，他们有机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周和几天里，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说他们想说的话，并且平平淡淡地度过最后的这段时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即将死去，所以，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跟自己的至亲说再见，跟他们谈心，或者改善之前的不友好关系。
然而，想象我们首选的死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想要的护理类型和范围，我们的价值观，偏好和生活目标，这些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不与身边的人谈论这些想法，记录下我们的愿望，就有可能失去控制我们认为重要的死亡因素的能力。
我们需要和身边的亲人聊聊这些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变数，不断有事情发生。我们在身体健康时对“善终”的看法，可能会与被诊断出患有重疾时对它的看法大相径庭。
这并不是表示，在我们年轻时，身体健康和强壮时，就不能聊有关“预定临终照顾计划”方面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应该定期在家庭成员之间聊聊这些话题，尤其是在我们的近亲和社交圈中。即使某个亲人的遗愿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在发生危及生命的意外事件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以前聊过的内容，了解到这个垂危之人将会做出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而且还可以提议由具体的哪个医疗团队来对他进行救治。
记录我们临终愿望的文件有多种名称，因国家或地区而异，即便在各市、各县，它们也会各不相同。这类文件的法律约束力也可能大相径庭。有的命名为“预定临终照顾计划”，也有的命名为“预先嘱托”“情感遗嘱或临终遗嘱”或“拒绝治疗声明”等。尽管这些文件的名称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主旨都是帮助人们清楚地记录在特定情况下他们想要的医疗照顾类型，并说明在治疗对个人或其家庭造成过重负担时，他们拒绝治疗的愿望。
在许多西方国家，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法律文件。这种法律文件规定，任何一个人可以指定他们信任的人作为自己的“替代决策者”，在他们出现意外时，将由这个人为自己做决定。同样，这种文件也有多种名称，比如“持久医疗授权书”“医疗护理委托书”或“持久授权书”。
给自己指定一个替代决策者，可以让你觉得更安心。在你不能自己做决定时，你指定的人也会做出与你能力相同的决定。有些人选择家庭成员，有些人选择朋友或可信任的同事作为他们的替代决策者，还有一些人甚至指定一名法定代表人代表自己履行这一职能。
你为什么要亲力亲为呢？
制订“预定临终照顾计划”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提前想好那些有助于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事情，将尽可能多的控制权交给某个人。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比如，有些人可能觉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比时间还要重要。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只要不是特别剧烈的疼痛，一定程度的身体痛苦他们可能还是承受得了。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并不介意自己的身体是否虚弱，他们只在乎自己能否保持良好的心智和沟通能力，他们认为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事先没有做好“预定临终照顾计划”或“预先嘱托”（不管叫什么名称），那么，发生危机时，患者就会立即沉浸于急性自救，即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生命。
患者的这种盲目自救反应，可能会让一个常年身体虚弱、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甚至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最终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在重症监护室里，患者身上会被接上各种用于复杂治疗的机器。每次心脏停止跳动时，患者都会被医生通过心肺复苏抢救过来。虽然患者知道自己已时日不多，但是他还是希望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平静地死去。
尽管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它却一直在发生。只要去任何一家大医院的急诊部或重症监护室，你就能看到，那里的床位基本上都被那些在治疗计划中没有选择权的老人所占据，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在明知病人无法康复的情况下，治疗小组仍然会向其家属请示该如何处理。即使是这样，许多家庭仍然会很自然地说：“你们一定要尽力抢救。”为什么？因为他们爱这个人，他们不想他就这样死去。不过，这也正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生命的时数难道比生活质量更重要吗？”然而，对遭受创伤的家庭来说，现在还不是问这个问题的合适时机。
正如这个故事中，面对托比的突然离世，珍妮伤心欲绝，根本无法做出捐赠器官的决定，但是她曾经和儿子聊过这个话题，她知道儿子怎么想的，所以她不需要做决定，因为托比早就已经给自己做好了决定。
尽管这对珍妮来说是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但是，她可以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沉浸在与儿子告别的可怕现实中，而不必为是否捐献他的器官做出复杂而又情绪化的选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决定，但是，有关器官捐赠的问题，非常复杂，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做出决定的。对此，需要进行对话，做出决定并记录在案，以便在家人最无力应对的时候减轻他们的额外负担。
“预定临终照顾计划”（不管叫什么名称）并不神奇。它们不可能记录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可能的场景或者每一个可能的治疗选项，尤其是在人还年轻且身体状况良好时就已经制订好这些临终照顾计划的情况下。因此，我们需要提供尽可能多的有关我们生活中所珍视的东西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在发生健康危机的意外时，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医疗团队才能对我们整个人的价值观有所了解，他们才能够根据我们的价值观做出相关的决定。
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对每个人来说，虽然需要讨论的问题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用下面列出的这些问题作为指导，从我们整个自我的角度来考虑它们（如第二章所讨论的），那么，我们将构建一幅包含我们生活中的身体、心理、情感、社会、精神和文化因素的图画，而这些因素能够使得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这样的个体。由此，我们可以开始探索赋予我们生活意义和目的的东西，以及我们能够容忍的和我们不能容忍的东西：
你一生的梦想是什么？
你一生中最看重的是什么？
对你来说，重要的信念是什么？
哪些文化习俗对你很重要？
生活质量对你意味着什么？
你个人情况的哪些变化会让你无法忍受？
在你的独立性、机动性和控制力方面，哪些变化是你无法忍受的？
你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的能力发生哪些变化是你不可接受的？
你认为哪些类型的治疗或医疗干预过于繁重（如太过痛苦）？
你是否会拒绝任何类型的治疗或医疗干预？在什么情况下会拒绝？
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生活不值得继续下去呢？
如在家中死去，你是否还有对自己至关重要的特定愿望、要求或条件？
你是否有特别想得到他人尊重的嗜好（比如每天刮胡子，尽管你自己刮不了胡子）？
你是否有特别想要他人代你实现的愿望？
谁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如果你需要有人照顾，你希望谁照顾你？
谁是你最信任的能代表你做出决定的人？
你愿意捐赠器官或组织吗？
好好考虑下这些问题，然后以公认的法律格式（例如“预先医疗指令”）把你的个人观点和喜好写下来，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下次你与身边亲人在一起时，何不考虑利用这一个机会讨论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然后再邀请他们也这样做呢？
跟亲人聊这些问题，与制作完成“临终照顾计划”等文件同样重要，甚至比它们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突然发生了危及生命的事情，你的亲人将会是第一个到达医院的人。除非你随身携带着正式的临终照顾计划类文件，否则，在紧急情况下，医治小组会向你的亲人询问你对自己医治方面的照顾愿望或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