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暴风雨之夏
当年至今年，已整整66年。
当年正好25青春年华的邓小平，今年已是91高龄。
正如当今中国因为有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而深刻巨变，假如八桂大地当年没有他的到来，广西现代史将肯定要改写。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邓小平当年到达广西省会南宁的准确而具体的时间，应该被称之为历史性时刻，因为它具有历史意义。
然而，66年后的今天，这一时间似乎更难确定。
多年来，专家们对此是各执己见。
较有代表性的有：
中共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邓小平在广西》：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的全盘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还陆续派了40多名干部于七八月间分别到达南宁。进入政府机关和军队工作……
邓小平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了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情况，然后到南宁。 ①
黄茂田编著《中共广西地方史稿》（1919一1949)：
1929年夏天，蒋桂军阀混战结束。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第四编遣分区主任），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俞、李掌握了广西政权后，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巩固他们的地位，要求我党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中工作。党中央为了发展广西的革命力量，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政权合作。 ②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与红七军红八军》：
1929年5月，蒋桂军阀混战，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他们执掌了广西政权后，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巩固其地位，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我党中央为了发展广西革命力量，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邓斌）为党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 ③
不仅是专家们各执己见，就是邓小平当年的战友、部下回忆当年，也是众说不一。
较有代表性的有：
张云逸著《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李宗仁部下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导。 ④
袁任远、韦国清、陈漫远、莫文骅、吴西著《纪念百色起义》：
1929年初，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军阀在混战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他们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后，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即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负责党的领导工作。 ⑤
莫文骅著《百色风暴》：
我党为了发展广西革命力量，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俞、李主政），派法国留学生、在上海中央工作的邓斌（即邓小平）、贺昌同志为党中央代表来到广西。……总负责人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邓小平同志。
7月，邓小平同志到达南宁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⑥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样记述：
1929年7月至8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父亲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南宁……
大约在9月间，父亲和龚饮冰到达南宁。 ⑦
邓小平于1984年8月29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来信上，对有关史料所作的亲笔批复中，则很清楚地写道：
一、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二、我在广西时，广西特委（不是省委）没有设立军委；三、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说了左江暴动，从内容看，可以肯定是我作的。 ⑧
邓小平当年到达南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因为，当时广西的环境和条件太具复杂性、特殊性，而且时间也太久远了一点。
但1984年已80高龄的邓小平，仍很清楚、确切地记得他55年前到达广西南宁的时间，足见他对当年在广西的这段革命斗争生涯记忆之深。
7月，正是广西南宁的酷热季节。
据说在1929年这一年的盛夏，从北部湾海面来的热带暴风雨，频繁袭击广西南宁。
狂风夹着雷电裹着暴雨凌空横扫，打落了木棉花，打落了凤凰花，打落了芭蕉花，满城残红狼藉。
暴风雨过后，晴空短暂，奇闷奇热，再次黑云压城，又孕育着更大的暴风雨。
邓小平或许是在暴风雨肆虐或孕育之际进入南宁的。
没有确切的记载，说明这一年中国的夏季也多暴风雨。
但确有记载，这一年的中国多政治暴风雨。
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斗争，也就是战争。
这一年的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
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时，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
之后，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的所谓桂系“罪状”：
“最大者厥有五项：
（一）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
（二）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
（三）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
（四）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
（五）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
中央以全国将士之努力，全国民众之后援，讨此叛逆，固不难一鼓而歼；而桂系军阀反逆民主统一之潮流，肆行封建割据的暴行，更属自求死路，自取灭亡。”
蒋介石完全是以君主的名分，在下令讨伐大逆不道的叛乱诸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至少在统治阶级内部，蒋介石的讨伐令具有相当的正统性、权威性，也就具有了凝聚力和号召力。
而桂系宣布的所谓蒋介石罪状，明显无力而小气：“包办三中全会，扣留李济深，勾结刘震寰、韩彩凤祸桂，破坏和平统一，蹂躏两湖两广，养成个人势力”等等。
在宣传战中，桂系已先败，蒋介石在政治上已处于有利地位。
蒋介石针对桂系政治上内部矛盾重重、离心离德，军事上兵力分布从北到南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等弱点，制定了政治分化、军事进攻、经济收买，先击首腹后斩尾的战略战术。
事态发展很快。
首先，李品仙在天津倒戈，驱逐白崇僖势力于京津唐地区。
接着，在南京扣押李济深，分化粤系并拆散粤桂联盟，孤立桂系。
然后，收买何键，使湖南附蒋。
几乎同时，联络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对武汉展开包围攻势；在此形势下，通过俞作柏，在武汉成功策动桂系基本力量李明瑞倒戈。
击首腹成功，蒋介石乘势斩尾，麾动湘军、粤军、滇军进攻广西，李明瑞、杨腾辉的倒戈桂军则先攻占梧州，然后沿西江而上进抵广西省会南宁。
3月开战，6月桂系即惨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下野，相继出走香港。
7月，俞作柏就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就任广西编遣区主任、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司令，共同主政广西。
当时，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那就是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壮大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效果是极显著的。
1928年6月中共六大时，党员仅4万余人；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已增加到6.9万余人。 ⑨
毛泽东、朱德、陈毅红四军主力下井冈进赣南击闽西，与李文林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四团会师，与红五军会师，建立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建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
除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外，贺龙等领导的湘鄂西，徐向前、许继慎等领导的鄂豫皖，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湘鄂赣和闽浙赣，以及东江、琼崖、湘赣等根据地也相继建立，全国红军已发展到近6万人。
广西还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广西还没有成立红军。
邓小平注视着蒋桂战争结束后的广西，注视着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后的广西，注视着广西局势的变化、发展。
他赞同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给党中央报告中所论述的观点：“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和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⑩
他不是机械而教条地赞同，而是灵活的、辩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有独立见解地赞同。
这时，时机出现了。
那就是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邀请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
俞、李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广西国民党左派领袖。
俞作柏曾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省政府农工厅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校长，支持工农群众运动，赞同国共合作，与我党早有联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被桂系通缉并查封家产，退居香港，继续与我党来往，并与我党领导人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也常有联系。
俞柏的胞弟俞作豫，则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随广西党的负责人由香港回桂进行地下活动、后党指示赴武汉进入李明瑞部队，搞兵运工作。俞作柏政治思治想上受其弟俞作豫影响颇大。
而李明瑞则是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虎将”。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龙潭之战中都屡建奇功。他治军严明，指挥有方，英勇善战，极有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与我党关系一直较好。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我党更有好感，不仅没有丝毫反共言论，且公开表示对“清党”不满，甘冒极大风险，直言：“自从清党，政治部解散后，部队的士气和军风纪涣散了许多，是很大的损失。”还把参加鄂西暴动、正被国民党查缉的中共党员童陆生安排为作战科长，保护起来。
李明瑞与俞作柏、俞作豫是姑表兄弟，关系非同一般。
俞、李在武汉前线倒桂，是实行他们表兄弟三人“共商革命大计”定下的“桂再反蒋”行动计划。 ⑪ 。
然而，俞、李主政后却处境维艰。
首先是政权基础很薄弱。在党、政、军系统中，不仅桂系势力强大，蒋系势力也不弱，俞李很难节制，政令、军令均不畅通。
其次军费紧张，经济困难。蒋介石策动俞李倒戈时许诺的150万元，相当大部分没有兑现。蒋介石不仅企图在经济上控制俞、李，还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以控制，特派大特务头子郑介民出任广西省府委员，监视俞、李。
汪精卫国民党改组派也企图插手广西，在广西扩张势力。
广西形势错综复杂。
俞、李势单力薄。
俞、李要想站稳脚根，巩固政权，以广西为基地实现其“先倒桂后反蒋”行动计划，必须清除蒋、桂势力，改造桂系遗留部队，加强政府施政力量。
他们唯一明智的抉择，就是依靠中共的力量，与中共合作。
俞作豫把侖、李的邀请送到了党中央。
党中央很好地把握住了时机，决定：“派一批同志进广西，到俞、李的政府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
党中央选择了邓小平。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全权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
党中央代表，直接代表党中央，权重，任重，责重。
党中央绝不会轻易作出这个选择。
这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后来的历史，已证明这个选择的正确。
在广西创立革命根据地，创立红军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刚满25周岁的邓小平肩头。
没有记载，邓小平告别新婚刚一年，“讲话轻声轻气的，长得蛮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而且“感情很好”的妻子张锡瑗，身负重任，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船南下时的情景。
但从他们的装束可以猜测：“那时候我们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瑗也是穿旗袍，短头发，穿高跟鞋。恩来同志和你爸爸他们也是，穿长袍，戴博士帽。” ⑫
没有记载，邓小平在南下航船上的情况。
但可以想象，当轮船驶出吴淞口外，渐渐加快航速，驶进水天一色浩渺苍茫湍急的大海时，邓小平的心境。
没有记载，也没有摄影，不知邓小平当时的神貌。
笔者所能看到的，是大约四五个月后所拍的已着红军军装的邓小平的照片。
这张放大照片，如今端端正正地陈列在百色城中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1）的前粤东会馆现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内。
毛毛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也载录了这张照片。
毛毛在照片旁注释：1929年12月11日，我父亲和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我父亲任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政治委员。这是我父亲当时的照片。
上有邓小平亲笔题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的长匾，也端端正正挂在旧址大门旁。在红七军军部旧址里，笔者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
他年轻清俊的脸是冷峻的。
冷峻中蕴涵着深沉与坚毅。
他的目光是睿智与清明的。眼睛既黑又亮的深处，涌动着澎湃的激情，也凝聚着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力量。
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往往是不可战胜的。
端正的鼻梁下，嘴唇抿得很紧。
紧抿着庄严的使命感与沉重的历史责任。
没有心浮意躁。
没有书生意气。
没有踌躇满志。
也没有脉脉温情……
此时的神态与四五个月前的神态，不会有很大差异。
他的足迹曾达法兰西，曾达莫斯科，曾达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
他的足迹，第一次踏上祖国南疆这块世代聚居着壮、汉、瑶、苗、侗、回、仫佬、毛南、水、彝、京、仡佬等12个民族的土地。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在其传记著作《邓小平》中写到此时，也禁不住发出慨叹：“这是一个最远，交通最困难，最难领导和组织的地区。同上海联系，不是通过电台，而是只能通过交通员。由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交通员即使不走几个月，也要走几个星期。但这仍然是邓小平在中国革命极其漫长的连续剧中扮演的第一个独立角色。” ⑬
确实，这块土地，相对于江淮、江汉，相对于中原、平津等地来说，是土地瘠薄，经济落后，交通阻塞不便……
但这块土地历史悠远，民风淳朴，民性强悍，各民族特别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仅在广西通志馆编的《广西手册》上所记，曾震撼中国甚至世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近现代重大革命斗争，在这块土地上爆发的就有：
（一）太平天国革命
（二）中法战争
（三）广西教案
（四）会党起义
（五）辛亥革命（广西起义）
接着下来的是：
（六）百色起义
（七）龙州起义 ⑭
他第一次身临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对他来说，应该是既陌生又熟悉的。
在身临这块土地之前，他密切地注视着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已有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的了解和思考。
这块土地毗邻国共合作大革命的中心广东省，深受广东影响，中共党组织建立得相当早也相当有力量。
1925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执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亲赴广西梧州市，指导广西建立党团组织。
同年10月，中共广西的第一个党支部在梧州诞生。
一年后，除梧州、南宁成立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外，全广西已有桂林、柳州、岑溪、玉林、龙州、东兰等20多个主要城镇党的支部干事会，党组织遍布全广西。
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领导下，大革命时期的广西工农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遍及城乡甚至边远偏僻的壮乡瑶寨。至北伐时期，广西全省参加各种工会的会员已达40028人，建立了区农民协会46个、乡农民协会961个，农协会员已达150823人。 ⑮
尤其是在得到党中央“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高度赞扬的广西农运领袖韦拔群领导下的东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促进和带动了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到1926年底，右江各县已普遍成立农民协会，约有农协会员10万人，农民武装2000余人。
他了解和思考得更多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广西，了解和思考严酷的现实和在严酷现实中已展露的希望。
现实的确是严酷的。
“四一二”后广西的中共党组织和工农革命运动受到极残酷的镇压。
这场大屠杀，对于广西党组织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
广西的公开大逮捕大屠杀，早于上海甚至可能是全国最早，4月17日清晨就在梧州开始。
大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被残杀的惨烈程度，也是全国罕见。
仅4月12日、4月18日、5月4日南宁一地就逮捕中共党团员、国民党左派390多人；仅三次集体屠杀，就有20多人被害，个别被害者难以统计，其余大部分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15年。 ⑯
接着，恶浪迅疾泛滥全广西。桂系清党的口号与蒋介石的仅是文字上有所不同：“宁肯杀错一千，不肯放错一个”；甚至曾一度打算“洗监”，即把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全部处决。
对于广西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对农民运动，桂系更是“清乡与‘围剿’”并”举，口号和行动都是“见村即烧屋，见林即烧山，见即捕杀”。 ⑰
1927年12月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更清楚“四一二”后党中央为恢复广西党组织和党的领导机关所多次作出的巨大努力；也清楚多次巨大努力并没收到多大效果。
多次重建的广西党组织和领导机关多次被破坏，牺牲惨重。
1927年8月，再次重建后的中共广西地委再次被破坏，地委书记廖梦樵、组织部长黄士韬等十多人在梧州被捕牺牲；地委委员宁培英在玉林被捕牺牲；地委委员、南宁区委书记罗少彦夫妇在南宁被捕判刑。
1928年1月，中共中央将广西地委改为广西特委，命陈勉恕三同志回桂重建广西党的领导机关，因敌封锁盘查太严，刚进入广西就被迫返回香港。
1928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设在梧州的中共广西临时省委机关再次惨遭破坏。省委委员谭景韶、郭金水被捕牺牲，省委负责人朱锡昂在玉林被捕，壮烈就义。广西党领导机关再次陷入痪状态。
就在邓小平踏上这块土地时，再次重建的以雷经天为负责人的中共广西特委，刚刚开始艰难地开展工作。
镇压是极残酷的。
反抗则更暴烈。
也许就是在这镇压与反抗的血与火的搏杀中，邓小平进一步了解了广西人民的优良秉性和广西地域政治的特殊。
因为，屡次重建又屡遭破坏的广西党组织，或者是各地的党组织和党员，从大屠杀一开始就坚决反击，那就是“武装反抗”。
广西的武装反抗，几乎全在农村：
1927年五六月间，由中共广西地委委员苏其礼等领导的“广西武平桂（武宣、平南、桂平）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和“武平桂七区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成立，公开举起武装反抗旗帜。
5月8日、9日，桂平农军1000余人猛攻反动豪绅李桐崖、陆宝珊、黄秋甫巢穴并焚之，分其财产。
5月12日，3000人的农军围攻三江大平土豪刘觐堂住地达5昼夜。
5月23日，平南农军包围国民党军苏武烈营并强行将其缴械，缴枪50余支，俘敌50余名。
6月3日，大同、朋化农军2000余人火攻反动局董豪绅冯佐卿、蓝彩新等，焚毙敌17名，缴枪60余支。
1928年1月，平南劳武暴动爆发。宁培英等指挥农军突袭平山团局，击毙局董、局丁5人，缴枪多支，并与前来“围剿”的国民党步兵一个营加炮兵一个连激战3天，毙伤敌30余名，虽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宁培英和10余名中共党员、20余名农军战士壮烈牺牲，但暴动震动全广西。
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发展更为迅猛，而且屡战屡胜，几乎席卷整个右江流域。
1927年7月中旬，中共广西地委委员余少杰和韦拔群领导成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又称“三南总部”。三南指田南道、镇南道、南宁道），统一领导该地区武装斗争。
8月9日，余少杰亲自指挥奉议县农军举行“仑圩暴动”，驱逐桂系“清党宣传队”，枪决罪大恶极的大恶霸大土豪黄锦升。
8月20日，农军第二路副总指挥黄书祥率果德县农军3000余人一度攻占果德县城。
9月初，思林农军和果化农军攻占镇结县城，又突袭思林县城，活捉敌县长及县党部、团务局、教育局、商会大小头目，缴枪30余支。
12月，“广州起义”爆发，果德农军再度攻入县城，全歼民团，缴枪60余支。
1928年1月，向都农军攻占向都县城，缴枪数十支和大批弹药等。
更为激烈的是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农军的反“围剿”斗争。
在敌重兵分三路压境，但尚未形成包围圈时，韦拔群集中农军2000余人围攻孤军深入的敌正规军黄明远营于凤山县城达11天，扫除敌所有外围据点。
在敌优势兵力进攻下，韦拔群指挥农军化整为零退入山区打游击，组织特务连、驳壳队、暗杀队，专门消灭小股敌人及勾结敌人的土豪劣绅，神出鬼没，打得敌人伤亡不小，打得敌主力部“围剿”一年无甚效果，不得不退出东兰。
1928年，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介绍黄大权、韦命周、明春、黄举平、牙苏民、覃孔贤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恢复兰县革命委员会。东凤农军坚持斗争，不断壮大。
直到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六大”，其主要缺点之一，仍然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⑱
而一开始就发生在农村的广西的武装反抗，虽然在强敌摧残下不断受挫、失败，但却是越来越炽烈，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右江地区，虽没能形成武装割据局面，但星星之火已四处燃烧，只要时机成熟，就要成燎原之势。
这一时期广西农村的武装反抗，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1955年至1965年间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的18位广西籍将军中，至少有5位是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
上将韦国清：
韦国清的父亲韦宗典早些年就追随韦拨群參加了东兰农民革命战争，是板梅乡农会有名的“农头”，东兰县的土豪劣绅分子对他恨之入骨。1926年7月17日这夭，一帮反动分子埋伏在丘劳屯附近枪杀了韦宗典，还把首级高高悬挂在树上。父亲的牺牲，在韦国清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火种。祸不单行，翌年舂，祖父韦廷繁又不幸被杀害了，连借以栖身的破茅屋亦被烧掉。……这年，韦国清只有14岁。他强忍悲，草草安葬了祖父之后，挥告别了弟妹们，就和邻村几位穷哥兄弟一起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离家那天，他来到祖父和父亲的坟地跪着发誓，不报血海深仇，死不还家！
——摘自庾新顺著《壮族的骄子——韦国清上将传略》
中将覃健：
到1927年，在小学断断续续读了8年书的覃健，因为家里太穷，实在无法资助他继续读书，只好辍学回家劳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那年，覃健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参加乡农民协会赤卫军工作，年仅16岁。……
在韦拔群的指挥下，覃健在家乡参加了几次反击地主武装的战斗，消灭了大部分反动武装，保护农民利益。赤卫军深受劳苦农民的拥护……
——摘自李德汉著《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女——覃健传略》
少将朱鹤云：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广西地下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破坏，但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就在1928年春，右江农民领袖、共产党员韦拔群以及韦如山等人，冒着白色恐怖，再次深入百谷村点起革命烈火。朱鹤云积极参加他们举办的农民夜校，经常聆听拔哥宣传革命的道理。……于是他们瞒着家里老人和不顾亲戚的阻拦，带头毅然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发动群众，学拔哥起来闹革命。
——摘自黄中兆、朱仙鸾、欧家树著《智勇双全的壮族战将——朱鹤云少将传略》
少将覃国翰：
1927年的初春，红水河两岸的木棉花正含苞欲放。韦拨群在东兰组织农民打土豪的枪声已震动了红水河畔的壮乡瑶寨，革命的烈火已燃烧到丹桂村……
15岁的覃国翰和伙伴覃善谋、覃建辉出于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带着一股倔劲，加入了都安县农民自卫军的行列。……很快，覃国翰被选派到韦拔群在东兰举办的农讲所学习。学习期间，国民党军进犯风山县农军，韦拔群闻讯带领农讲所学员前往支援风山农军打击致人。覃国翰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真枪实弹中表现得非常勇敢，经受了实战考验。
——摘自韦秀康著《倔强将军——覃国翰少将传略》
少将韦祖珍：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全国实行大屠杀。但在东兰地区，农民赤卫队仍坚持斗争。1928年春，东兰县的贫苦农民，在秘密恢复农民协会的串连下，都悄悄地集合和串连起来，在山沟里，在密林中，人们都论议着党的土地革命。隘洞乡也恢复了农民协会，韦仕（韦祖珍）和他哥哥也跑到农会去说；“我们要参加农民协会，也要参加农民自卫队。”韦仕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参加了农民自卫队。
——摘自张国强著《战士的本色——韦祖珍少将传略》 ⑲
这5位将军，无一不是出自右江地区，也无一不是受韦拔群的影响参加革命，更无一例外地全都参加了邓小平创建的红七军。
这一时期参加革命后来加入红七军的农民，在右江地区至有数千人，他们后来都成为红七军的骨干、精华。
正是这种武装反抗现象，使邓小平在严酷的现实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希望会成为现实。
邓小平在进人广西仅一个月后，作出了他在广西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首次关键而重大的决策：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斜斜的土坡，形成了高高的江堤。
江堤下是一江涌动奔流的清碧的水。
一道宽宽的青石台阶从江水里向斜坡上伸展，台阶尽头是一幢乳白色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的拱顶圆柱大楼。
这就是早已不复存在的历史上的南宁海关码头。
南宁海关码头的旧貌，老人的回忆与照片上发黄的实录基本相同。
当年，邓小平从上海转道香港赶赴广西，正是从这里上岸，进入南宁。
走上码头的邓小平步履是踏实的更是稳健的。
“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邓希贤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自从在‘八七’会议之前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特别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有机会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有机会参加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一些技术性工作，这对于他增加工作经验，提高政治政策水平，了解全国革命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不啻是大有裨益。
“此时的邓小平，已具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更高的政治水平。” ⑳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六辑）,第1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② 黄茂田编著:《中共广西地方史稿》（1919—1949),第120页,中共广西区党委党校教材编审委员会1986年12月30日印制。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历史编辑委员会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辑）,第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④ 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革命回忆录》,第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⑤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⑥ 莫文骅:《百色风暴》,第5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
⑦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⑧ 中共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邓小平与广西》,第15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⑨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1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版。
⑩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第1版重排本。
⑪ 卢致远、蔡有芳、钟珏祥:《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红军卓越的指挥员——一李明瑞烈士传略》,见中共北流县委党史办编:《千里忠魂》（李明瑞史料专辑）,第24页。
⑫ 同⑦,第185页。
⑬ 〔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阚思静、季叶译:《邓小平》,第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⑭ 广西通志馆编:《广西手册》,第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⑮ 同②,第52页,第64页。
⑯ 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编:《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一辑:史料综述）,第64页,1978年10月送审稿。
⑰ 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七辑）,第49页。
⑱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⑲ 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将军传》,第1页、第107页、第125页、第155页、第31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⑳ 同⑦,第2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