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秘密工作：运筹与决策
南宁只是间断性酷热，因为已接近海洋性气候。
暴风雨去了又来，一次次洗刷南宁，花落了，叶更浓绿。
桄榔树、棕榈树、芭蕉树、广玉兰伸展着更浓绿的叶，簇拥着一幢两层小楼。
小楼花岗岩楼基，红砖砌筑，四面游廊环围，窗宽且广，呈圆拱形，典型的法式建筑风格。
小楼坐落在省警察局大院深处，环境幽雅且僻静。
有资料说，当年邓小平在南宁就住在这幢小楼。
也有资料说邓小平是住在省政府大院，住的也是小楼。
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的历史问题。
不管是住在警察局大院还是省政府大院，应该说，这段时间邓小平是深居简出。
在南宁，邓小平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而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是机密，只有党内几位领导干部知道。
当时，党虽然能在南宁半公开活动，但党组织仍是秘密，党员之间是单线联系，单线领导。
这就是党在“四一二”后创造的白区秘密工作经验之一。
正是这些秘密工作经验，使党组织尤其是城市党组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严密的搜捕和残酷的屠杀下得以保存下来，并得到巩固和发展。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中央设在国民党统治得最严密的中心之一：上海。
“在上海，很快地，党中央便建立起了秘密组织系统，建立了秘密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络，并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
而作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则掌握了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些绝密情况”。
可以说，邓小平是中共白区秘密工作经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因为，这些经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现成的可照搬照抄，而只有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流血牺牲的斗争实践中一点一滴摸索总结出来。
邓小平在南宁，成功地运用了党的白区工作经验。
尽管南宁环境没有险恶，但南宁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更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否则，同样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后来，忆起往事，邓小平曾这样说：“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①
邓小平在南宁负责领导党在广西的全面工作。
“但是，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父亲到广西后，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父亲只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对俞加强工作。” ②
邓小平对工作的种种指示，是通过陈豪人（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俞作豫等几位同志传达。
其他较重要的党员干部则受陈豪人的单线领导。
邓小平在南宁的“深居简出”是真正地“运筹于帷幄之中”。
邓小平在“帷幄”中运筹制定的决策，已为历史所证明是决战决胜的正确决策。
正确决策来自实事求是的洞察、判断、抉择和坚持己见。
整整60年后的1989年，美国一位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专家C·戴维，来中国实地调查研究，采访了许多干部、学者和普通群众后，怀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写了一本书：《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他在书中的结论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但是，他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 ③
C·戴维的结论很可能是纵观了邓小平的整个革命生涯而得出的。
在南宁的邓小平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吸取了大革命时期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既注意防止像陈独秀那样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又注意克服当时在党内几乎占统治地位的“左”的倾向，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团结和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大胆而稳健地开展工作。
邓小平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进行与俞、李的统战工作，也就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
也是近60年后，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在中国最权威党史刊物《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论著《邓小平在广西》，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评论：
由于中央和广东省委受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的影响，对邓小平在广西与俞、李合作发展革命力量的做法，不相信也不放心。几次发来指示信，都强调俞、李仍是军阀政府，说他们与桂系李、黄、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最多只是个急进的改良主义者，只是欺骗宣传，不管他们对我党的倾向与表示如何，我们都不应对他们抱幻想，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邓小平坚持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他认为，俞、李虽是国民党军人，不免仍有国民党旧军人的气味，而他们与蒋、桂的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所采取的一切进步措施，我们应该欢迎、支持，我们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都应发展，继续做好俞、李的工作。 ④
比邓小平年长8岁的李明瑞和李明瑞的表哥俞作柏，这二人俱是有学识有头脑、在战场和官场混迹沉浮十数年、数十年的将军或高官。
他们对邓小平是由衷地折服。
在中国社会，年长者对年轻者折服已是极不易。
在如此历史条件下，年长的国民党人对年轻的共产党人折服就更为不易。
他们折服于邓小平的魅力。
这种魅力是共产党人的魅力与其个人独具的魅力的结合。
一篇权威性的李明瑞传记，记载了邓、李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就足以说明：
在俞公馆，李明瑞和邓小平第一次会面。邓小平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的美好风范，给李明瑞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明瑞比邓小平长几岁，他对这位满口地道四川口音，谈吐精明的中共中央代表特别尊敬。会面时，他认真听取了邓小平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解释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种种令人折服的分析和预见等等，从而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⑤
邓小平喜欢在黄昏思考谋虑。
黄昏时的散步是他思考谋虑的习惯性方式之一。
这个习惯何时形成，尚不清楚。
但在南宁时习惯已经形成。
黄昏，雨洗过的斜阳无酷热更清明，斜斜掠过树冠，投射在警察局大院的小楼。
这时，邓小平就会走出房间，沿走廊，走下小楼。
楼前桄榔树下、棕榈树下、芭蕉树下、广玉兰树下，有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
小径上闪动着斜阳透过枝叶泻下的斑斑驳驳的光影。
低头沉思的邓小平，手夹着点燃的香烟，不时深深地吸上一两口，慢慢从小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
邓小平的散步先慢，然后渐渐加快，到急步时，就将结束。
就在由慢到快中，决策就在思考谋虑中运筹成熟。
邓小平的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直到晚年，即使在身处逆境厄运时，也没改变。
1977年，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在北京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惊叹：邓小平“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
1985年，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轰动全美的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专门写了“文革”时邓小平的散步：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阳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致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思想、信念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接着索尔兹伯里又发表了同样轰动的《天下风云一报人》，他在书中断言：邓小平“能使中国腾飞”。
新著中，他再次写到邓小平“文革”时的散步：
黄昏时分，落日在院里照出长长的人影，毛毛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又出来散步了，他绕着院子来回走，每次40圈。他微微低头，背着双手，走在已为他的足迹踏平了的红土小径上，日复一日，不断地沉思。
毛毛回忆说：“看那种又快又踏实、急速的步子，我心里想，他的信念、想法和决心也许变得更明确，更坚定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毫无疑问，邓小平当时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如何使国家拨乱反正？一旦他重上领导岗位，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⑥
而在南宁的邓小平是在思考谋虑如何完成身负的使命。
一项项决策在运筹中作出。
决策正确。
正确决策借助俞、李权力的支持，正在成功地贯彻执行。
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40余名干部，先后被安排进政府机关特别是进入军队工作，占据各要害实权部门和位置。
张云逸任教导总队副主任（副总队长），并兼警备四大队大队长；
俞作豫任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
李谦任警备第四大队副大队长，佘惠任政治部主任；
龚鹤村任南宁市警察局长；
袁任远、王展、阎伯衡、何世昌、李朴、邓一凡等党员干部或任教导总队军政教官，或任连排长。
一张盖有广西省政府彤红大印的通告贴满南宁又贴满广西城镇。
省政府通令，全部释放“四一二”后被桂系逮捕入狱的政治犯。
通告贴出，观者如堵，闻者奔走相告。
老人们回忆，释放政治犯那天，南宁全城像过新年。
全城老少几乎是倾城而出，拥向监狱和看守所大门。
从大门外排起，街道两旁人流夹道足有数里长，一挂挂鞭炮高挂在竹竿上，伸出人群，伸向街心，迎候“政治犯”出狱。
“政治犯”们在欢呼声中，在鞭炮声中走出监狱大门，走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如同英雄凯旋。
出狱的“政治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相继被有意识地安排进入政府和军队工作，大大加强了党在军政界的力量。
这在1929年的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也许是全国唯一的，这令人不敢想象的事，只有在广西，在邓小平的决策下，才有可能成为真实。
又一张省政府的皇皇通告贴遍广西城镇。
这张通告不仅盖有省政府的大印，更有省主席俞作柏签署的大名。
这张通告引起更大震动。
通告明令解散国民党在广西的各级党部，并逮捕法办恶迹昭著的国民党“清党委员”和确有罪行的反动分子。
广西的反动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这又是邓小平的“高见”，这“高见”完全符合俞、李的利益，说出了他们的心愿：要巩固政权，就要清除国民党各级党部中的蒋、桂势力，换上拥护新政府的人。
又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各级党部和各种政权机关任职，顶替了被逮捕法办和畏罪潜逃的反动分子的空缺。
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又是一件只有在广西才能出现的事。
紧接着，南宁城又一次锣鼓喧天，口号如潮。
一队队农民，从各地拥入南宁城，送他们的代表，来参加在省城召开的广西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
参加大会的农民代表，实际是全由我党广西各地的组织选派的。
韦拔群、黄治峰、陈洪涛、黄书祥、陈鼓涛等我党农运领袖由各地集中南宁参加农代会，更重要的是向党的领导机关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
雷经天当选为广西农协（或农协筹委会）主席，韦拔群当选为副主席。
这在当时中国，在国统区，这种在统治当局欢迎支持下的大规模农民进城，并召开全省性的农民代表大会，并选举实际上已公开的中共党员担任农协领导职务，可能广西南宁是唯一的。
这仅仅是邓小平的第一着妙棋。
第二着棋更妙。
俞作柏欣然同意邓小平建议：接见农运领袖，以争取农民对政府更大的支持。
邓小平指示韦拔群作为主要代表与俞作柏见面，并按计划行事。
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兼省政府农工厅长的俞作柏与广西最著名的农运领袖韦拔群一见如故，相谈甚是投机。
韦拔群向俞作柏汇报右江地区农运情况后，恳切请求俞拨发一部分武器给右江农军，改善右江农军的装备、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当地蒋、桂势力，打击拥护桂系摧残破坏农运的反动土豪劣绅。
俞作柏当即同意这一请求，与韦拔群商定，以“右江护商大队”名义，装备东兰农军一个营，配备步枪300支，子弹2万发。
300名精心选拔的右江农军，浩浩荡荡开进南宁城，领枪，并留在南宁接受我党组织所派军政人员训练，以提高军事技术和政治素质。
这300名农军训练结束后回到右江地区，首次战斗便旗开得胜。
当地土豪劣绅得知农军回师东兰的消息，十分恐慌，暗中纠集数百反动武装，在东兰与恩隆交界处的一个险要山口埋伏，妄图一举全歼农军，抢夺枪支。
这个阴谋被当地农军侦知，即送达韦拔群。
韦拔群将计就计，农军按时出发。
战斗打响，农军以精良装备、优势火力打得伏敌招架不住，接应的当地农军又从后路夹击，伏敌大败，四散而去。
两路农军胜利会师合成一路，连克武篆、三石两座圩镇，再攻克东兰县城，建立政权，右江农军声威大振，在当地占绝对优势。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迁入东兰县城的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随即发布《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并附记：“1.本政纲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正式通过而实行之。2.本政纲尚有未妥处，得由民众集会酌量增补之。”
这个“最低政纲草案”，明显地借鉴了毛泽东、朱德1929年1月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红四军的布告，地处边地又正被残酷“围剿”中的韦拔群可能很难得到。
而在上海党中央的邓小平，通过秘密交通网，应该能得到红四军呈送中央的这份重要布告。
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东兰县革委会最低政纲实际上是广西第一个红色政权发布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其意义其作用其影响当然深远而重大。
应该说，这部政纲比红四军的布告更详细，具有广西特色。
如在工人、农民、士兵、商人政策方面比较：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
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
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
发给王地，士兵有分。
……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
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
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⑦
《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
（甲）关于工人方面：
1.废除包工制。
2.确定雇佣工人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八小时以上。
3.免收工人子弟一切教育费用。
4.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工人耕种。
5.确定工人每日最低工资二毫。
（乙）关于农民方面：
1.废除钱粮清赋。
2.实行焚烧契约债券。
3.实行不交租不还债。
4.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分给贫农。
5.免收佃雇农子弟的一切教育费用。
6.严禁虐待雇农。
（丁）关于士兵方面：
1.废除肉刑制度。
2.官兵待遇平等。
3.军队财政公开。
4.决定士兵服役时的待遇，担负其家庭的生活（伤亡兵待遇）。
5.决定士兵退伍时的待遇，要有田耕有屋住。
6.提高士兵智识教育。
（庚）关于商人方面：
1.保护小商人的利益。
2.严禁大商人剥削小商人。
3.取消关卡厘金。
4.废除一切苛捐杂税。
此外，还有“关于妇女方面”、“关于青年方面”、“关于文化方面”、“关于地方的一般设施”等方面的施政纲领。
素尤为宝贵而影响深远的是，这部政纲也许在当时所有红色政权的所有施政纲领中第一次制订了具体的有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的施政纲领；也许是第一次具体地体现了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其中有些条款，至今仍在施行运用。
瑶族，在当地相对于壮族和汉族来说是主要少数民族。
这部政纲专门制订了“（丙）有关瑶民方面”：
1.提高瑶民的智识教育。
2.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
3.严禁虐待瑶民。
4.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 ⑧
也许，这部分政纲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最初的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思考和思想。
整整20年后，邓小平（已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篇讲话，可以作为佐证。
摘录如下：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阖的……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⑨
《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1929年10月）实际上是两个月后公布的《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1929年12月）和四个月后公布的《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1930年2月）的雏形；东兰县红色政权的创建实际上是将要创建的左右江红色政权的预演。
导演者邓小平。
预演成功。
接着，又一批枪支弹药以省政府名义发出，发给左江地区和南宁市郊农军。
邓小平的计划实现：加强扩大农军，主要加强扩大右江地区农军。
邓小平借农代会之机又走出第三着妙棋。
农民代表联名上书省政府，列举事实控告桂系任命的当地官吏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压榨农民，破坏农民运动，请求省政府撤旧官，换新官。
这是件大事，俞、李不敢贸然决定，当然与我党商量。
邓小平是不是参加了协商，史料无明确记载，但协商的结果，却完全达到邓小平安排这着妙棋的目的。
农代会结束，我党推举的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手持省政府委任状分赴各地上任。
尤其是左右江地区各县县长，大部分人由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
黄书祥任果德县长；
黄大权任恩隆县长；
陈伯民任河池县长；
林柏任向都县长；
甘湛泽任凭祥县长；
陈可夫任养利县长，
莫俊峰任左县县长；
农德兴任崇善县长；
黄肖彭任龙州县长；
……
邓小平三着妙棋走出，广西首届农代会便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作用。
黄昏时，警察局大院内树下小径上，邓小平的散步，由慢到快的过程越来越长。
步履，更凝重更踏实。
由于潜心凝神思考，邓小平这位后来“世界有名的吸烟者”，经常是长长的一截香烟在手上燃成了灰烬，也没送往唇边一吸。
各项准备工作，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切实进行。
这些工作，是必要的，但目前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
最紧急最首要的重点工作，是迅速掌握一支党领导的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他认为，此时，在广西，应该把武装放在第一位。
他同意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结束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时在省委会议上对暴动问题发表的意见：“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 ⑩
他认为，这个“军事的帮助”就是党领导的具有战斗力的一支正规军。
他潜心凝神思考谋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去建立这样的一支军队。
在广西南宁这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条件下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特殊办法。
这个办法是，第一步：掌握旧军队与改造旧军队同时进行。
俞、李都是旧军人，他们当然清楚此时加强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他们从武汉带回两个师的兵力。
他们只得靠这两个师来维持他们的政权，维护广西的局面。
而这两个师全是桂系的旧部，成分极为复杂，尤其是军官成分复杂，桂系势力很大，关键时刻俞、李是不是指挥得动还很难说。
这些，俞、李心里明白。
要想完全掌握指挥权，首先要撤换大批军官。
新军官来自何处？
这正是令俞、李十分头痛却难以解决的问题，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的提议，可以说对他们是正中下怀：开办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军官教导总队。
俞、李当然同意，并给予大力支持。
邓小平选择了张云逸作为党在军官教导总队的最高领导人，并由俞、李任命为最高军事领导人——副总队长（一说无总队长，一说总队长由李明瑞兼任）。
历史已证实，邓小平是知人善任。
在南宁，邓小平与张云逸没能见面。
曾任北伐军最有战斗力的第四军师参谋长的张云逸，是通过国民党广东海军司令陈策的介绍到广西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并未暴露。
张云逸从陈豪人处听取邓小平的指示进行工作。
陈豪人与张云逸也是单线联系。
邓小平虽没见过张云逸，但深知年长自己12岁、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治军有方的张云逸同志以其优秀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水平，足以胜任教导总队长职务，足以完成党的重托。
邓小平的一道道指示通过陈豪人送达张云逸。
邓小平的指示在教导总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张云逸将军的才能在广西教导总队得到充分发挥和表现。
这段往事，张云逸将军难以忘怀，几十年后忆起，仍历历在目：
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三个营九个连，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一千多人，九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留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三百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是在这时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和阻碍我们党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问題，就自然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内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一百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⑪
当年的教导总队学员，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李天佑将军，激动不已地忆起他人生道路上的决定性转折——教导总队的学员生活和学习：
当时我在这个教导总队的第八连当学兵。这个教导总队有千把人，原来是广西军阀从当时各部队调来一些士兵训练，以培养下级军官的，但里面却有我们的党组织，张云逸同志就是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兼这个教导队的副总队长，在学员中，特别是在政治工作的政训教员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断地向我们这些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记得有一次张云逸同志到我们连上课，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来问我们：“你们说社会上哪一种成分多？”（指的是哪一阶级人数多）我们想了想，一致回答：“工人农区民多！”他又说：“赞成工人农民成分多的请举手！”我们都把手举起来。他点了点头，笑了……
除了他这样直接教育和启发我们，我们也时常学习些新的革命道理。我记得有一位政训教员，名字叫李布，是个共产党员，他就常给我们讲俄国十月革命的史实，当时我虽然不十分明了，却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启发，懂得了中国必须实行革命，必须学俄国那样，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些教育就成了我坚决参加武装起义的思想基础。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常喊的口号是：“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实行革命外交！”平时这样说，晚上点名时喊的也是这几句口号，只是没直接喊出“拥护十月革命”这句话罢了。当时党在总队里领导的革命活动是很活跃的。 ⑫
1955年被授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的卢绍武将军，也是在广西教导总队“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他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后，非常注重军队的建设。在我党的帮助下，在南宁办一个以培训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由中共党员张云逸兼任副总队长。同年7月，卢绍武被选送到该教导总队当学兵，被编在第三连，任中士班长。从此，卢绍武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
在教导队里，卢绍武耳闻目睹许多新鲜事儿。张副总队长和担任政治教官、政治指导员的李朴、佘惠、袁任远、陈漫远、邓逸凡等中共党员，经常给他讲实行官兵一律平等，取消军官对士兵打骂的革命道理；李朴、陈漫远、袁任远等军官还经常找他谈心，征求意见；还有成立学兵委员会，开展学兵民主、娱乐活动等等。卢绍武感到心里很愉快，学习很刻苦、用功。他虽然对一些政治理论还听不很明白，但他毕竟开始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工人和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真正出头，翻身。 ⑬
广西教导总队教导出来的大部分学员们，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中成为红七军、红八军的骨干力量。
广西教导总队的领导、教官和大部分学员们，更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教导总队设在南宁南门外原军官学校大院内。
教导总队基本为我党掌握，使邓小平由衷地感到欣慰。
警察局大院内，邓小平散步时频频南望，望向南门外教导大队的目光，转向了西边。
南宁西门外西乡塘，是俞、李的广西第四警备大队大队部驻地。
警备四大队除一部分是俞、李在广州招募的广西籍进步青年外，主要由李明瑞回广西后收编的土匪武装和散兵游勇组成。
这支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懈，军官腐败，疏于训练。
李明瑞请求张云逸兼任警备四大队大队长，目的是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李谦出任警备四大队副大队长。
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权基本掌握在我党手中。
这是改造这支部队的有利条件。
但改造这支部队谈何容易。
邓小平给张云逸和李谦的指示是：“改造这支队伍一定要彻底，先发动群众撤换营连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再改造部队的成分。”
张云逸、李谦依计而行：
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一百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礽二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一千多人扩大到两千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决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
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各级的领导权也迅速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一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而通过这一斗争，我们也便于抓紧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他们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惯，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是张云逸在大约三十年后对当年成功“依计而行”的真实总结，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因为它在后来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成功地改造了大批起义、投诚或投降的国民党部队，就曾运用了这些经验。
回忆至此，张云逸将军不禁感慨：“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⑭
黄凯老人深情而生动地谈起当年目睹这支旧军队的改造，自己也洗涤了旧社会带来的不健康意识，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则是感慨不尽：
我一当兵，就目睹各种悲惨痛苦的生活：弟兄们常常无缘无故地被捆绑、关押，吃的是发霉的糙米粥，掺沙又掺糠，睡的是带脓血的潮湿稻草，虱子、臭虫整夜咬，见不到太阳，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经常挨皮鞭打，挨军棍揍，遭凌辱谩骂。有一次，我立正没站好，当官的一皮靴把我踢倒在地，使我额头碰破，鼻血直流。另一次，我一颗纽扣没有扣好，当官的一拳打在我脑门上，打得我天旋地转，差点倒在臭水沟里。还有一次，轮到我当采买，买了苦瓜，不合长官心意，就被按在地上打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站不起来。还有不少士兵因伤残疾病得不到医治而痛苦地死去。旧社会的黑暗，反动军官的残忍毒辣，真叫人难以忍受！
……中元节后的第四天清晨，我们这些当兵的，还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情（张云逸大队长秘密逮捕反动军官），正乱糟糟地准备出操。有的背着枪在懒散地游逛，有的持枪倚墙站立；有的坐在床头伸腰打哈欠，有的还闭眼唱下流歌曲。一个连里的长官大声宣布：
“不出操了，洗脸吃饭，快！”
大家感到，不出这个鸟操挺舒服，只听稀里哗啦一阵响，伴着笑骂声，大家放下枪支弹药，往饭堂里拥去。在饭堂里，又听到那个长官宣布：“不许喧哗，各人记住自己的枪机号码和子弹数目，吃完饭，徒手集合，到西乡塘，听张大队长训话！”
“什么？不带武器？徒手集合？”
大家惊奇地瞪着眼睛。不带武器，徒手集合外出，这还是头一次。这一连串的怪事里面有什么奥妙？我们摸不着头脑。
西乡塘，位于南宁市西郊。张云逸大队长和重新组建的大队部，就驻在这里。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西乡塘，静静地坐在草地上。大队部的长官跟过去的长官大不一样。他们服装整齐，扎着绑腿，站在阳光下，跟我们讲话，和蔼可亲，队伍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开始，是一个高个子的长官讲话，讲了不少新鲜道理，什么不能再像军阀部队一样啦，什么官兵平等啦，真是打动人心。
接着，一位中等身材，容光焕发的长官，用手捋着胡须，以高昂的声调，宣布我们营的编制和几条纪律：一、不准抽鸦片，已抽的要戒掉，不遵守者，遣送回家；二、不准赌钱；三、不准嫖女人；四、不准打人。长官不准打士兵，军队不准打老百姓。谁打人，你们就向上告状。事后才知道，这位宣布纪律的长官就是张云逸大队长。他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后，撤换了一批像黄玉宝（黄凯老人所在警备四大队三营原营长）那样的旧军官，迅速掌握了各级领导权，深入发动士兵群众。
张云逸大队长宣布纪律后，部队休息。二十多名年轻军官，分头到我们营跟士兵谈话。张云逸大队长的话，像在士兵的脑海里投进了一块巨石，激起一阵阵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怀疑：哪有当官的不打人，哪有士兵不受侮辱。有的害怕：抽大烟的，怕日子难过；兵痞流氓，怕受约束。我在草坪上来回踱步，心里也半信半疑。一位年轻军官走到我身边亲切地问道：“想什么？这些纪律好不好？”
“好是好，就怕行不通！”我一边说一边急忙咔嚓一声双脚靠拢，笔挺地站着。
“不要这样。你说为什么行不通？”他用手抚摸着我的肩膀，一边笑一边说。他笑得那样亲切，使我一下子消除了疑虑，大胆地回答说：“我看到的多了；没有长官不打士兵，没有当兵的不打老百姓。我吃够了当兵的苦头。”
这个年轻军官笑笑说：“在这里当兵与别的地方当兵不一样。过去，你干的是旧军队。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支军队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
谈着谈着，集合号响了。队伍往回走，那些跟士兵谈话的年轻军官，挥手向我们告别，好像士兵是老熟人……
回到驻地，连里有人宣布：“不要惊慌。你们的枪机坏了，拿去修理了。”一解散，大家走进室内，惊奇地发现：我们的枪还在，枪机都不见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清楚。
吃罢晚饭，我愣愣地站在门口。大队部那二十多个年轻军官，也来到了我们三营，继续跟士兵交谈。找我谈话的，还是上午跟我攀谈的那位年轻军官。我用探询的口气说：“收了枪机，是不是不要我们当兵了呢？发给我路费回家吧！”
“愿不愿当兵，以后再说。”他充满着同情感，用期待的眼睛望着我说：“你先谈谈在旧，军队受的苦吧！”
提起这些，我忍不住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向他诉说了自己在旧军队的悲惨经历。这个年轻军官听了我的控诉，紧捏着拳头，满腔怒火，鼓励我说：“兄弟！别难过，流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行动起来，揭露反动军官虐待士兵的罪行，跟他们作斗争。”
他耐心地向我谈了两种军队的区别，谈到革命的理想和前途。他的每一句话，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在我面前展示着光明。临别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叫黄秋琪，是大队部的，有事可以找我！”
以后，黄秋琪和那二十多个年轻军官，经常来我们三营，和我们一起出操上课，跟我们谈心。全营出现了民主空气，士兵们敢讲话了。平时作恶多端的旧军官，在士兵们的揭发斗争下，不得不低头认罪，再也不敢耍威风了。我们大多数士兵，有事不愿再找那些旧军官，只找黄秋琪他们解决。他们成了我们的好老师，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
经过我们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大队领导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撤换了反动军官，把他们调到教导总队去“学习”，调来了一批新军官（后才知道都是党员和进步青年）。同时补充了一批新兵，遣送了一些兵痞，仅我们连就遣送了13人。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队列整齐威武，训练场上杀声震天，政治学习热烈发言，操课间隙三三两两倾心交谈。
但是，大家还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枪机为什么收走了呢？一天早晨，我们营区隔壁公安分局的警察扫地时，把垃圾往我们营区扫。我们劝阻无效，争吵起来。他们破口骂我们：“交枪兵，有什么了不起！”这一下，被激怒的全营士兵，跟警察动起手来。营区一片骚乱。各级干部出来劝阻，才算平息下来。士兵认为蒙受了耻辱，仍愤愤不平。
大队领导指示：各连应抓住这一事情，进行向革命转变光荣的教育。我们连新调来的蒙副连长组织大家学习。他说：“上级暂收缴枪机，是为了改造部队的需要，怕反动军官煽动闹事，你们有什么耻辱？现在，反动军官清洗了，不几天发还枪机，你们就成为革命战士了！”
过几天，果然发还枪机了。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士兵们穿上头一天刚发的新军装，提着枪，挺着胸脯，英姿勃勃，容光焕发，雄赳赳地站着。
一声号响，我们一阵小跑排成了整齐的队伍。
“黄凯！”
“到！”我响亮地应着，迈开大步走到队列前，双手接过枪机，同时也接过四十多个银毫（相当于九块多银元）的饷金。幸福的眼泪再也憋不住，夺眶而出。
全连发完了！全营发完了！营区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大家握着闪闪发光的枪支，全身的热血在奔腾……
在发还枪机以后，张云逸大队长就经常到我们营的驻地来。他认真地看我们操练，仔细纠正我们的每一个动作，亲切地跟我们谈心，问寒问暖，关心地摸摸我们的床铺，品尝我们的饭菜，告诉全营干部要关心士兵的生活。大队部的年轻军官也每天来一次，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我深深感到：革命队伍跟旧军队的确不一样，长官爱护士兵，部队爱护工农群众。我再也不想回家，决心一辈子扛工农的枪，为工农打仗……
正是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才有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才有警备四大队的改造成功。
遗憾的是，邓小平的正确领导，在俞作豫任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没能得到像在四大队那样的切实贯彻执行。
第五大队虽然也抓了整顿改造工作，但没能坚决、彻底执行邓小平“先发动群众撤换营连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再改造部队的成分”的正确指示。
没能很好地发动士兵群众。
没有坚决撤换旧军官。俞作豫早年曾在这支部队任过职，与旧军官们有一定私人感情，有旧关系，因此，没能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没改造好的反动军官、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全部清洗出去，而是感情用事，姑息迁就。
更重要的是在部队中没能很快很好地发展党的组织。直到离开南宁去龙州前，千余人的五大队只有党员七八人，其中在连队的党员只有两三人。
虽然情况较特殊，但终究是个致命隐患。 ⑮
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普普通通的民房，坐落在南宁南门外通往海关的大路东侧。
这座民房的楼下，是铺面，没有油漆过的门板因风雨剥蚀日光曝晒而变得灰黑，深深地显现出斑驳的木纹。
一块“光昌汽灯店”的招牌挂在木门旁，招牌旁的青砖墙上写着退了色的黑字：修理、出租汽灯。
昌店内，柜台上、墙壁上、货架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汽灯，而且还有不少是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过来的进口货。
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汽灯商店，就是当时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所在地。
不知当时广西特委机关选择开汽灯店作掩护是不是有所寓意。
笔者在广西博物馆内面对着当年汽灯店的照片时竟情不自禁涌上这样的感觉：20年代末30年代初电灯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能给大多数人在暗夜里带来光明的就是油灯和汽灯，而汽灯比油灯明亮得多。
面对着这张照片，笔者还涌上这样的猜测：从海关码头走向南宁市区的邓小平，是不是沿着这条大路，首先来到汽灯店？
极有可能笔者的感觉是准确的。
有证据：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这样写道：“到达南宁后，父亲首先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 ⑯
还有，在南宁的日子里，在警察局大院里深居简出，“运筹帷幄”的邓小平，在有数的外出中，极有可能多数就是去这南门外的“光昌汽灯店”。
有证据：
在1979年百色起义5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特约陆仰渊先生编写的《百色起义》一书中就明确写道：“邓小平同志和贺昌同志曾多次秘密来到这里，同广西党的负责人雷经天等同志会面，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指导广西党的工作。” ⑰
还有，黄昏时在警察局大院内散步的邓小平，沉思的目光是不是由西又转向了南。
不是望向南门外的教导总队，而是望向同在南门外的“光昌汽灯店”。
后来，曾经有人问过邓小平：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
邓小平明确回答：“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 ⑱
虽然这是邓小平在1943年的讲话，但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也就是说，邓小平在“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把武装力量放在第一位”；更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具体情况，把武装力量放在第一位，思考谋虑党如何掌握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在思考谋虑如何建立、健全、发展党组织的问题。
尤其是思考谋虑如何健全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组织的问题。
这也有证据：
中共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一文中明确写道：“当时，广西各地党组织非常零乱。有一半党组织失去与广西特委的联系。‘特委及各县指导机关多不健全’。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和贺昌等在抓紧兵运工作的同时，秘密向广西特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党的恢复、发展工作。” ⑲
恢复和发展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在邓小平领导下成效是显著的。
在军队党组织随着党对军队的逐步牢固掌握而建立和发展的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并与省特委取得联系”。
据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中统计，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县特支有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5个，南宁已建立了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党支部。全省党员共有420人，团员共有130人……
省特委还在南宁举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共有各地党员10余人参加学习。训练班开设了有关“政治、职工、土地、组织、CY”等课程，同时还出版党内刊物《党的生活》，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斗争水平。
广西党的建设已到了向新阶段发展的时候，条件已渐趋成熟。
又一重大决策在邓小平运筹中成熟：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广西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选举新的省特委领导机构。
目的很明确：为在广西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根据地，为在广西建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作准备，打基础。
大会原定于1929年9月1日举行。
据记载，当大会的政治任务、组织、职工、宣传、农运、军事、土地革命、妇女、CY等九个文件起草完成后，有同志提出文件太过冗长，并且担心文件太多，使代表们讨论时没有重点和中心，于是又另行起草了一个政治任务草案。 ⑳
这位同志是谁？后来的政治任务草案是谁起草的？
未见资料记载及后来的研究论著指明。
这位同志有可能是邓小平。
由于重新起草政治任务草案和等候中共广东省委代表的到来，邓小平指示：广西第一次党代会的会期改为1929年9月10日。
早种的晚稻已扬花吐穗，迟种的晚稻正返青拔节，稻田连片，环绕着一座村庄。
村旁有鱼塘散布。
鱼塘里，鸭鹅悠闲浮水觅食。
鱼塘间，一条麻石铺就的小路，蜿蜒伸展进村中。
小路上，农人扛犁吆牛，挑柴担草，照常行走，劳作。
此时的南宁市郊津头村，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是村民们的眼神。
村民们眼中有抑制不住的神秘和好奇，更多的是崇敬，并不时将这种眼神投向村中那幢青砖风火墙到顶围着的院落。
进村小路在这幢院落的门楼旁变成一块敞坪。
敞坪上砌出四级青石台阶，连接高于敞坪的门楼大门。
从大门望进去只能看见三进大院的天井。天井里，扶桑开得正红，蕉叶长得正绿。
门前两棵苦楝树，枝叶在风中摇曳。
村民们这几天常看见，不时有各种打扮的生人沿着进村小路，走过苦楝树，走上青石台阶，走进门楼，消失在扶桑和蕉叶后，久久没见出来。
走进去的有乡下人，有城里人，还有外地人。
走进去的人衣衫整洁，表情庄严神圣，一看就知道是干大事的人。
他们走进去的院落是雷经天的家。
雷经天在村民心目中是有本事有钱的好人。
村民们的眼神就更增添了几分崇敬。
直到整整20年后他们才知道，当年这些走进雷经天家的人是什么人；雷经天又是什么人；在他们村庄中的这座门楼里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他们的眼神里已没有了好奇和神秘，代之的是自豪是骄傲，他们的村庄太有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了，而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
当然，他们眼中有了更多的崇敬。
1929年9月10日，广西第一次党代会在南宁市郊津头村雷经天家秘密开幕。
可以想象，在这座三进院落里，有从肺腑深处发出带着共鸣声的《国际歌》沉雄地响起。
发出歌声的人有的会热泪奔涌，有的会热泪盈眶，但表情是一致的：庄严神圣。
据记载，会议第一天，代表们聆听由党中央代表邓小平传达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
小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六大”到广西党的“一大”举行，已整整一年有余，虽然广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敌人封锁很严，但党的“六大”文件想必也已传到广西党组织手中，并已在广西党组织中得到传达及贯彻。
邓小平此时重点传达“六大”精神，定有其深意。
“六大”召开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处于历史大变动年代，面对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展开严肃而激烈的争论，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
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六大”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实事求是的。
“六大”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针对当时不少党员认为资产阶级既然已退出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六大”指出：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
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六大”也作出了正确结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它把工作中心从如何千方百计地去组织暴动转到了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这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
“六大”决议，在全党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作用，也将在广西党组织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工作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六大”当然也有缺点。
要年轻的党在所领导的革命初期就对所有根本性问题一下子都作出准确而正确的判断，本身就不是唯物主义的。
“六大”的主要缺点是：
(1）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2）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这就不能把更多的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争取过来，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 ㉑
“六大”的主要缺点，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也将在即将进行的广西的一系列工作中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极严重的影响。
可以肯定，在南宁的邓小平已开始意识到这些正确与缺点。
在对待俞、李问题上，邓小平实际上已纠正了“缺点”的第二点。
而在即将进行的广西的革命工作中，历史已证明，邓小平实际上也纠正了“缺点”的第一点。
邓小平在广西第一次党代会上如何传达“六大”精神的详情，历史文献及当事人回忆和研究专著均不见记载。
只能推测，邓小平在传达“六大”精神时已可能开始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广西革命问题。
虽然邓小平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很明确地从理论上去阐述这个在党的“七大”上才确定的根本原则，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小平或许已对这个原则有了一定深度的思考和意识，因为，他已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它去指导工作。
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邓小平始终不渝地根据这个原则去指导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去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其是他根据这个原则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和观点，已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世界，而且还会更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世界。
接着，邓小平传达六届二中全会精神。
1929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就是对党的“六大”后的状况作出了正确判断：“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
邓小平传达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当然也有深意。
那就是认清形势，明确任务，鼓舞士气，树立信心。
广西第一次党代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极重要的文件：《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或称《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或称《政治议决案》）。
非常遗憾的是，笔者没能找到这份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原文。
笔者所能看到的只是散见在各种研究资料和论著中的摘录和评述。
笔者只得将具有权威性的研究资料和论著中的摘录和评述再选录出来。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一辑《史料综述》：
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全面地分析了自“四一二”以来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形势和经验教训，提出了“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方针、任务。 ㉒
《邓小平在广西》：
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任务，但大会按照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南宁、柳州、梧州三城市的职工运动上。 ㉓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在《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提出“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正确主张，这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㉔
《百色起义》：
经讨论，一致通过了《政治议决案》（不知“议决”是否校对错误——笔者注）等决议。这份用毛笔抄录的文件，明确地记载了党代会上所确定的当时党的主要行动纲领——“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中共广西地方史稿》（1919一1949):
大会《决议案》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帝国主义显然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帝国主义的权力支配了中国，使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中国的经济上政治上，封建阶级尚有极强固的基础，形成现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直接受帝国主义与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生活更加痛苦而日益趋向革命。因此，工农群众的斗争的确是逐渐复兴与发展的形势。”
《决议案》在分析广西的经济现状时指出：“广西是一个广大的农业区域。……用农产品来换取工业品，是广西农业经济转动的明显表现。以一九二八年的海关统计，广西输出农产品的价值为六千九百万元，外来输入工业品约值八千四百万元，相差计一千五百万元。……长此下去，广西的农业经济着实陷于一个破产的地位。”《决议案》又说：“广西因军阀的盘踞，滥发纸币，加强全省人民的剥削与负担……各军阀所发出的纸币，每一个军阀倒台后即不通用了。”这一切表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掠夺与剥削，是广西经济破产人民贫困的根源。
至于广西的政治现状，《决议案》指出：桂系军阀李、黄、白虽然倒台，但封建政治的基础依然存在。“农村政权在豪绅地主把持之下，团总乡董的权力非常大，仍然是上面勾结官吏，以压迫剥削农民。”广西各族人民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之下。广大工农群众生活痛苦到极点，于是更加迫切的要求革命的出路……正在汇成广西革命的新高潮。
根据当时广西的革命形势，《决议案》提出了党的斗争任务和指导方针：利用一切公开机会与秘密工作加紧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广西群众都认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在党的政治主张之下团结起来；在群众中坚决的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揭露国民党的一切罪恶，增加群众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反抗，进而用群众斗争力量促使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适应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加紧对于土地革命政纲的宣传，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之下，把农民发动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并在土地革命中坚持以贫农雇农为主要动力，以中农为同盟者的阶级路线；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加强工农的武装组织，把各方面小的斗争扩大并汇合成为暴动的形势。
《决议案》还规定了党的具体路线和政策……《决议案》并强调指出：“目前农村中的主要路线是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尤其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而推进到游击战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 ㉕
从以上选录的“摘录”和“评述”来看，《政治决议》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对广西经济现状的分析和判断，及对广西政治现状、广西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还有对党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规定等等，都是基本符合国内及广西的实际情况和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对广西工作进行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具体指导的。
尤其是《中共广西地方史稿》上的摘录及概括，较详细，很为难得。但遗憾的是没注明《决议案》原件现存何处或现收入哪部资料集、史料集或文献集。
摘录、概括和评述毕竟难完整和全面。
为看到这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的全貌，以便更好地判断它在即将开始的广西新的革命工作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更重要的，笔者还想更有理由更有论据去证实，可能这后来的政治决议案是邓小平亲自起草，因此没有轻易放弃去寻找这份文件的努力。
文件原件还是没有找到。
但是，在此过程中，笔者竟产生了一种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仅供参考。
笔者认为，改写《政治任务决议案》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文件“太过冗长”和“文件太多，讨论时没有重点和中心”。
其中，可能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的看法。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二辑：《革命文献》（送审稿）中收有《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有人认为1928年6月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召开的有中央代表恽代英参加的广西党的会议为广西党的“一大”，而1929年9月在南宁举行的广西党代会为广西党的“二大”)。在这份《政治决议》后，编者注：这份文献抄自广西博物馆。此系根据东兰县发现和保存的一份手抄笔记本中摘录的。原件业已残缺。从此件及同册中其他几份草案大纲可看出，此系1929年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据此判断：可能是由当时参加会议的严敏或陈洪涛同志带回东兰县传达贯彻的报告大纲或纪要，仅供参考。
这份《政治决议》确实是“大纲或纪要”。
摘录举例：
Ⅱ、广西……运动的趋势
1.……工人群众被反动领袖的欺骗及反动统治的压迫。
2.工人群众在反动统治阶级面层下的怀懑情绪的表现。
3.农民群众……反动势力而奋斗。
4.广西政权……绝对不能避免内部的冲突。
5.在改变欺骗政府的运用下，广西工农革命运动有活动的机会。
6.工农群众过去受了长期的压迫和欺骗，现今急迫的寻找革命的路。
7.……力量帮助工农革命运动……
Ⅳ、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和行动
农民迫切的需要是土地。1.
2.土地的政纲是农村宣传的中心任务。
3.广大的农民群众集中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口号。
4.富农、中农都愿意参加革命，但有随时脱离革命战线的可能。
5.革命高潮没到来以前，可行局部的土地革命运动。
6.农村中的日常斗争就是土地革命。
Ⅶ、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1.……群众运动的适应与配合。
2.……工农的武装组织。
3.……斗争的……普遍造成暴动形势。
4.……斗争的农村扑灭了豪绅地主和封建势力，农村政治即变到农民手上。
5.几个区域联系有武装暴动的可能。
6.夺取政权后要立即向外发展，才能够艰苦的固守政权。
Ⅷ、造成几个县联系或几个省联系的苏维埃区域前途的可能，但必要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
1.农民群众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2.农村中的工作基础较强固，布置较普遍。
3.农村中的武装多数在农民手上。
4.豪绅地主的武装力量削弱。
5.因交通的阻塞，反革命运动进攻极困难。
6.……革命军队的互相牵制及退缩。
……苏维埃区域可以保守，也可以开展。
……苏维埃政权的稳定。
……广西党今后的工作任务。
Ⅶ、加紧军事运动工作
1.建立工农武装。
2.夺取士兵群众。
3.注意民间及土匪的下面群众工作。
4.在军队中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
5.加紧有军事关系的人工作……
以上摘录举例，已是这份《政治决议》的主要内容。
这些主要内容与从权威性的研究资料和论著中的摘录和评述相比较，基本是一致的。
同但有一项极重要的内容，权威性的研究资料和论著均不见摘录。
这就是这份《政治决议》上的：
Ⅰ、全省重要区域的工作布置
1.以梧、邕、柳三个商业集中的城市为全省最……的工作区域。
2.以交通路线枢纽的城市为重要的工作区域。
3.一切工作中的布置必须向政治中的城市推动。
4.严防工作造成畸形的发展…… ㉖
这正是“六大”的第一个缺点。
这正是邓小平在亲自领导的即将开始的广西新的革命斗争中以实际行动纠正了的缺点：邓小平并未把梧、邕、柳作为重点工作区域；工作中的布置也与此几乎完全不相同。
这份《政治决议》在末尾处清楚写着：“第一次稿完，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
或许，这份《政治决议》极可能是改写前的《政治决议案草案》。
当然，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多次的反复摸索和检验，人们才能认识清楚，从而使很多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特别是“城市中心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过去总是把革命活动的重点放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这就更加大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清楚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延长了认识清楚这个问题的过程。
因此，在广西党的“一大”上，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讨论、辩论和激烈的争论，是正常的。
甚至，某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还会对这次党代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如《中共广西地方史稿》中还写道：
这次党代会也接受了“六大”和二中全会的一些错误东西，主要表现在对待俞、李存在“左”的倾向和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观点，也给当时工作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和不应有的困难。 ㉗
但可以肯定，邓小平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是清楚的，也是正确的。
又是黄昏。
没有夕阳，夕阳被沉沉的雨云所淹没。
起风了。
风掠过扬花吐穗和返青拔节的稻田，扑向蔗林，扑向蕉林，扑向龙眼林、荔枝林……
风中禾稻，风中林木，风中蕉叶，撼摇舞动，如浪如涛……
风起时，邓小平和雷经天走出雷家门楼大门。
广西第一次党代会1929年9月10日开始，9月14日结束。
邓小平正离去，雷经天执手相送。
台阶下停步，伫立，静静聆听。
听风声。
听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风声。
他们在风声中听见了彼此的心声，还听见了正在天地间奏鸣的历史与未来的主旋律。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道别。
互相道别。
邓小平即返南宁。
雷经天奉邓小平的指示，即赴右江。
邓小平交给雷经天的任务是：
以广西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到右江恩隆县平马镇建立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公开领导恢复右江各县的工会、农会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
以中共右江特委书记的秘密身份，在平马筹组中共右江特委。由中共右江特委再派出严敏去东兰与韦拔群、黄明春等建立中共东兰、凤山县委，派陈洪涛建立中共恩隆县委，派徐达生建立中共奉议县委，派张震球建立中共思林县委……
在这前一天，即9月13日，韦拔群率正在南宁训练的一营农军赶回东兰。
与此几乎是同时，邓小平派何建南、麦锦汉、苏文灿等前往龙州成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领导恢复和发展左江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
目的十分明确：为在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坚实基础。
就在广西党的“一大”前后，国内形势有变。
邓小平以其敏锐的目光观察和判断事态发展变化趋势，准确地预见，广西形势会随之有变，而且极有可能是突变、大变。
这些，都是邓小平未雨绸缪的应变措施。
历史又将证实，这些措施将是多么及时和正确。
两双紧握的手终于分开。
雷经天目送邓小平迎风远去，一直望到邓小平年轻矫健的身影消失在乱云下的暮色苍茫中。
注释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② 同①,第209页。
③ 伍国用、袁南生编著:《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203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④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六辑）,第1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⑤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李明瑞传》,见《解放军将领传》（6),第2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⑥ 同③,第58页、第69页。
⑦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第1版。
⑧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⑨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⑩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⑪ 大将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见《广西革命回忆录》第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⑫ 同⑪,第17页。
⑬ 陈欣德:《从放牛娃到将军——卢绍武少将传略》,见《广西将军传》,第13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⑭ 同⑪,第6页。
⑮ 同④,第109页。
⑯ 同①,第205页。
⑰ 陆仰渊编:《百色起义》,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
⑱ 邓小平:《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年2月20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⑲ 同④,第136页。
⑳ 黄茂田编著:《中共广西地方史稿》（1919—1949),第126页,中共广西区党委党校教材编审委员会1986年12月30日印制。
㉑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㉒ 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编:《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一辑:史料综述）,第97页。
㉓ 同④,第110页。
㉔ 同④,第137页。
㉕ 同⑰,第17页。
㉖ 同⑳,第127页。
㉗ 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编:《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二辑:革命文献）,第73页,1978年10月送审稿。
㉘ 同⑳,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