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骤变·兵变
秋风秋雨骤至，几天几夜，无止无息。
这是广西南宁1929年的第一场秋风秋雨，陡然袭来丝丝的凉意。
几乎与季节递变的同时，广西局势发生了变化。
厂西局势的变化，随中国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北方，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一场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逐步由酝酿而向大规模爆发激化。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极复杂的组合体。
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能对中国国民党的分化组合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其内部争权夺利。
于是北方狼烟将起的形势，险恶的政治危机、战争危机，不可避免地将对南方产生影响。
南方的国民党各集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马上对来自北方国民党各集团的战争讯号作出不同的强烈反应。
打着“护党护国”旗号的国民党内改组派首领汪精卫，企图联合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联合进行反蒋倒蒋战争，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乃至全中国的最高统治权。
但汪精卫集团主要还是政治集团而不是军事集团。
在当时中国，政治集团想要夺权，必须利用军事集团。
汪派当然很清楚，要想实现与地方实力派冯、阎的联合反蒋，利用他们去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绝不是件容易之事。
首先得自己要有实力，主要是军事实力，使冯、阎认为有胜算把握，不会蚀本，冯、阎才会动用其实力。
汪派的军事实力只有张发奎的粤系部队第四军，兵力太过单薄。
要想以这点兵力来实现汪派向冯、阎显示实力的第一步战略计划：由鄂西经湘西、广西南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当然是绝对不行。
因此，能否争取到拥有三师兵力、又据有可作为进攻广东的前进基地而此时名义上仍是亲蒋派的广西俞作柏、李明瑞参加汪派反蒋，就成了局势将如何发展的关键。
广西迟早会被这场战争漩涡波及，广西是否被卷入漩涡，关键又取决于俞、李。
广西局势完全有可能被影响而朝公开反蒋的方向发展。
“先倒桂后反蒋”是俞、李的既定战略方针。“拥蒋倒桂”不过是俞、李的权宜之计，他们在等待反蒋时机。
蒋介石对俞、李也不过是利用，同样是权宜之计，蒋介石也在等待时机剪除志不同、道不合的俞、李。
尤其俞、李入桂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是与蒋背道而驰，就更加快了蒋剪除的速度，蒋介石一面派心腹吴铁城入桂调查俞、李亲共之事，一面电令俞、李赴南京面蒋述职，就是暗伏杀机。
蒋介石的图谋，俞、李当然清楚。俞、李对蒋的电令拒不从命，不到南京，以免成为蒋的人质，就是明证。
这样，俞、李当然就更希望反蒋时机快些到来。
这样，俞、李就有可能认为汪派的反蒋，是自己反蒋的时机，而随之响应。
局势果然朝这个方向发展。
汪精卫的代表薛岳到邕，游说俞、李反蒋，俞、李已被说动，但举棋不定。
举棋不定的俞、李听取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的意见很明确：时机未到，静以待变，切忌轻举妄动。
俞、李听从了邓小平的意见，婉言回绝汪精卫的代表薛岳。
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回桂时间太短，百废刚兴，只宜休养生息，不宜大动干戈。
其二、桂系遗留之军事、政治、经济各部门都正在整顿重建，要举事，必先后方稳固。
这是广西的实际情况，也是邓小平认为“时机不到”而明确告诉俞、李的意见。
对于俞、李的婉拒，汪精卫急如火焚，急忙开出价码，与俞、李再谈交易。
针对俞、李财政困难的情况，汪精卫的手段是利诱：只要俞、李出兵反蒋，马上调拨80万现金给俞、李作为第一笔军费。
俞、李再次动摇。
接着，冯玉祥、阎锡山的代表赴邕，坐等俞、李决定。
汪精卫抛出的又一价码，使俞、李终于停止了动摇而横下铁心。
这个价码，对俞、李诱惑实在太大：俞、李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得胜后，汪精卫允许俞、李占据广东的部分富庶地区以增加财政税收。
广西贫困，广东富庶，能得到广东一块富庶之地而据之，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广西统治者的梦想。
俞作柏、李明瑞就这样匆忙作出了决定，而且是最后决定：立即出兵反蒋。
就在秋风秋雨骤至之夜，俞作柏、李明瑞把他们的决定告诉邓小平。
广西局势的骤变，已在预料之中，也已采取了应变措施。盘大但邓小平并不希望这种预料成为现实，因为这势必会破坏广西好不容易才刚刚形成的大好革命形势。
邓小平还要作最后的努力，阻止广西局势的逆转，劝促俞、李回心转意。
这是一次彻夜长谈。
有人说长谈的地点在邓小平所住的警察局大院，也有人说是在俞作柏所居的俞园。
邓小平再次客观冷静地分析全国形势、广西局势，分析国民党派系矛盾和各派系集团领袖人物，明确忠告俞、李：时机不到，反蒋必败。
邓小平指出，此时出兵反蒋，其实就是卷入于国于民于革命无益而有害的军阀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是被利用，而达不到真正的反蒋目的。
还有，在中国，国民党内各派系中目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战胜蒋，汪派不过是一群暂时凑合的各怀政治目的、各有利害关系的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蒋的对手。
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说：“蒋介石的确不愧为一代枭雄，他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最终实现独裁目的，全凭了他善于分析形势，善于利用矛盾，善于使用各种手段以对付各种敌手。” ①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对于汪精卫拉拢俞、李反蒋，蒋介石早有准备，也早有对策。
这从蒋介石正告、警告俞、李的全国通电可判断。
蒋介石并不先正告俞、李，而是先正告张发奎。
蒋致电张发奎并公开发表电文：“……据报告，兄率第四师自由移动等情，无任惋惜。中念袍泽之谊，尤宝爱第四师革命无上之光荣，不忍见革命历史，尤不忍见第四师全体勇忠之将士，因兄一人，而同入歧途……凡背叛中央破坏大局者，无不自取灭亡。兄何忍以个人之意气，牺牲全部久共革命之将士。兄即不自惜其政治生命，宁于第四师光荣之历史与全体将士宝贵之前途，皆无所顾惜。”
对张发奎，蒋介石的正告是硬的。
对俞、李，蒋介石的正告则是软硬兼施，而且加以离间。还是致电，只致电李明瑞一人，又公开发表电文：
……健侯（俞作柏字）受反动派挑拨，将挟兄反抗中央，并已有切实准备，中正固不信也。以兄之忠诚，在上年险恶环境之中，尚能明是非，别顺逆，服从中央，拥护统一，已拔效顺，乃有今日，而且得以建立稀有之奇勋，况至今公私更切，义信益笃，岂忍尽弃前功，效尤李、白，重蹈于自绝党国之覆辙？况改组派买空卖空，专以牺牲他人为惯性。事败固于彼无损，事成则归功于己。而况早为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陈炯明之余孽、共产党之走狗、近目为苏俄之汉奸，如陈公博、顾孟余等毫无气节，谓世人所不齿之徒，乃能成事乎？今张发奎已尽受湘西各军之打击，早陷于进退维谷之中，患难之交，公私不理测之，乃知吾兄决无附逆之道。……希兄迅即电复，以明真相，并劝健侯即日离桂来京，以息谣言，而塞悠悠之口。否则，吾为党国计，不能以公混私，以尽吾革命之天职也。今为兄之历史与事业计，以及为吾人道义计，实不得不推心直言，而特电之，尚希熟筹之。 ②
邓小平直言不讳：出兵反蒋，自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俞、李没有。
俞、李仅有三个师兵力，其中只有两个师是由武汉带回之亲信部队，其余的皆是回桂后收编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桂系旧部，远没能做到全军上下同心同德，也就是没有强的战斗力。
况且，不说桂系旧部，就是俞、李的亲信部队，也难保不被蒋介石分化瓦解而倒戈。
总而言之，俞、李不仅不应在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都相当不足的时候出兵反蒋，更不应加人这场军阀混战。
出兵反蒋，几乎没有胜算。
而一旦失败，俞、李将失去广西，也将断送广西的大好革命形势。
这种局势的发展，将不会以俞、李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且已是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
这是邓小平的预见，也是邓小平的远见。
历史已证明其正确。
邓小平最后的努力没有成功。
俞、李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在与邓小平的彻夜长谈中，俞、李把他们之所以如此决定告诉了邓小平。
俞、李的理由是：
一、南北各方联合反蒋，实力雄厚。当前蒋集中力量于北方对付冯、阎，兵力分散，无暇南顾，正是两广反蒋的极好时机。
二、广西反蒋，有地势优势可据。山地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如张发奎来桂，便联合出兵东下，进攻广州；如出师不利，便固守广西，待机进取。
三、不接受汪精卫改组派的任命，以示与其区别，反蒋不反共，不用汪派“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反蒋总司令部”的封衔，而用自立的“南路讨蒋军”名目。
他们并没意识到这是重大失策。
他们也同样郑重地告诉邓小平，这是他们的最后抉择。
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可挽回。
俞、李有权命令我党费了极大心血才基本掌握的警备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上前线，投入这场军阀、党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
邓小平早已对这个问题考虑好对策。
邓小平抢先提出：俞、李在前方作战，后方南宁绝不能空虚，尚在训练中的教导总队和警备四、五大队，应该留守后方，保卫后方，并由张云逸出任南宁市警备司令，负责南宁市的安全。
邓小平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全。教导总队和警备四、五大队不参战，就保全了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建立红军的主要骨干力量；张云逸出任南宁市警备司令，指挥留守南宁部队，广西省会南宁就在我党实际控制之下。
这一高招的实现，对于后来百色、龙州起义的成功，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俞、李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但提出要从教导总队抽调一批干部回原部队充实战斗力。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不好驳回，邓小平也同意。
后来，300多名非党干部被从教导总队中抽出回到各部队，而党员干部和靠近我党的进步干部全部保留了下来。
这又是邓小平的指示。
秋雨仍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天空阴沉，窗玻璃上凝结着浓黑的乌云。
邓小平临窗站立，静听。
反蒋口号声如潮，越墙过院，扑入窗内。
这是俞、李的10月1日反蒋誓师大会结束后，南宁各界民众正进行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
俞、李“反对独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的反蒋全国通电，得到了南宁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
民心可用，但不是时机，可惜。
时局将突变。
应变措施须既慎又细又全，更须果断速决。
又一支烟燃起，夹在指上，没吸。
邓小平离开窗口，走向墙上的地图前。
两张地图，几乎占了整面墙的大半，正对着邓小平的办公桌。
邓小平一住进小楼，就在这面墙上挂上了地图：
一张南宁市地图，一张广西省地图。
站在南宁市地图前，审视。
站在广西省地图前，审视。
然后离开地图，缓缓绕室踱步。
猛站住，将指上几乎燃尽的烟，送到唇边深深一吸，走向办公桌。
决定，采取下一步应变措施。
秋雨仍未停。
秋雨中，出任“南路讨蒋军”副总司令兼第一路指挥的李明瑞亲率戴着红色反蒋军袖章的驻南宁部队开赴反蒋前线。
出任“南路讨蒋军”总司令的俞作柏也随辎重部队出发，沿西江向东推进。
攻击目标：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
南宁民众夹道热烈欢送出征，盼早胜速胜。
就在南宁市还处在沸腾喧哗之时，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教导总队跑步出发，直扑广西省军械仓库。
这支雄赳赳的队伍一进入库区即出示南宁警备司令张云逸的亲笔手令，从原警卫部队手中接管军械库，并重新严密布置警戒。
军械库内，存储着五六千支步枪，还有机枪、迫击炮、山炮和数百万发弹药。
又一支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教导总队跑出，跑向广西省立银行金库。
同样出示南宁警卫司令张云逸手令，接管了金库。
十多条火轮和民船从邕江各处江面急驶向海关码头。
船上站着全副武装的教导大队士兵。
还是出示张云逸的手令：征用船只集中海关码头停泊待命候遣。
警备四大队一个营离开南宁开赴右江地区。
警备五大队一个营离开南宁开赴左江地区。
任务：协同当地党组织和农军，发动群众，为建立根据地作准备。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应变措施一项项得到切实执行。
我党组织在邓小平领导下积极而冷静地迎接预料中局势的突变。
仅仅10天，局势果真如邓小平所料急转。
10月3日，李明瑞手下师长吕焕炎被蒋介石以二百万元和广西省主席等职位收买，在梧州通电拥蒋倒俞、李。
（衔略）钧鉴：案奉陆海空军总司令蒋电令，任命吕焕炎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又奉国民府密令，现查广西反动派图谋扰乱，着吕师长焕炎迅疾督饬所部，克日肃清，并授该师长以机宜处理广西之权，各等因奉此，值兹时局扰，党国蜩螗，戡乱保邦，责无旁贷，爰本月3日在梧州军次，敬谨宣誓就职，并遵令集中部队，即日誓师，先行肃清梧市反动分子，随拟督率部曲，敬随各友军后，扫除全省障碍，以安党国，借尽天职。 ③
10月4日，李明瑞的亲信师长杨腾辉在桂北宣布拥蒋讨俞、李，并通电全国：
……桂省自俞作柏主政以来，引用共党，庇护反动派，一切设施，又多乖戾，且复违抗国军编遣会议决案，将编会所派委员逮捕，如此妄动，其背叛中央，逆迹昭著。腾辉许身党国，只知拥护中央，服从命令，刻联合友军，整戈待命，誓歼叛逆，尚望中央毅然处置，明令讨伐。至于李师长明瑞，奋斗多年，素明大义，正在劝谏，晓以顺逆，迷途知返，或不致供俞逆牺牲也。 ④
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国府令”：
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兼第四编遣分区主任李明瑞，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此令
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俞作柏，着即免职来京，另候任用。此令
俞作柏、李明瑞勾结谋叛，拘点委、侵粤边，令陈（陈济棠）、吕（吕焕炎）率部克期歼灭。此令
同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奉蒋介石命专电广东陈济棠及广西吕焕炎，命令其歼灭俞、李部队：
俞作柏素负罪愆，于本年讨桂之役，政府以其尚明大义，任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冀其革尽前非，致力党国，不意任事后，与李明瑞暗事勾结，图谋叛逆，政府闻其行动，不轨于正，曾令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加以说诫，置若罔闻，近且拘捕编遣会点验委员，擅调军队，侵犯粤边，破坏编遣，扰乱全粤，蹈李、白之故辙，以此怙恶不悛，罹危党国，应令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克期消灭，勿使危害大局，为革命前进之障碍，是为至要，此令，等因，特达……
此时，俞、李三个主力师中已有两个师反叛，并与亲蒋的陈济棠粤军联手展开大规模攻势，向南宁进逼。
俞、李仍不气馁，寄最后希望于李明瑞曾亲任师长的嫡系部队第十五师。
李明瑞亲赴驻桂平的第十五师主力旅黄权旅督战，准备麾军迎击进攻。
李明瑞万万没想到，他最亲信的旅长黄权，已被蒋介石授意吕焕炎以第十五师师长职位和30万银元收买，也叛变投蒋。
黄权旅的叛变成为俞、李反蒋胜败的最后关键，全国瞩目。
黄权旅一叛变，全国各大报迅即报道：
查李逆明瑞此次受改组派利用，勾结共党在南宁称兵作乱，经我粤桂大军定期出兵邕宁，直捣贼巢，扑灭国贼。惟查李逆所部只剩二旅，一独立团，合计至多不过八千人。均驻在桂平以上。计梁重熙旅现驻南宁，黄权旅现驻桂平，其余一团驻横州。梁黄两旅中以黄权旅兵力最多，在吕焕炎师长未誓师以前，经派人秘密与黄权接洽，劝其脱离李逆明瑞，效顺中央，并担保向中央保其升任十五师长。斯时黄旅长始知吕、杨两师长均系服从中央，反对李逆明瑞者，曾答允吕师长决不受俞李两逆利用，并允担任响应义军。故吕师长遂密电中央，保黄任十五师长。 ⑤
黄权旅一叛变，俞、李几乎不战而全军覆没。
10月8日，粤桂亲蒋军队分路向广西省会南宁及各重要城市发起总攻。各大报又迅即报道：
八日下令总攻击，分路向俞、李进攻。吕焕炎部任前锋，六十二师香翰屏部任左翼，五十九师余汉谋部任右翼，六十师蔡廷锴部任总预备队，李杨敬、蒋光鼐两部为后备队，杨腾辉与黄权旅由桂柳直下，抄击南宁，并限日肃清桂省叛逆。 ⑥
风云突变，变得太突然。
俞、李速败，败得太速。
应该说，这在我党也在邓小平意料之外，因此，没能使党内同志尤其是军队中的党组织有充分思想准备而事前采取对付速败的相应对策。
速败消息传回南宁，首先在我党掌握的基本武装力量广西教导总队中引发大骚乱。
教导总队学员本是三个倒戈师中的官兵，三个师全部倒戈，就意味着他们与原来的部队成为敌人。
他们毕竟受我党教育还是短期，基础还不牢固；他们中间成分还不纯，还有部分反动军官来不及清除；加上我党组织工作上的缺陷，速败消息传来，来自倒戈师中的部分学员，马上闹着要回原部队。
俞、李任命的教导总队队长许廷杰见俞、李大势已去，想倒戈投蒋。投蒋得有资本才能得蒋重用，资本就是教导总队。
许廷杰乘机煽动部队出走，拉出南宁，投靠蒋介石，并得到少数反动军官支持。
许廷杰的企图被我教导总队中的党组织察觉，我党组织当机立断决定逮捕许廷杰。
而我党组织决定逮捕许廷杰的决定又被许廷杰知晓，许廷杰连夜采取行动，企图集合队伍逃出南宁。
如果许廷杰的企图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许廷杰的企图确实有可能得逞。因为教导总队虽为我党基本掌握，但成员大部来自旧军队，他们还没能在思想上脱胎换骨。
旧军队的最高信条是服从长官命令，尤其是服从最高长官的命令。
这个信条几乎深入旧军队官兵的骨髓。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教导总队大部分官兵极有可能跟许廷杰跑，就仅仅因为许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总队长。
半夜，许廷杰命令教导总队紧急集合准备出发。
副总队长张云逸正好不在部队。
眼看就无法阻止许廷杰的企图得逞。
就在这紧急关头，共产党员李朴采取果断行动，一面站出来大声揭露许廷杰的阴谋，一面开枪朝许廷杰射击。
军营顿时大乱。
李天佑将军这样回忆当时情形：
……蒋系军队已进入广西，这个总队长想带着这支教导总队去投蒋。这个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只记得这天晚上半夜十二点钟左右，突然传下命令叫集合，我们刚匆匆忙忙穿好衣服，电灯一熄，外面就打起枪，大家乱成一团。在混乱中我听见李布（李朴）同志在喊：“赞成革命的跟着我！”我就向他跟前跑，跑到跟前又听他说：“总队长是反革命，抓住他！”那个反动的总队长看事不好，慌忙跑了。当时因情况突然，队伍绝大部分都跑散了。 ⑦
邓小平马上得到汇报。
邓小平立即命令张云逸赶回教导总队稳定住局势。
邓小平指示：在官兵中揭露投蒋阴谋，尽量争取愿革命者，把队伍稳住，争取不了的送走，相信教导总队大部分官兵会跟革命走。
张云逸连夜赶回教导总队，立刻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开始行动，并随时向邓小平汇报进行情况。
事态的严重性很清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破坏大计，甚至会前功尽弃。
张云逸将军回忆：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二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相互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干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一百人左右。
第二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正确的政策，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⑧
教导总队为我党完全掌握，证实邓小平指示的正确，也是邓小平临变而不惊的智勇镇定的又一次出色体现。
但邓小平并没因教导总队风波平息、危机渡过而欣慰而轻松。
他已面临是否改变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
也就是，是否改变武装起义暴动地点：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也就是在南宁还是在左右江。
本来广西党内思想已相对统一：到左右江建立根据地，到左右江地区建立红军，而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已作了积极的相应准备。
因为俞、李败得太快，局势逆转得太快，不仅搞乱了教导总队，也搞乱了广西党组织内部分人的思想。
党内思想混乱的主要表现是到左右江建立根据地、建立红军的思想被打乱。
有人主张把教导总队和我党掌握的部队都派上前线，与拥蒋派陈济棠等的部队决一死战。
有人主张把部队拉到悟州、桂平一带另图发展。
更多的人主张立即在南宁举行武装暴动，狠很打击来犯的反动军队。这个主张得到相当多的人赞成。
这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性时刻。
这个时刻，作为党中央代表的邓小平有全权作出最后抉择。
在这个时刻，要作出正确抉择，不仅要有清醒的头脑，更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和魄力。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早已作出抉择，并坚持认为这个抉择的正确。
其战略方针已思虑成熟，而且已一步步在付诸实施：到左右江，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
而此时，他正不得不为自己的正确抉择承受巨大压力。
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广西党内。
10月8日，也就是俞、李兵败无可挽回之时，中共中央专门给广西特委发来指示信，对广西的工作作了一些不切合实际情况的指示和批评，再次重申，广西特委必须坚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区域。
也就是说，如果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那么武装起义的地点就只能选在中心城市。
是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还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根本性问题。
虽然毛泽东已开辟出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全国范围内已建立若干块农村根据地，但中共党内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在思想上尚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说，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并未得到大多数同志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认同，仍处于“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阶段。
这少数人，以毛泽东为首，当然也包括邓小平。
在革命处于危急时处于低潮时，这少数人的真理容易被多数人赞同；但革命形势一旦好转，赞同者极易转变为反对者，尤其在最高领导层中如此。
这已在“四一二”后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们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阶段，形成一种循环甚至规律。
而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大有好转，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又有所抬头。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助长了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继“八七”会议后第二次重新抬头。
“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写来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26日的信。它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并且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
而中共中央对形势也作了错误估计：“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⑨
在当时，“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最主要方式就是举行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并占领中心城市。
邓小平如果要坚持正确抉择，实际上也就是违背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后果，邓小平当然很清楚。
如果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其后果，邓小平更清楚。
他毅然选择了去承担前一种后果：对于个人的损失。
在后来的极漫长极曲折的革命生涯中，他无数次的在这种时刻，毅然选择了承担前一种后果。
这种选择，说来极容易，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也可以说，这是一道区别是否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
近60年后，一位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美国著名专家C·戴维在其名著《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中，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个比较：“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
C·戴维由衷地赞叹道：“邓小平本人总是显得敢于犯颜直诤。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就像周恩来一样，他不是一个无视现实的‘左’的理论家，但是，他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 ⑩
在广西革命的历史性时刻，他又一次“犯颜直诤”。
还在俞、李兵败消息未传回南宁前，他就已派龚饮冰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他根据广西实际情况所制定并已开始付诸实施的武装起义行动计划，也就是他的抉择。
这个计划应该是极有说服力的，因为后来中共中央竟批准了他的行动计划，而他的行动计划却实际上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他“理智的、温和的”对待广西党内的不同意见和看法。
他采取了以理服人的“说理”方法来统一广西党内的思想。
“理”，就是历史的经验，就是血的教训。
比如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
起义部队占领南昌城后虽然迅即撤出南昌城，却不是深入农村去建立根据地，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经赣南、闽西，奔广东潮汕，准备同东江农军汇合，进攻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政权，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以广州为根据地，重新举行北伐。
但是，起义部队在优势敌军围攻下，终于失败。
周恩来后来总结道：“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⑪
又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虽然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但最初目的仍是夺取湖南省会长沙，只是在优势敌军对抗下受到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的无法实现，毛泽东才当机立断改变部署，否定一部分人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迅速由湖南进入江西，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才得以保存，得到发展。
又如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
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还是由于敌我力量太为悬殊，起义军无法坚守广州，又未能及时纠正“以城市为中心”的失误，把革命武装撤出城市，结果寡不敌众，在起义第三天即失败，牺牲极为惨重。
在国民党新军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理”，是血淋淋的，是惨痛而沉重的，当然具有说服力。
史实是，广西党内思想在邓小平说服下重新得到了相对统一。
数十年革命实践后，当年的身历者们对邓小平当年抉择的正确，是体会尤深，更赞叹不已：
张云逸：“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造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 ⑫
袁任远、韦国清、陈漫远、莫文骅、吴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百色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起义，至今仍然光景如新。它是毛泽东同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一次重要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它的历史经验，丰富了我们关于建党、建军和建政的思想宝库，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 ⑬
袁任远：“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但百色起义在人们的心中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这次起义，是在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指导下，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这一伟大的革命实践，是中国人民革命壮丽史诗的一页。百色起义，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这一历史功绩，在我们的党史上永远不会磨灭……” ⑭
身历者们的切身体会，也就是历史公论、定论。
这一夜，省警察局大院深处邓小平小楼上的灯光，又是亮到东方微明。
因电力不足而昏黄的灯泡，被遮上了纸罩，使灯光聚集。
被聚集而略显明亮的灯光，照在小楼邓小平办公室那面墙上的地图。
墻上的南宁地图被取下了，只剩下一幅广西省地图，挂在了居中位置。
地图前，静立着一手夹烟、一手叉腰的邓小平。
审视地图。
在这座小楼上在这间办公室，也就是在南宁，最后一次审视这张地图。
最后一次审视这张地图也就是更客观、更冷静地最后一次审视他所设计的建立红军，建立左右江根据地的蓝图。
目光逆邕江而上。
到达左右两江会合处。
转向西北方向的右江，逆流而上。
右江蜿蜒曲折，遍布险滩、暗礁，江上行船是“逆行两三里，停船四五回，抛锚六七次，八九十人拉”。
蒙层峦叠嶂，如排浪如巨涛从云贵高原奔腾逶迤而下，夹江而立，与两广丘陵地带相接。
群山簇拥中，江流奔泻处，是右江河谷平原。
正好在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的过渡地带，正好面临右江河谷平原，正好是右江航线的终点，坐落着一座小山城——百色。
这座山城，是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将成为红七军的诞生地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这座小山城有着自己的历史：清初为田州土州地，属广西思恩府；清光绪元年田州改土归流，升百色为直隶厅，民国改为县。
这座小山城的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地在广西西鄙，当澄碧江入右江之口，为桂、滇、黔三省交通之咽喉要冲，东通南宁，西往昆明，北达贵阳，是黔南、桂西、滇东三省货物集散地，尤以银耳、锡块、白药、茶油、桐油、八角、茶叶、稻米、兽皮、蜂蜜及鸦片等为多。然而又因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只有一条总长不足300公里的公路通南宁，而往云南、贵州及右江地区各县均不通汽车，全靠马驮。
这座山城“恒苦水患，盖上游盛涨，辄淹及于市廛，附近诸村，更无论矣。水田妨涝，山田妨旱，旱当讲求灌溉之利，涝则难为遇塞之谋，非人力所能施，惟天时之有赖耳”。尚处于靠天种田靠天吃饭，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物产虽较丰富，但经济相当落后。
这座山城和整个右江地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交通阻塞，经济落后，地形险要，处三省边境非三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就非三省、尤其非桂省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因此这一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驻防，只有一些民团及土匪武装，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易形成一个独立之区域。
这些条件，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相当重要的条件，但仅有这些条件尚不能建立巩固、坚强的根据地，这是邓小平从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经验得出的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条件。
右江地区更具备了政治条件。
这个地区，聚居着壮、汉、瑶、苗等民族，这些民族共同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更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仍残留农奴制式的土司制度，剥削压迫更残酷更沉重，人民反抗情绪强烈，并敢于反抗，一直反抗不停。尤其是大革命时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整个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曾攻占过果德、向都、思林、那马四座县城，涌现出一批有威望的优秀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就是杰出代表。这就是良好的群众基础，这就是良好的政治条件。
数十年后，邓小平谈到他当年为什么选择这一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曾这样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望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方便。” ⑮
邓小平的目光深沉而敏锐，一遍遍，审视着右江地区。
在他的目光中，这个地区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将被赋予新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邓小平的目光，缓缓回移邕江，回移至左右两江会合处。
还是逆流而上，朝着西南方向的左江。
目光在左江上游停住，久久地注视着中国西南边陲的那座重镇——龙州。
位于左江上游的龙州，地处中越边境要冲，南与越南接壤，东北仅距南宁150余公里，水陆交通便利，是左江上游各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个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各族人民深受封建势力与土司制度的盘剥和压迫；1852年中法战争结束后，这个地区实际上沦为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法帝国主义的奴役掠夺更加重了当地各族人民的苦难。因此，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龙州爆发过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中共党员、广州农讲所学员陈霁、易挽澜等曾以国民党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来龙州成立“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在这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四一二”后虽然农协受到摧残，陈霁、易挽澜等被杀害，但大革命影响仍然深留人心，群众基础较好。
基正因为龙州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邓小平专门派遣何建南、麦锦汉等同志到龙州恢复工农运动。结果极明显，不到一个月，龙州地区已重建了十三个行业的工会组织，恢复了下冻区四乡的农民协会，农会会员已达2000余人。
邓小平紧接着再派警备五大队的独立营数十名官兵为先遣队人员开进龙州，组织宣传群众，扩大武装力量，独立营由数十人迅速增加到500余人。
邓小平又指示独立营在龙州创办《群众报》，报纸四开石印，三天一期，内容全是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罪行，宣传革命主张。《群众报》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报纸一出版，市民和青年学生都抢着买；街上贴报的地方，常常围满了人。这对教育和组织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⑯
这些，都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然而，邓小平并没把龙州地区作为在广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地区，因为，该地区不适合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冷静、客观地看到了龙州地区的不利条件。
龙州地区地理位置太重要，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内各派军阀争夺的要地：中法战争中是中法两军争夺的重地；老桂系陆荣廷、谭浩明就是先占此地然后统治全广西；新桂系也极看重此地，曾派其主力部队吕焕炎师驻扎，“四一二”后在当地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极为残酷……总之，这是敌人绝不会放弃而会全力以赴的必争之地。
而且，当地封建地主势力和土司残余势力在乡村盘根错节，有较深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他们会拼死反抗革命。
当地土匪势力很猖獗，且有相当实力，如龙州黄飞虎，养利冯飞龙，及钟显章、黄廷儒、李吉廷等，啸聚山林，平时数十人至百人一伙，战事一起，可迅速拉起几百上千人。这些土匪武装加上当地众多的地主民团武装、土司衙门武装、散兵游勇武装，分布面广，数量也大，而且大部分会以我为敌，与反动派勾结，对我威胁极大且又极不易将其教育改造或消灭。
还有，仇视革命的外国势力绝不会坐视我党建立革命政权，举行武装起义。
尽管有这些不利条件，邓小平仍把龙州地区作为武装起义的重要地点。
龙州地区不是建立根据地的合适地点，但这一地区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合适地点。
邓小平久久地注视着龙州。
邓小平注视龙州的目光与注视百色的目光有所不同。
注视百色的目光信心十足。
注视龙州的目光信心与忧虑交织。
这是最后的审视。
挂在南宁警察局大院小楼墙上的这张广西省地图就要被取下，将随审视它的人一同转移到新的阵地。
在南宁的历史使命将完成。
新的历史使命将开始。
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广西党最高领导会议已作出决定：马上在南宁发动兵变，把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拉出南宁市，挺进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更缜密、更扎实地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建立红军、举行武装起义作最后的准备。
南宁兵变的准备工作已就绪，只等邓小平一声令下就全盘发动。
最后的审视接着就是果断地下令。
1929年10月17日。
夜幕照常降临。
没有风，也没有雨，秋凉如水，月朗星稀。
这一夜，南宁市民却是难以入眠。
这是一个难以入眠难以忘怀之夜。
关于这一夜，至今仍有许多南宁市民津津乐道，其中故事，有的已传了三四代。
这是一个革命之夜，对于当时的市民们来说，则是一个惊恐之夜，但对于后来的市民们来说又是一个值得自豪值得骄傲之夜。
入夜时满街亮起的电灯、汽灯、煤油灯和灯笼的高低明灭的灯火，和茶楼酒肆刚开始的热闹，还有盲人沿街卖唱低凄嘶哑的胡琴声，全在突然爆发并一阵紧似一阵的激烈的枪声中湮灭。
市民们在灭了灯的屋内朝街上倾听和悄看……
他们听到齐刷刷的急促的脚步声，听到低沉而庄严的口令声，他们听到枪械碰撞发出的金属的铿锵，他们还听见急驰的汽车马达轰鸣，住在海关码头附近的市民听到的更有江上小火轮一声声亢奋的鸣笛。
市民们看到街上来往的全是军队，军队匆忙而有序地搬运着一捆捆枪支、一箱箱弹药，还有各种各样的物资，如洪流般地涌向海关码头。
直到拂晓，喧哗和洪流才渐渐消失在曙色中。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夜。
这一夜，他们有幸亲耳倾听和亲眼目睹了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历史事件——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南宁兵变。
10月13日，俞作豫遵照邓小平命令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并护送俞作柏、李明瑞前往龙州。
而邓小平则亲自指挥兵变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行动，打开军械库，打开银行金库，抢运军械库中的所有武器、弹药和辎重，抢运金库中所有现金和金银，运往右江地区。
邓小平率领警卫部队和广西党从事地方工作的一批干部乘坐十几条小火轮载运全部军火溯右江而上直发百色。
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一部押运现金及金银，并掩护邓小平的军火船，从陆路直趋百色。
地处南宁至百色中途的果化镇坐落在右江边上。
当年果化镇的民众曾热烈欢迎过从南宁开往百色的邓小平船队和张云逸陆路行进队伍，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年果化的农民自卫军战士卢永克同志激动地回忆：
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上右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快地向四面八方传开。果化的男女老少，纷纷出来欢迎。
果化的秋色，金光灿烂，格外明媚。雄鹰高空展翅，右江碧波荡漾。这一天，果化镇不少群众涌进街头，奔向江边。我们农民自卫军背着双筒枪、大十枪、七九步枪、马卵枪、单响枪，不脱产的自卫队员背着鸟枪、大刀，也到江边……背着孩子的妇女，抱着孙子的老爷爷、老婆婆，也都赶来凑热闹。
午时分，“呜——”汽笛声响了。人们朝着往南宁的方向望去，只见一艘汽船拉着一长串的木船，像一条长龙，越来越向码头靠近。我一眼不眨地数着船只：一、二、三……一共十六条船，满载着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有一只船的船头，还插有卫生队的十字旗。护送的战士站在船边。船只靠码头了，船上的人没有上岸。不到一两小时，船又开走了。下午，大队人马从陆路浩浩荡荡开过来了，约有一千多人。经过长途跋涉的战士们，步伐仍很整齐，个个笑容可掬，向我们频频招手。欢迎的群众热烈鼓掌。前头部队走进了果化街头。他们的大炮放在十字路口，大家都涌去看。不一会，一位将领骑着黑马缓缓而来。我们估计那一定是张云逸总队长了。我高兴万分：终于盼到了。他向我们频频招手、点头、微笑。部队陆续进街。党支部、自卫军的负责人按原计划安排好部队的住宿。部队的宣传员不顾劳累，放下背包就扛着四方桌，摆在街中，站在上面进行宣传，跟群众一起高呼口号。自卫军的战士们看到这支军队装备精良，十分羡慕。……
百色起义以后，果德县自卫军三个营编入红七军第二纵队。从此，我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光荣的一员，在党的领导下，南征北战，直到红旗插遍全中国。
10月20日，邓小平指挥军火船和张云逸率领的部队到达中共右江特委所在地恩隆县平马镇（今田东县城所在地）。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率部队及运送物资到达百色县城。
预期目的达到。
南宁兵变的参加者们，当然更是难忘当年他们投身的壮举，从数十年后他们激动难抑的忆说，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当年的壮怀激烈之心情。
然而，他们尤其难忘的是他们在兵变时首次见到邓小平的情景。
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见过他们由衷敬佩和爱戴的邓小平。
数十年后忆起当时情景，激情仍是难于抑制。
许凤翔（红七军成立时任军部副官，后任红七军第十九师师部经理处会计股长）回忆：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晨震迷茫，在南宁海关的码头上，同志们紧张而有秩序地把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然后上船出发。我乘坐的是一艘汽船，最后上船的一位同志，身材不高，体态结实，二十多岁年纪，精力充沛。他一边登船，一边微笑着向先上船的同志们问好。我不认识这位同志，忙向别人打听，正在这时，有人开玩笑地说：“秘书来了，咱们把铺位让出来吧！”原来，他就是我们行动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⑰
袁任远（广西教导总队政治教官、红七军成立时任红七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回忆：
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佘惠（红七军成立时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⑱
张云逸（红七军军长）回忆：
邓小平同志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以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组织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红七军成立时任军部经理处长）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 ⑲
兵变部队进入右江地区，邓小平第一次来到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的农运领导人早就听说过邓小平，此时才见到邓小平。
右江地区农运领导人首次见到邓小平时，心情同样是激动难抑。
仅举一例。
黄松坚回忆：
金色的十月，右江两岸充满着战斗气氛。平马街上，人们脸上带着喜悦、兴奋而紧张的表情，来去匆匆，其中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有前来领取枪支、弹药的农民自卫军的战士们……
早上八时左右，我在右江农民协会办事处门口，看见远远走来了两个人。一位蓄着大胡子的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省农民协会特派员雷经天同志，是我到平马才认识的。另一位我不认识，约二十多岁，穿着灰布军装，人很精悍，边走边洒脱地与雷经天同志谈着话，不时的笑着，言谈举止给人一种干脆、利索和果断的印象，显得从容不迫和胸有成竹。雷经天同志的态度似乎对他特别尊重，认真地聆听着他的谈话，含笑地点头。这位是谁呢？为什么雷经天同志对他这样尊重呢？
我正想着，他们来到了我面前。雷经天把我介绍给那位同志：
“这就是韦拔群同志的代表——黄明春同志。”（我当时的名字）
我当时是凤山县县委书记和农军总队长，又兼农会主席及农运特派员。五天前，我突然接到韦拔群同志的指示，要我作为他的代表，连夜从凤山赶来平马，找雷经天同志报到，并交给我一封写给雷经天同志的亲笔信。我走了两天多山路，到了平马。雷经天同志叫我与农协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发枪支弹药，发给从恩隆、奉议、思林、果德等地来的农军队伍。我们一直发了两天，武装周围这几个县的农军……
雷经天同志介绍以后，这位同志以敏锐的目光，迅速打量了我一下，热情地和我握手，随即用带有四川口音的话语和蔼地问道：
“哦，你辛苦了，来几天了？”
我说：“三天了。”
这时，雷经天同志才向我介绍道：“这位就是党中央代表邓斌同志！”
我一听，激动地向他伸出双手：“你好啊，邓斌同志！”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站着的就是早已听说的从中央派来的邓小平同志，更想不到我会在平马跟他认识。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一股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当时的形势我们都很清楚，自从党中央派了邓小平同志来广西领导工作后，广西的形势越来越火红，右江两岸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前不久，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同志还把党所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拉来了右江。这两天，我们发的军械还是邓小平同志亲自率领警卫部队，从南宁押运来的呢！见到邓小平同志，我的心情怎能不激动万分呢？我的注意力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回武篆了，请转告韦拔群同志带领农军继续扫清南丹、凌云、乐业一带的地主反动武装，武装工农，扩大部队。他说的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肯定，使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接受任务后，第二天立即起程。归途上，不知是因为平马战斗的胜利喜悦还是因为见到邓小平同志后的激动心情，我总觉得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步履越迈越有力，越迈越快。我还觉得似乎右江两岸的秋色今天变得格外秀丽，天空也特别的高，特别的蓝，空气也特别的清爽。我无限兴奋地想到：回到武篆，我不但要向韦拔群同志汇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而且还得把他叫我找南瓜的事告诉同志们，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不单是一位卓有见识的指挥员，而且还是一位考虑事情非常细致周全、体贴士兵的好领导者。 ⑳
南宁兵变成功。
没有我军伤亡情况的记载。
中共中央评价：“1929年秋，党利用了两广反蒋战争的空隙，与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结成反蒋统一战线，这一工作做得很好。在彼此互相帮助的条件下，我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如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教导队，同时部分发动了广西部分几个县的群众，部分恢复并扩大从大革命以来遗留下来的广西党的基础。吸收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参加军队，这些正确步骤是使广西左右江苏维埃得以顺利创立的基本原因之一。当着俞、李与改组派结合企图发动反蒋战争时，党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轻举妄动必致失败，曾力劝俞、李不能过早发动，俞、李不听我党劝告，而单独发动战争，不旬日则宣告失败。我党此时一面举行广西左右江人民武装起义，一面派部队救护俞作柏，使其脱险出境；一面争取李明瑞参加到革命起义方面，这些步骤同样是正确的。党对同盟者是尽了援助的义务，而同时更坚定地使自己走上苏维埃式的人民战争的道路。” ㉑
中央军委评价：“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 ㉒
注释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② 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编:《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三辑:反面教材）,第38页,1978年10月送审稿。
③ 中共北流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千里忠魂》（李明瑞史料专辑）,第314页。
④ 同③,第285页。
⑤ 同③,第297页。
⑥ 同③,第297页。
⑦ 上将李天佑:《回忆百色起义》,见《广西革命回忆录》,第1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⑧ 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见《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辑）,第2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⑨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0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⑩ 伍国用、袁南生编著:《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202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⑪ 同⑨,第80页。
⑫ 同⑦,第16页。
⑬ 《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1日。
⑭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9日。
⑮ 同①,第215页。
⑯ 吴西:《回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建立前后》,见《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0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⑰ 《广西党史研究通讯——纪念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六十周年特刊》,第51页,1989年第6期。
⑱ 袁任远:《从百色到湘赣》,见《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第621页。
⑲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⑳ 黄松坚:《平马镇初见邓代表》,见《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辑）,第10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㉑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第七军历史的决定（草案）》（1945年3月）,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9年编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汇集》（之一）;及中共北流县委党史办编:《千里忠魂》（李明瑞史料专辑）,第8页。
㉒ 中央军委编:《军事通讯》（第二期,1930年3月15日）,见黄茂田编著:《中共广西地方史稿》（1919—1949),第168页,中共广西区党委党校教材编审委员会1986年12月30日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