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奥兰治的威廉亲王与皮特
欧洲均势体系
现今史家所称的欧洲均势体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出现于17世纪，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大一统的期望终于落空之后。此种世界秩序归于一统的观念是古罗马帝国及罗马教会传统的混合体，把世界看作是天国的写照。正如天国是由唯一的上帝统治，人世也应由一位皇帝统治，罗马教会也应由一位教皇领导。
基于此种精神，德国及意大利北部的封建诸侯全都笼罩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之下。及至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颇具掌控欧洲的实力。相对而言，边界距莱茵河以西仍有相当距离的法国，或是英格兰，只是边陲国家。假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理论上归其治理的领土确能实行中央控制，则西欧各国与它的关系或许将类似中国与其藩属，法国就相当于越南或韩国，英格兰相当于日本。
然而中古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多从未能达到此种程度的中央控制。原因之一是交通及通讯系统不发达，很难将如此辽阔的领土结为一体。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实行政教分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像埃及法老或俄国沙皇一样，被视为具有神性。西欧以外的任何地区，甚至东正教所辖的区域，均是政教合一，主要教会职位的任命均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教会方面既无力量亦无权威取得罗马教会所要求的自治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西欧时而爆发的潜在的或真实的冲突，是后世宪政及分权思想即现代民主基础得以形成的背景。它使各个封建诸侯得以利用冲突的双方强化本身的自主权。由此导致欧洲的分裂，各公国、自治郡、自治省、自治教区各自为政。虽然理论上封建诸侯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誓效忠，实际上却是各行其是。有不同的王朝自封为皇帝，中央的权威几乎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仍主张普遍的统治权，却无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在欧洲边缘的法国、英格兰及西班牙，虽仍属于罗马教会，却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
直至15世纪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几近永久地保有皇位，又通过审慎的联姻取得西班牙的王位及庞大资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有可能将大一统的理想落实为实际的政治体系。16世纪前半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将帝国的权威恢复到有希望建立欧洲中央帝国的程度，其版图囊括今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国东部及荷兰。如此强势的组合则根本不会有类似欧洲均势的局面出现。
但就在此时，教皇权威因宗教改革影响而式微，也使得建立欧洲统一帝国的希望破灭。教皇威权强大时，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如芒刺在背，是强劲的敌手。及至16世纪教皇权衰，对欧洲帝国同样不利。皇帝们不仅自己这么想，也想要别人把他视为上帝的代理人。但在16世纪的新教徒地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被看做上帝的代言人，反被视为与式微教皇结合的维也纳军阀。宗教改革使不受节制的诸侯在宗教及政治两方面均享有新的行动自由。他们脱离罗马教会即脱离了宗教上的大一统世界；他们与哈布斯堡皇帝的抗争则显示这些诸侯不再认为有向皇帝尽忠的宗教义务。
统一的观念衰微，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需要某种原则作为她们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规范彼此的关系。结果她们在“国家至上”及“权力均衡”这两个观念上找到依据。这两者相辅相成。国家至上论主张：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了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献。
最早提出相关理论而且学说最完整的是法国。她也是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之一。神圣罗马帝国复兴，法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套句现代说法，法国很可能被“芬兰化”。当宗教约束力减弱，法国便开始利用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其邻国之间的对立。法国历任君主均认识到，神圣罗马帝国一步步地衰弱（甚至于解体）可加强法国的安全，而且运气好的话，还能让法国向东扩展。
黎塞留：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法国这项政策的主导人物出乎常情，是一位高阶教士，阿尔芒·让·普列西（Armand Jean du Plessis），即黎塞留枢机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1624～1642年任法国首相。据说当教皇乌尔班八世听到他的死讯时曾说：“如果有上帝，黎塞留枢机主教就有得辩白了；如果没有上帝，那他的一生也够辉煌的。”身为政治家的黎塞留必然乐于听到这贬中带褒的评语。他由于忽视（其实是超越）当时的基本信仰，而建立了伟大的功绩。
少有政治家能像他一样对历史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黎塞留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为了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之下，这个观念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初衷是着眼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霸欧洲，留给后世的却是一段传奇，引起后两世纪继他而起的君主企图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的野心。这些企图一一失败后，均势逐渐成形，最初是事实如此，后来则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系。
黎塞留1624年上任时，正值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试图恢复罗马教会的一统，摈除新教，建立帝国对中欧各诸侯的主控地位。这个过程，这股反宗教改革的逆流，导致了后世所谓的“三十年战争”。它在1618年爆发，并演变成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
1618年时，多属神圣罗马帝国版图的中欧德语区，分为两大武装阵营：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战争的导火线于当年在布拉格点燃，随即全德均陷入战火之中。随着德国的人力物力日渐消耗，各诸侯国极易成为外来入侵者进攻的目标。不久丹麦和瑞典的军队一步步攻入中欧，最后法军也加入战争行列。到1648年战争结束时，中欧已残破不堪，德国也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场悲惨的战事进行期间，黎塞留主教将国家至上的原则应用于法国的外交政策，之后的一个世纪内它也为其他欧洲国家所沿用。
黎塞留在教会内位高权重，理应支持斐迪南致力于恢复天主教为正统的做法，但他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更重要。他的枢机主教的身份，使他将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权威的企图，视为地缘政治上对法国安全的威胁。对他而言，这不是宗教行动而是奥地利的政治运作，目的在于称霸中欧，从而将法国降至二流国家的地位。
黎塞留的忧虑并非无中生有。大致浏览欧洲的地图即可看出，法国的四周均被哈布斯堡的领土所包围：南边是西班牙；西南边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多为西班牙所控制；东边是法朗奇康德区（Franche Comte，今日里昂Lyon及萨瓦Savoy以北地带），也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北边则是西属荷兰。少数不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的边疆，也受制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洛林公国（Duchy of Lorraine）仍对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表示效忠，今日阿尔萨斯（Alsace）境内的莱茵河沿岸各战略要地也同样效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旦北德也落入哈布斯堡手中，则法国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将处于危险的劣势。
西班牙与奥地利虽都信奉天主教，却无法令黎塞留放心。反而，他一心想要防止的正是反宗教改革势力的胜利。为追求现代人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即在当时，也是首度被称为国家至上的政策，他打算站在新教各诸侯这一边，并利用教会世界内部的分裂。
倘若哈布斯堡的皇帝们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或了解正在形成中的国家至上的大势，他们必然看得出他们本身拥有着多好的条件，足以达成黎塞留所最担忧的奥地利凌驾各国之上，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欧陆主宰的局面。然而数百年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敌国却因其无法因应战术上的需要或昧于未来大势而受惠。哈布斯堡诸皇帝太讲原则，除非被击败，否则决不肯妥协。因此，自法奥长期政治对抗的一开始，他们对毫不留情的黎塞留的种种图谋，就处于挨打的局面。
斐迪南二世，黎塞留的对手，几乎肯定是从未听说过国家至上的观念，即使他曾有耳闻，必然也会斥之为大不敬，因为他以在世间实现上帝的意旨为己任，也一直强调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中的“神圣”两字。他决不会承认圣洁的目标可以以非道德的手段达成。他决不会想到要与信新教的瑞典人或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订立条约，而黎塞留却视此为理所当然。斐迪南的策士，耶稣会（Jesuit）的拉莫麦尼（Lamormaini），由此写下这位帝王对未来的展望：
“此等错误且败坏之政策，固风行一时，吾皇，以吾皇之睿智，自始便大加挞伐。吾皇以行此政策者无法与言也，因其多行不义，且误用上帝及宗教。图以上帝视为不义之手段增强一国之地位，实乃谬误之极。”
死守如此一成不变的教条，这种君王其谈判立场毫无妥协余地，更勿论讨价还价了。1596年尚是大公的斐迪南就宣称：“在宗教上，吾宁死，亦不愿与脱离教会的教派妥协半步。”虽对他的帝国造成伤害，斐迪南却始终信守这个诺言。因为与帝国的福祉相比，他更在乎遵从上帝的旨意，他自认身负打倒新教的重责大任，即使做某种妥协显然更符合他的最佳利益。用现代的说法，他是个狂热分子。他的另一位策士奇欧皮厄斯（Caspar Scioppius）的话，颇能突显斐迪南的信仰：“对上帝格杀异端者之请仿若不闻之君，灾难已不远矣。汝不应为己启战端，仅可为上帝而战。”在斐迪南心目中，国家是为替宗教服务而存在，而非宗教为国家而生：“论国事，其对我等之神圣事奉重要之极，吾人不得时时以俗务为念，而须以上帝为仰望，唯以此为信仰之所在。”
黎塞留把斐迪南的宗教观当做战略性的挑战。私底下虽信仰虔诚，但黎塞留却完全以俗世的观点来看他身为首相的职责。救赎或属他个人追求的目标，但对政治家黎塞留而言，那无关紧要。他曾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换言之，不论在什么世界里，国家行王道并无荣耀可言，唯有实力强大到足以采行必要的措施，才值得称道。
1629年对斐迪南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黎塞留绝不可能轻易放过。当时三十年战争已进入第十一年。新教各诸侯已准备接受哈布斯堡的政治领导地位，只要他们仍能享有宗教自由，并保有在宗教改革时期自教会手中夺走的土地。但斐迪南不愿因政治上的需要而牺牲其宗教上的天职。他拒绝了原可获得的重大胜利及保障帝国存续的机会，一心想革除新教异端，于是发布返还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要求新教各君主归还自1555年起夺自教会的所有土地。宗教狂热战胜了务实权宜，这是信仰凌驾自我政治利益考虑的典型例证。而战争也因此势必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既然如此，黎塞留便决心让战事拖延下去，直到中欧民穷财尽。他也把在内政上可能有的宗教顾忌摆在一旁。1629年黎塞留下令给予法国新教徒信仰自由（the Grace of Alais）。这正是斐迪南不惜一战想要阻止德国诸侯享有的自由。在使法国免于发生造成中欧分崩离析的内部动乱后，黎塞留开始着手利用斐迪南的宗教热情，来达到法国的国家目标。
斐迪南未能认识到其国家利益，事实上他根本否定此种观念的正确性，反使法国首相有机会支持并资助德国新教诸侯国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护卫新教诸侯的自由，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中央集权目标，这不像是法国高位教士黎塞留及信仰天主教的法王路易十三的作为。天主教会的重臣居然资助信奉新教的瑞典国王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战，其革命性的意义影响之深远，不亚于150年后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
在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有如鹤立鸡群般地突出。黎塞留的目标是终止他所认为的法国身陷重围的险境，耗尽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防止在法国边境出现强大的势力，尤其是邻接德国的边界。他结盟与否唯一的标准便是符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据此原则，他先是与新教国家同盟，后来甚至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联盟。为消耗交战国的力量，拖延战争，他不惜援助敌人的敌人，贿赂、挑起叛乱，并搬出许多有关王朝及法理的论调。他的策略极为成功，以致1618年开启的战端，年复一年地打下去，直到史学家除了以其历经的时间——“三十年战争”外，找不出更贴切的命名。
德国战得焦土遍野时，法国作壁上观，到1635年，双方民穷财尽，似乎有停止敌对并愿意妥协谋和的迹象时，黎塞留却不希望在法王的势力足以与哈布斯堡皇帝相抗衡，最好是更强大之前，中欧出现妥协。有鉴于此，黎塞留在战争的第十七年时，说服其君王，法国有必要加入战争并站在新教这一边，而最好不过的理由便是，此乃扩张法国日渐增强的势力的大好机会：
“若谓袖手旁观，不动干戈，以盟邦之力阻挡反我势力达十年之久，乃展现出奇之审慎；待盟邦无我难以为继时公然参战，则展现勇气与大智慧。此显示我等于维护吾国和平之上，乃师法经济大师，善聚财亦善用财。”
国家至上政策的制胜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评估权力关系。普遍的道德价值有其本身的定义，不需经常加以诠释；事实上是不应有所调整的。但要判断力量的限度，便需要有相当的经验与独到的见地，并应不断随环境变迁加以调整。当然在理论上，权力均衡应是可以实际加以估算的；但实际上，要真正算出权力的平衡点何在却极端困难。更复杂的是如何调和本国与他国之间不同的估算结果，而这却是均势是否可行的先决条件。对于均衡的本质，通常要经过长期的冲突始能取得共识。
黎塞留对赢得此一挑战的能力满怀自信，他深信在根据目标决定手段时，可达到近乎数学般的准确度。在其著作《政治证言》（Political Testament）中，他写道：“依逻辑推理，欲支持之对象及支持其之力量应呈几何比例。”命运使他成为枢机主教，个人信念却使他更像知识分子，与主张人类行为可用科学加以解释的理性主义者笛卡儿（Descartes）及斯宾诺莎（Spinoza）等人为同道；因缘际会使他得以将国际秩序转变得对法国极其有利。总算有一位政治家，对自身有正确的评估。黎塞留对其目标认识得十分透彻，但倘若他没有能力做到以战术配合战略，则他个人及他的主张便难以历久不衰。
如此反传统、如此冷静镇定的政策，不可能不受到各方的攻击指责。不论均势原则到后世变得多么不可一世，在当时以道德律为基础的天下一家传统之下，它曾是众矢之的。著名学者让森厄斯（Jansenius）这一段对不顾一切道德原则的政策的大肆抨击之辞，便颇具代表性：
“彼等相信世俗可毁之国可超越宗教与教会乎？笃信基督之君王岂应以在其领导统辖疆域内，彼无彰显暨保护其主耶稣基督之天职？彼岂敢直言上帝：汝之权力荣耀及喻众虔信于汝之宗教，宁可牺牲放逐，但求吾国昌盛安泰？”
而这正是黎塞留对当时的法国人的做法，即可想而知他对他的上帝所传达之信息。此种革命性的做法，被反对者视为极不道德又危言耸听，必会自曝其短，却最能充分反映出黎塞留的思想。身为法王的首相，他把宗教与道德均置于个人最高原则“国家至上”之下。
为他辩护者深得他本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真传，以反对者的批评为武器。他们主张，追求国家利益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违反伦理道德的不是黎塞留，而是反对他的人。
几乎可确定是在他的授意之下，提出正式反驳的是一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学者普瑞萨克（Daniel de Priezac）。对于指责黎塞留采取助长异端蔓延的政策是犯下道德罪行的说法，他以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论点加以反驳。他反指灵魂有缺失的是反对黎塞留的人。因为法国是欧洲最纯正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黎塞留谋求法国的利益，就等于谋求天主教的利益。
普瑞萨克并未说明，他如何得出法国曾被赋予如此神圣的使命的结论。不过基于使法国强大符合天主教教会利益的前提，黎塞留的政策是极为道德的做法。更由于哈布斯堡的包围对法国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势须加以突破，这使法王为达到最终合乎道德标准的目标，采取任何手段均不为过。他说：
“为求和平而以战争为手段，其后果即使违反个人初衷，亦非出于故意，而是迫于最严苛最残酷之现实需要。开启战端之意图若为正当，便可谓正义之战。因此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乃意图而非手段。为除恶以致有时令无辜者流血，此非战之罪。”
简而言之，就是目的正确，任何手段均无可厚非。
另外一位抨击黎塞留的是墨格斯（Mathieu de Morgues）。他指黎塞留操纵宗教，“一如汝之先辈马基雅弗利所揭示的古罗马人之所为，塑造之，解释之，运用之，唯其有助于个人目标之建成是问。”
墨格斯的批评与让森厄斯的主张同样义正词严，但亦同样不具说服力。黎塞留的确是墨格斯所指的操纵者，其利用宗教的做法也被墨格斯所说中。可以设想黎塞留必然会回以他仅是就世界的真实情况就事论事，近乎马基雅弗利的观点。他应该也与马基雅弗利一样，宁可这世界的道德意识更强烈，但他相信历史将依据他如何善用既有的环境及条件的成果，来评断他的是非功过。的确，倘若政治家的政绩是以其是否达成自订的目标为准绳，则黎塞留必属近代史上开创划时代新局面的大人物之一。因为他留给后世面目一新的世界，并奠定了法国后300年的政策。
遵循这个政策，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大大拓展了其版图。“30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签订《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之后的100年间，国家至上原则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指导方针。不论后世政治家对黎塞留有多么景仰，或是他的对手斐迪南二世如何被世人所淡忘，他都会无动于衷，因为黎塞留不存有任何幻想，即使对自己也不例外。在其著作《政治证言》（Political Testament）中有一段：“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尽力顺应强者的意见。”这个准则在向外拓张的世纪被奉行不渝。
黎塞留对中欧历史的影响，与他为法国所立下的建树正好相反。他对中欧的统一深具戒心，处心积虑地防止其发生。极尽一切可能，他使德国的统一延后约200年。“30年战争”的初期可视为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成为领导德国统一的主导者，正如英国在诺曼人（Norman）的王朝主导之下建立民族国家，几世纪后法国也在卡佩王朝（the Capetians）统治期间的变化一样。黎塞留阻挠哈布斯堡成功，使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300余个政治实体，个个都是外交政策自主。德国未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内部时有小规模的纷争，便无暇顾及向外发展。因此德国未能发展出全国性政治文化，地方各自为政，直至19世纪末始由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德国成为欧洲大多数战争的战场，其中有不少是法国发动的，所以它并未赶上欧洲第一波海外殖民热。到德国终于统一后，由于对界定国家利益缺乏经验，以致制造了不少本世纪最惨痛的悲剧。
但上苍常让我们尝到过犹不及的苦果。黎塞留看出，反宗教改革运动若成功，必会使法国沦为权力更加集中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可谓真知灼见，尤其如果明白民族国家乃大势所趋，定会有这种看法，他本人必也作如是观。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虽注定会出现理论与现实间的鸿沟，国家至上除非在高手的运用之下，否则亦难免于过度扩张的报应，而即使在大政治家手中也有过犹不及之虞。
原因是黎塞留倡议的国家至上观念没有预设的限度。要做到何种程度国家的利益才算获得保障？为求得国家安全需要打多少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号召奉行大公无私的政策，这有使国家利益长期遭到忽视的危险，而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也有玩火自焚的风险。这恰是法王路易十四继位后法国的状况。黎塞留留给后世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法国，分崩离析的弱国德国，及积弱不振的邻国西班牙。但路易十四却无法安于此种安全形势，他起了征服的野心。他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令其他欧洲国家提高警觉，并结合组成反法联盟，最后粉碎了他的企图。
尽管如此，黎塞留身后200年间，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迄今也仍是国际政治上的要角。如此的成就各国少有出其右者。但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而继他而起者势必继承其遗志，负责维持依其原则而运作的国际体系。这使法国失去了因对手出于道德考虑束手束脚而享有的优势，不同于黎塞留与斐迪南当年的情形。一旦各国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要有所成就便相当困难。尽管国家至上曾为法国增添了许多荣耀，它却也带来无止境的追求，要扩张领土，要成为德国纷争的仲裁者，借以主宰中欧，直到法国民穷财尽，一步步失去主导欧洲大势的能力。
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然而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欧洲的均势便是因围堵法国而产生的。
在黎塞留所开启的世界中，各国不再受制于形式上的道德规范。假设国家利益即代表最高的价值，则统治者的职责便在于扩大及发扬国家的荣耀。强者势必想要主宰大局，弱者则会团结起来，以壮大本身的声势，从而对抗侵略者。如果弱国的同盟足以制衡侵略者，均势便会出现；反之，则必有一国会取得霸权。由于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绝对的，因此经常需要诉诸战争来加以确定。在一开始时，法国或德国称霸的可能性与建立均势的可能性不相上下。此即欧洲花费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建立明确以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原因。最初均势几乎完全是偶然的结果，不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
奇怪的是，这却非当时的哲学家的看法。他们是启蒙时期（the Enlightenment）的产物，反映的是18世纪的思想，即相信在各种不同利益的相互竞争之下，自然而然会出现和谐与公平。而均势的观念不过是这种寻常见解的延伸。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一国独霸，维持国际秩序；其出发点不在于避免冲突，而是使冲突减至最少。对18世纪务实的政治家而言，要完全消弭冲突（野心或贪婪）只是梦想，应设法约束或节制人性中的黑暗面，才是长久之计。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把宇宙看成是变动不已，有如一座运转不息的大钟，而且必然是越变越好。1751年，伏尔泰（Voltaire）对“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的描述是：
“由若干国家（states）组成的某种共和体（republic），其中有些是王国，有些是混合政体，‘但彼此全都和谐相处，全都奉行相同的公共与政治规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是前所未见的。’这些国家‘尤其一致同意奉行尽可能维持彼此间的平等均势这个明智的政策。’”
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曾论及这个主题。他认为均势是自异中求同的结果：
“欧洲之情形为各国均相互依恃……欧洲为由数省组成之单一国度。”
在这些主张提出的同时，18世纪已经历了两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一次波兰王位继承战及一连串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出于同样的理念，历史哲学家瓦泰勒（Emmerich de Vattel），在“七年战争”的第二年（1758年）写道：
“不断进行之谈判使现代欧洲成为某种共和体，其成员各自独立，但因共同利益而结合，为维持秩序，保卫自由而团结。此即众所周知之均势原则兴起之背景，其宗旨为对国际事务有所安排，期使无任何一国得以居绝对优势，凌驾于他国之上。”
这些哲学家们是倒果为因。整个18世纪中，欧洲各国打过数不清的战争，却看不出一点是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而战的迹象。正当国际关系开始讲权力而非道德之际，许多新因素纷纷出现，使各国越来越难以衡量本身的情势。
于是各王朝为加强本国的安全，无不致力于领土的扩张。在此过程中，有数国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剧烈变化。西班牙及瑞典沦为二流国家。波兰开始逐步走向亡国。俄罗斯（完全未参与《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及普鲁士（只是次要角色）却逐渐强大。在成员相当固定的情况下，要对其均势加以分析已属不易。而在各国相对的实力变动不已时，想要评估其均势，在各国不同的评估结果中取得共识，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造成的真空，招致邻国染指的野心。法国不断自西方入侵；俄罗斯自东边蚕食鲸吞；普鲁士则在欧陆心脏地带开疆辟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对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均势，自觉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认为自己鞭长莫及；普鲁士身为欧洲强国中最小的一国，其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整体的均势。各国国君均认为，加强自身的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至上观念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风险与利益的估算，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关系素来良好，且有尊重奥地利领土完整的条约的义务时，仍夺取奥国的西里西亚（Silesia），他所持的理由便是明证：
“我军之精良，部署之迅捷，简言之，即显著优于邻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必不能坐视，因此朕必得与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妒朕之获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盟友。荷兰亦无顾虑，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获保证。倘与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划，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位，我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顾及外务。”
腓特烈大帝将国际事务看做一盘棋。他为扩大普鲁士的势力而夺取西里西亚。他心目中唯一考虑的阻碍是来自强国的抗拒，而非道德戒律。他分析的是风险与报偿如何：倘若征服西里西亚，别国是否会报复或要求补偿？
他所得的结论是此举对其本身有利。他并吞西里西亚的行动，使普鲁士跻身强国之林，但也因各国须应对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而引发一连串的战事。最先是在1740年至1748年间进行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普鲁士有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Bavaria）及萨克森（Saxony）为盟国，英国则支持奥地利，萨克森于1743年投入英、奥这一阵营。接着是“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1756～1763年，交战国也有变化。奥地利此次与俄罗斯、法国、萨克森及瑞典为伍，英国及汉诺威（Hanover）则为普鲁士后援。各国作战的动机纯粹是利害关系的考虑，不涉及任何国际秩序原则。
然而在这看似混乱，各方一味只求壮大自己的争夺战中，却渐渐出现一种平衡。这并非各国自我节制的结果，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国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屈服、从而建立帝国的地步，即使法国也办不到。每当有某一国可能占上风时，其邻国便会联合起来，不是为了实践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纯为防范最强国家的野心，保护自身的利益。
这连年不断的争战并未像前面的宗教战争一般惨烈，原因有二。18世纪的统治者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反而不及宗教、意识形态或民选政府所能激起的同仇敌忾的情绪。他们受制于传统，或许也因为不敢课征所得税和其他现代的苛捐杂税，使之能够用于作战的国库财富有限。
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出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确支持维持均势，这强化并维持着欧陆的均势。英国的政策是衡量情势，然后站在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以为制衡。首倡这个政策的是英王威廉三世（King William Ⅲ），他是个果决而有世界观的荷兰人。在祖国荷兰，他曾备受法王路易十四的野心所苦，即位为英王后，便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联合他国来对付路易十四。英国是欧洲各国当中唯一不需在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家最高利益的国家。有鉴于欧洲的均势对英国有利，因此她成为对欧陆仅求其不出现独霸的强权，此外别无他求的唯一一国。为达成这个目标，英国愿加入任何反对独大势力的组合。
威廉一世：对抗路易十四的先锋
经由在英国领导之下频频变换的各种对抗法国的野心的组合，欧洲的均势渐次成形。几乎18世纪的每一场战争，还有以保卫自由为名，一如黎塞留最初在德国所号召的对抗哈布斯堡的理由，在英国领导下组成的每一个对抗法国的联盟，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平衡。各国得以保持势均力敌，正是因为反对法国霸权的力量大到无法压制，也因为一个半世纪来的对外扩张逐渐耗尽了法国的国力。
英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乃是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像这样一个位于欧洲外海的小岛，设若整个欧陆的资源全部汇集在一个统治者之下动员起来，则其生存势必受到威胁。因为如此一来，英格兰（1707年前尚未与苏格兰合并）所拥有的资源及人口均远远有所不及，迟早会落入某个欧陆帝国的统制之下。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她与法王路易十四产生直接冲突。光荣革命罢黜了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Ⅱ），并在欧陆寻找信仰新教的继任者，最后选中荷兰君主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相当薄弱，只因为他娶了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威廉入主英国后，也带来了他正与路易十四进行的战争，争夺的目标即后来的比利时，那里有成群的要塞及港口，要接近英国的海岸是易如反掌（虽然这层顾虑是渐渐才显现的）。威廉深知若路易十四成功地占领这些要塞，不但荷兰的独立地位不保，法国称霸欧洲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英国也会直接受到威胁。于是他决定派遣英军为今日的比利时与法国作战，这可算是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时，英国也决定派兵的滥觞。
自此威廉成为对抗路易十四的先锋。身材矮小、驼背、又有气喘的威廉，乍看之下实在不像是注定要挫太阳王威风的人物。但这位君主有铁一般的意志，再加上不同于常人的敏捷机智。他自己的看法，而且是相当正确的见解，是认为路易十四已是欧洲权势最大的国君，倘若听凭他征服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即今日的比利时），那英格兰便岌岌可危。因此务必要结成一个能制得住法王的联盟，这不是为了抽象的均势理论而做，而是基于维持英国及荷兰独立的实际需要。他意识到路易十四对西班牙及其属地的图谋万一实现，将使法国成为超级强权，其他国家再怎么组合也无法向其挑战。为防患于未然，他积极寻求盟友，很快便有了结果。瑞典、西班牙、萨瓦（Savoy）、奥国皇帝、萨克森、荷兰共和国与英国结成了大同盟（the Grand Alliance）。这是近代欧洲史上，针对单一强权所形成的规模最大的大结合。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1688～1713年），路易十四对这个同盟所发动的战争几乎不断。但是到最后，法国对国家至上的权威的追求，仍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基于本身利益而采取的抵制。法国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无法独霸。这正是说明均势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最佳实例。
威廉对路易十四的敌意既非出于个人的好恶，亦非源自反法的情绪，却反映着他对太阳王的权势及无穷尽的野心冷静的评估结果。他曾对一位亲信透露，如果他生在16世纪50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他也会是个反奥的法国人，就如同他现在是个反法的西班牙人。”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别人指责他反德的回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样可能亲德而反法。”
威廉若觉得与路易十四谈判对维持均势最有利，那他会百分之百地愿意这么做。对他而言，这很简单，英国要设法维持哈布斯堡与波旁王朝（the Burbons）之间大致的平衡，好让较弱的一方在英国的协助之下，维持着欧洲的平衡。而自黎塞留以来，较弱的一边始终是奥地利，因此英国与哈布斯堡结盟，反抗法国之扩张。
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这个构想刚提出时，英国的舆论反应欠佳。17世纪末，英国的民意倾向于孤立主义，颇似200年后的美国。当时普遍的观感是，即使万一英国真的遭到威胁，也总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因此不必为了别国日后可能有的行动，而对想象中的危险先下手为强。
威廉所处的地位就如同后来老罗斯福在美国的角色，他警告基本上不愿涉外的英国民众，他们自身的安全有赖参与海外的均势以获得保障。英国人民接受其号召比美国人接受罗斯福的号召要快得多。威廉死后约20年，一家通常代表反对言论的报纸《工匠》（The Craftsman）报指出，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久的原则”之一，而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因此应当有某个英国部门自行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破坏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
英国人民虽认同均势的重要性，但对于实行这个政策的最佳策略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两派分别代表国会两大主要政党的学说，颇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出现的争议。辉格党（the Whigs）认为，英国只有在均势确实遭到威胁时才应介入，且一待威胁消除便应抽身。相反的，托利党（the Tories）主张，英国的主要职责是主动塑造而非仅是保护均势。辉格党的看法是，一旦各低地国家真正遭到侵犯，一定会有很充裕的时间进行抵抗；托利党的论点则是，作壁上观的政策可能导致侵略者对均势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因此英国若想避免在沿海的多佛（Dover）作战，就必须在莱茵河沿岸，或任何欧洲均势可能遭到威胁的其他地方，抵抗侵略。辉格党认为结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赢得胜利，结盟的目的达成，就应中止；托利党则拥护英国参与长期的合作协议，以便于主导情势发展，维持和平。
1742～1744年任外相的托利党人卡特雷（Lord Carteret），对长期参与欧洲事务曾有一番颇具说服力的辩解。他指责辉格党倾向于“不理会欧陆一切的问题与动乱，不走出国门发现可能的敌人，却只顾本身的生意及快乐；不在意外国发生的危险，高枕无忧，要到我国的海岸发出警讯时才被惊醒”。但他表示，英国需要面对支持哈布斯堡制衡法国以符合其长期利益的这个现实：
“因为法王若发现在那片大陆上少了一个对手，他便可稳稳守住征服所得的战利品，届时他可能削减驻军，放弃碉堡，解散部队；但当前使大地布满士兵的庞大势力，很快便会被用于对我们更加危险的图谋之中，因此，各位大人，我们必须支持奥地利的皇室，那是唯一可与波旁王朝相抗衡的力量。”
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外交策略上的歧义是实务上而非理念上，是战术而非战略，也反映出各党对英国安全地位不同的评价。辉格党静观其变的政策反映出该党相信，英国所保持的安全距离够广够宽。托利党却觉得英国的安全不是如此万无一失。20世纪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论战，其分野几乎与此完全相同。但不论是18、19世纪的英国或20世纪的美国，要说服其国民相信，为维护自身安全必须做长期承诺，不能闭关自守，均非易事。
这两国不时会出现某位领袖人物，向人民提出长期介入的必要性。威尔逊倡议国际联盟，卡斯尔雷（Castlereagh）数度倡言长期参与欧陆事务。1812～1821年任外相的卡斯尔雷赞同有系统地召开欧洲会议；19世纪末的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提出最早的集体安全构想。但他们的提议最后均未实现，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两国人民在国家安全未明显受到挑战前均不会接受这个事实。
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欧洲均势的保持者，最初是情势使然，后来则是主动采取此种策略。若无英国如此执著地扮演这个角色，法国几乎无疑地会在18或19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当代登上欧洲盟主地位。就这一点而言，丘吉尔在200年后宣称英国“保住了欧洲的自由”，实非虚言。
19世纪早期，英国将随机应变式的保护均势的做法，转变为精心设计的策略。在此之前，英国一贯奉行符合英国人天赋的务实政策，对抗任何威胁破坏平衡的国家——在18世纪那无疑是法国。战争多以妥协收场，通常法国的地位会略有增强，却无法达到它想独霸的真正目标。
法国无可避免地提供了让英国首度阐明其均势理念的机会。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国家至上为名，追求无上权势的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回归早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它不再拿出国家至上的理论作为扩张主义的烟幕，更少提及过往君王的光荣史。大革命后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作战，是为保存革命的成果并在各地传播共和的理想。再一次，又出现一个占优势的法国有主宰欧洲的危险。征兵制征来的军队，结合意识形态的狂热，驱使着法军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走遍全欧洲。他们在拿破仑的领导之下，险些便成功地建立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协。至1807年时，法军已在意大利与西班牙沿莱茵河建立了许多卫星国，将普鲁士降级为二流强国，并重挫奥地利。俄罗斯成为妨碍拿破仑及法国主宰欧洲的唯一障碍。
但当时俄罗斯已是令人又期待又害怕的国家，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未改变。18世纪初，俄罗斯的边疆在第聂伯河（Dnieper）；100年后已向西扩张500英里，到达维斯瓦河（Vistula）。18世纪初，俄罗斯仍在深入今日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与瑞典做生死存亡之战。但到18世纪中叶，它已参与“七年战争”，其部队曾抵达柏林。18世纪末，它更是瓜分波兰的主谋。
俄罗斯纯物质条件上的强大实力，又因为其国内残酷独裁的政体而更加令人生畏。其专制体制不像西欧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统治各国的君王，有传统习俗或具独立自主性的贵族作为缓冲。俄罗斯一切的事务都要看沙皇是否高兴。外交政策仅凭沙皇的心情好坏，便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也是绝对可能的，当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Ⅰ）的确就这么做过。但在国内从未尝试过自由主义。
欧洲均势的出现
1804年，全俄罗斯的统治者，善变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向英国首相也是拿破仑的死对头皮特二世（Pitt the Younger）提出一项建议。深受启蒙时代哲学家影响的亚历山大，自诩为欧洲的道德良心，对自由体制一时的向往也接近最后阶段。他在此种心态下，向皮特提出一个世界和平的大略概念，吁请各国以终止封建制度，建立宪政为着眼点，修改其宪法。经此改革的国家将因此放弃武力，将彼此的争端交由仲裁解决。至此，威尔逊认为自由体制为和平先决条件的想法，居然会有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出人意表地成为其前辈提倡者，不过他从未热衷到有意将这些原则应用在他的人民身上。不出几年，他又摆向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信奉了保守主义。
皮特与亚历山大所处的地位，非常类似于丘吉尔于近150年后与斯大林所处的地位。他迫切地需要俄国伸出援手以对抗拿破仑，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击垮拿破仑的办法。另一方面，他跟后来的丘吉尔一样，都无意于送走豺狼又引进虎豹，或支持俄国成为欧洲的仲裁者。最主要的是，英国国内的气氛绝不会允许首相许下以欧洲的政治社会改革为和平基础的承诺。英国从未为这类理由而战，因为英国人民不觉得欧陆的政治或社会动乱有多大威胁，唯有均势改变才会使他们产生威胁感。
皮特给亚历山大的回复顾及了上述的每一个因素。他不提俄国倡议的欧洲政治改革，只举出要维护和平所必须建立的势力均衡。自150年前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后，现在首次有全欧洲的和平方案出炉。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明确根据均势原则所设计的方案。
皮特认为欧洲不稳定的主因在于中欧的衰弱，诱使法国一再地入侵，企图称雄。（他太客气也太在意俄国的援手，因此并未指出，倘若中欧强大到足以对抗法国的压力，同样也可以阻挡俄国的侵略野心。）全欧和平方案的第一步必须是，剥夺法国自大革命后所征服的所有领土，同时恢复各低地国家的独立。如此便不着痕迹地将英国最主要的顾虑变成和平方案的原则之一。
但德国如仍是300余个小邦，难令法国除去觊觎之心，压制法国的势力也是徒然。为消弭法国的野心，皮特认为有必要在中欧建立“大集团”（great masses），将各诸侯国集结为较大规模的组合。有些曾加入法国或已遭屈辱的灭亡者，将由普鲁士或奥地利兼并。其余的也会合并成较大的国家。
皮特避免提及组织一个欧洲政府。反之，他建议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斯，针对法国的侵略组成永久性联盟，借此作为新的领土安排的保证，就如同小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试图以反德日的联盟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不论是拿破仑时代的英国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均未能预见到日后对和平最大的威胁，结果是来自目前的盟国而非眼前去之而后快的敌人。是出于对拿破仑的担心，才促使英相居然愿意接受迄今一直为英国断然拒斥的政策而长期介入欧洲，并愿意牺牲战术上的弹性，而将其政策固定在有一永久敌人的假设上。
18、19世纪欧洲均势的出现，在某些方面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有相近之处。当时跟现在一样，既有的国际秩序瓦解，冒出众多只顾追求本国利益，不受任何更高原则拘束的国家。也跟现在一样，当时参与国际秩序的各国正在为其国际角色寻求某种定义。当年的各国决定完全以追求国家利益为依归，把一切委诸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问题是，后冷战世界是否能找到某种原则来节制各国对国家实力及利益的主张。当然，几国互动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形成近乎均势的局面。问题在于对国际体系的维护是否能出于刻意的规划，还是任其由一连串的实力测试中产生。
到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时，欧洲已准备以均势为原则来建立国际秩序，这是欧洲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自18世纪及19世纪初各次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所得的教训是，不可任由均势自各国交战的灰烬中产生。皮特的计划列有领土重整的方案，借此匡正18世纪国际秩序的弱点。但其欧陆盟国还学到另一个教训：一国的实力太难评估，各国愿支持此种评估的程度各异，因此它不足以作为建立国际秩序的可靠依据。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capacity），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desire）。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如何结合这两者是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面对的的挑战，也是其取得的成就，由此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有一世纪之久未见到全面性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