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诚与虚伪之辩

正始玄学思想家最关心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而表现形式却是对宇宙本体“道”的探索。因为在那个坚信“天人合一”的历史时代，学者们很难从人类社会自身寻找兴盛衰败的终极原因，而是将其归于某种神秘的宇宙力量。汉代经学天命论破产之后，汉魏之际思想界关注的宇宙力量，就是老子笔下那个玄妙的“道”。

道家创始人老子，以他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感受，写下了一首不朽的长诗，这就是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道德经》一书。老子在这篇优美的哲理诗中，用朦胧的笔调多侧面地描述了那个在冥冥中左右宇宙万物和人类祸福的“道”：它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事物必须遵循的规律。说它大，它产生了整个宇宙；说它小，它存在于尘埃之中。大自然的沧海桑田，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无一不是它在起着决定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那样不留任何痕迹，完全是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人类的感官永远无法感觉它的形态，理性分析永远无法对它作出准确概括。它无所不在，又超言绝象。

“道”究竟是什么呢？尽管老子本人已经反复宣布他自己也不能说清楚，况且也无法说清楚，所以才用了恍惚玄妙的诗化语言从各个角度描写它，但是后人不可能满足于这种混沌表达，而力图用自己有限的智慧去确切地定义它。因此，老子笔下“不可道”（不可言说）的“道”，也就随着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不同理解，变成无数的可道之道了。政治家将它视为无为政治之道，军事家将它看作用兵的诡诈之道，出世的方士将它视为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无怪庄子悲哀地叹息古代淳朴浑沌的大道已为后人割裂了。

战国秦汉时期，以黄帝老子为旗帜的黄老学派发展了《老子》关于“道”无为无不为的政治学说，并与法家精神相结合，一度成为汉初的官方哲学。自从有为的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表面上无为的黄老之学，被董仲舒所创立的积极有为的儒家经学思潮取而代之了。当经学在汉魏之际历史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之后，无为的道家思潮再次兴起。被称为新道家的玄学家，十分重视对《老子》的重新解释，尤其是正始时期，多据《老子》立论，对“道”的探索，成为正始清谈的最强音。

由于汉魏之际时代课题的局限，正始玄学对《老子》“道”的理解，侧重于无为政治这一侧面，并且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高度去认识，以适合天人合一思维的习惯。何晏首先著《无名论》，注《老子》，又将老子笔下的“道”解释为“空”“无所有”，在人类社会则集中表现为圣人无为的统治术。天才少年王弼的理论比何晏更精致、更完善。他全面注释了《老子》，并写出表达其注释主旨的《老子指略》一文，堪称《老子》注释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从表面上看，王弼反对从片面的角度理解《老子》的“道”，承认“道”是无形无象无法言说不可定名的，所以只能称之为“无形”或“无”，在人类社会政治中表现为君主的中性人格及其无为政治。由此可见，王弼仍是以社会政治为视角理解《老子》的“道”。

在何晏、王弼带动下，正始思想论坛上，《老子》大走红运，一时成为显学。嵇康虽然对《庄子》更感兴趣，但在当时特定时代风潮的影响下，不可能绕开《老子》这部思想界关心的道家名著。由于嵇康对政治不甚感兴趣，所以他对《老子》的“道”的理解角度与何晏、王弼有着明显差异。简单地说，他更注重从理想人格或人生哲学方面立意。

短短五千言的《老子》，真可谓一字千金。老子在书中讲政治、讲宇宙、讲战争，但更多的还是讲人生，讲人的生存方法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以人生的幸福平安为终极目的。即便是当代中国人，欲求安身立命之术，与其浪费时间读那些像大杯白开水似的《成功学》，不如读一读老子的《道德经》。几千年前的作品，犹如刚刚成书于昨天。

《老子》的人生智慧，用现代名词表达，可以称之为逆向思维，即用反常识的方法切入事物的本质。用老子本人的话说，就是“反者，道之动”，指从与常识中的那个“真理”相反的方向，才能得到真正的真理。例如人们追求完美的生存技巧，说得俗一点就是利用权术，然而任何诡诈的权术都不过是小术，真正的大权术正是没有任何权术的真诚；人们一切活动的中心都是为“我”，而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恰恰是达到了忘我之境。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嵇康以他独特的人生经验，创造性地发挥了老子的上述思想，创作了《释私论》一文，表达了自己对生存之道的独特感受，在正始之音论“道”的宏伟交响乐中，出色地演奏了人生哲学的第二主题。

顾名思义，“释私”是“去掉私情”。那么，什么是“私情”呢？嵇康首先解释了他哲学词汇中“公”与“私”的含义。

嵇康指出，“公”是指公开内心的真实思想感情，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这是君子的人格特征。“私”是指隐匿内心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虚情假意，阳奉阴违，这是小人的人格特征。由此可见“公”与“私”的含义，在嵇康的这篇文章中是特定的，是指“公开”和“隐匿”两种品质，而与公开或隐匿的思想内容之是非善恶无关。比如有人心怀善意，但将善意隐匿着，属于“私”；有人心存不良念头，但将不良之念全部说出来，则属于“公”。

“公私”与“是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非”是指人们思想情感的正确与错误、美好与鄙劣，而“公私”则指人们对待自己思想感情的态度，是公开出来还是隐藏起来。为了鲜明区别两者，嵇康以东汉名士第五伦的故事予以说明：身居司空高位的第五伦不仅以清正廉洁著称，更可贵的是敢于公开自己灵魂深处的思想杂念。据《后汉书·第五伦传》载，当有人问他是否也有私心时，第五伦爽快地回答：“过去曾有人赠送我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逢选拔高官时，心里总忘不了他。再者，我哥哥的儿子生病时，我一夜去探视十次，但是回家后睡得很安稳；而自己的儿子生病时，我虽然没去探视，但晚上却失眠了。这也许就是私心吧。”嵇康认为，第五伦上述情感的内容，属于“是非”问题，而不是“公私”问题，因为“私”指隐藏，“公”指坦诚。第五伦将自己隐情披露出来，属于“无私”；对兄子探视而不关心，属于“有非”。

在嵇康意识中，“公私”比“是非”更重要，因为社会已被虚伪笼罩着，人们将真实的自我深深隐藏起来，全副武装，穿戴着盔甲相对待。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在公开场合评价某人，大家都会有口无心地赞扬为：“好人！”转身私下议论则大相径庭。人们看不到虚伪对自身生存的危害，反而以隐匿真情之技巧高明而沾沾自喜。人人都用隐瞒和欺骗编织着社会罗网，又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个自己一手制造的罗网上痛苦挣扎。

隐藏真情的“私心”，对人类的危害不可估量，因为它蒙蔽了真相。例如一个人生了病，最可怕的莫过于不知何病，无从对症治疗。同样，一个社会的机体出现紊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粉饰太平而延误了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公私”虽然不同于“是非”，但是它是比一般是非问题更重要的大是大非问题，只有公开坦诚，内在的良好愿望才能尽善尽美的实现；只有公开坦诚，内在的不良杂念才能得到纠正。即使真实思想属于罪恶，敢于讲出的行为仍属于“公”，仍会得到谅解。因此要倡导公开坦诚，光明磊落的品质。只有这样，社会风气才能健康发展 ，每个人才能生活得自由幸福。

由于人们的素质不同，生命境界不同，处世方式也随之不同，集中表现在公私品德方面：

道德纯粹的圣人、至人完全按“道”的规律行事，内心不存是非成见，遇事开诚布公，既无错误，又无隐私，完全与事物的自然发展一致，适合了事物的自然本性，百利而无一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历史上伟大的圣贤，都具有这种品质。伊尹不担心自己才高盖主，引起商汤的猜疑嫉妒，所以完成了创建商王朝的大业，自己也名垂青史；周公不顾忌篡位的嫌疑而大权在握，摄政平叛，达到了天下大治；管仲不回避自己帮助政敌谋刺齐桓公一事，反而得到齐桓公的信赖以至委以国相，最终帮助齐桓公奠定了霸主基业。这些史实，都说明了“至人”的人格特征是无私忘我。他们不计自己的名誉、功利，真诚地投身于事业，按自己的自然本能行事，结果是贤士云集，事业成功。大道无私利，大道无小术。

品质纯粹无瑕的至人毕竟是少数，广大普通人的素质都是有缺陷的，思想品质中往往善恶并存。所以，评价普通人的标准，关键不在于内在的善恶成分，而在于是否敢于公开它们。这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最后分界线。一般情况下，往往是以诚实待人者成功，而隐匿真情者失败。甚至许多公开自己致命弱点的人，也因其精诚所至而化险为夷。例如里凫向晋公子重耳坦白了自己窃取所保管的财物行贿之事，反而深得重耳信赖；勃鞮坦白了自己当年追杀重耳的原因，亦得到重耳谅解。里凫和勃鞮后来都为重耳的事业立了大功，自己也名垂青史。又如缪贤向赵王推荐蔺相如时，说出了自己曾犯过罪，却终得善果。隐姓埋名，逃过秦朝追捕的刺客高渐离，索性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得到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嵇康指出，上述人物，“皆以投命之祸，临不测之机，表露心识”，仍能化险为夷，那些没有如此罪过，而有善心的人，公开表露思想，以诚待人，自然会大获成功。

小人唯利是图，将坦诚视为愚蠢，所以永远生活在虚伪的氛围中。他们唯恐真情隐藏的不严密，千方百计提高伪装能力，为自己生存经验之丰富和生存技巧之高明而自鸣自得。他们永远戴着面具生活，察言观色，以便媚俗获利，并且整日提心吊胆，以防范落入陷阱。自认为这是千古不变的人生定律，其实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人们的智力水平和人生经验相差不多，玩弄小术者很快就会被人识破。待人虚伪，证明对人无诚意，自然引起对方的反感，因此这种生存方式不但自己活得十分疲劳，而且更易引起祸灾。例如，申公处处迎合楚共王，却被驱逐出境。宰嚭在吴王夫差身边充当越王勾践的坐探，却被灭吴后的勾践所诛杀。可见，心怀隐私的小人很难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很难取得英明君王的信任。

嵇康认为，人应当活得自然洒脱，光明磊落。哪怕粉饰一点过错，隐藏一点真情，也应感到良心的自责而无地自容。应当内心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做一个大写的堂堂正正的人。

嵇康的《释私论》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热情。他倡导的人生哲学虽然正确，但是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或者说，那种真诚自然的生活方式也许适应于“明君”和“清世”，即理想中的英明帝王和太平世界，而很难运用于现实社会和昏君。列举几个历史故事来证明某种理论是很容易的事情。嵇康所举的那些正直之士成功的例子大概远远少于冒犯龙颜而沦为刀下鬼的忠义之士。原因很简单：处于异化状态的人类是充满私欲的情感动物，必须用谎言来粉饰某些不能公开的阴暗面。嵇康对“真诚”的渴望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在理论上要求戳穿谎言，倒也无关紧要，但一旦付诸行动，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嵇康本人就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