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始清谈的后起之秀

这位不修边幅、卫生习惯极差而且从不拜师求学的嵇康，步入成年之后却出落为一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青年，引起了注重人物品评的魏晋士人社会的注意。从流传至今的关于嵇康形体相貌、气质风度的品题资料分析，可以获得以下印象：

1．身高。嵇康身材高大，超出常人，各类记载都异口同声地称他身高“七尺八寸” ，魏晋时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4．12厘米 ，除古尺的误差和古人的夸张，嵇康的身高至少也应在 1 米 80 以上，很可能在 1．85 米左右。从各种评语看，身高是其鲜明特征之一。时人多用“孤松”“玉山”去形容之，在人群中出现时，“卓卓然如野鹤之在鸡群” 。

2．仪表形象。嵇康虽然身材高大，但体态匀称，史书多称其“土木形骸” ，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传统说法，指形体像土木一样自然，比喻不加修饰的本来面目；二是认为嵇康属土木型的体质。汉魏时期人材学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形成了人体的骨、筋、气、肌、血生理素质。 其中木气决定骨骼，土气决定肌肤，土木型人指人体对五行之气的禀受中，木土二气最完美，指骨骼笔直而柔软，体态端正均衡而且结实。 嵇康的具体面貌史籍无载。从各种描述推断，其相貌并非英武粗壮型，而是属于清秀型，“风姿特秀”。 高大魁梧的身材与清秀的容貌融为一体，被誉为“龙章凤姿” ，大概指那种清雅伟岸的英俊形象，显示出伟大的气宇。赵至从人群中一眼就看出嵇康“风器非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3．性格。关于嵇康的性格，有两种矛盾的评价。孙登认为他性格刚烈 ^① ，嵇康本人也有类似的自述。然而，嵇康山阳的同乡朋友却异口同声地说他性格十分温和 ，王戎称与其相处二十年，见过数百面，未见过嵇康有喜怒表情。 嵇康本人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有过类似的矛盾表述：他一方面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一方面又自称“性不伤物”。其实，这种矛盾现象并不奇怪，是嵇康性格不同侧面的反映，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性格。常态为温文平和，在正义感召下则激烈刚直。魏晋时的人物品评理论认为，一种优秀的人材性格必须具备两种互补的对立统一品质。 比如慈悲必须勇敢，才可能具备“仁”的品性；柔顺加上坚毅，才可能具备“信”的品质。当时人物品评认为嵇康是土木型人，而土木型品德需要至少包含四对矛盾的品质。汉魏人材学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禀受五行之气的生理素质所决定，木型人的品德为：“温柔又直率，驯服又果断。” 土型人的品德为：“宽厚又庄严，柔顺且坚定。” 嵇康兼具木土两种类型 ，可见其性格既温厚又刚烈是题中应有之义。

4．气质风度。气质存在于人的举止神态、言谈笑语之中，是一个人形貌、性格和文化修养的总体反映，是个体生命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神韵，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为了弥补语言对气质风度把握的局限，魏晋人物品评家们往往用比拟手法去具体形容描写对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的印象。据说，嵇康的气质十分高贵，他的举止与谈吐不加任何修饰，却潇洒自如，以至人们被其内在的巨大精神力量所吸引。有人称，见到他犹如迎面吹来爽朗的清风。也有人感觉更加细腻，说像在高大的松树下徐徐吹来的沁人心肺的清风。嵇康的好友山涛是著名的人物品评专家，他的品题为：“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大意为，嵇康平时像遗世独立的巨松那样挺拔清峻；醉倒之后，则像将要崩溃的玉山那样纯洁浑厚。

也许是嵇昭生前已定下的娃娃亲，也许是嵇康本人的仪表才华已经远扬其家族的原籍谯沛地区，以至引起封王于此地的沛王曹林的注意。 总之，嵇康与曹林的女儿长乐亭公主结下了姻缘。这对嵇康来讲，是其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促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命运。

沛王曹林为曹操与杜夫人所生。建安三年曹操攻克下邳后，纳吕布僚属秦宜禄之妻杜氏为妻，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卞皇后。杜氏与曹操共生下二男二女：沛王曹林、中山王曹衮、金乡公主和高城公主。 沛王曹林为长子，建安至黄初时，其封地在谯郡，后改封沛国。曹魏时期的诸王，虽然政治上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力，但经济待遇并未受影响。曹林是位才气平庸而且安守本分的亲王，对帝位不构成任何威胁，没有像曹彰、曹植那样感到压抑和不满，也没有受到他们那样的迫害，而是作为无害的牌位被供奉，并不断被增加封户，长寿善终。 在曹林的子女中，史书留名的有三位：曹纬、曹赞和曹壹，后两位儿子先后奉旨去继承已故无子的济阳王曹玹之家业，并相继夭折，曹纬作为长子则继承了父亲曹林的王位，曹纬的妹妹，就是嵇康的妻子长乐亭公主。

长乐亭公主与沛王曹林的关系，历史记载有两种说话：一说为曹林的孙女 ，一说为曹林的女儿 。近代学者亦持两种说法。 目前学术界多持前一种观点，而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更合理。第一，从年龄上看，假设曹操纳杜夫人十个月后即生曹林，曹林也应生于建安四年（199）。再按曹林及长子曹纬18岁生子，长乐公主为长女，并16岁与嵇康结婚生女计算，嵇康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间只能在嘉平三年（251），而嵇康的长女却明白无误地出生在公元249年，因为嵇康景元二年所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说：“女年十三。”如果将曹林、曹纬到长乐亭公主生育第一胎时年龄均定为16岁，亦可解释，但比较勉强。第二，嵇康因与公主结婚而任中散大夫，可见，结婚时对方已具公主身份。 众所周知，公主身份必须其父继承王位才有资格，而曹纬获得其父的王位，则于甘露元年（256）曹林逝世后才有可能。汉魏时期，皇帝之女与诸王之女才可获得公主（郡主）称号，诸王孙女身份是不可能被封为公主的。嵇康既然与长乐亭公主至少在249年之前就已完婚，而此时其妻已具公主身份，所以应为曹林之女无疑。

汉魏时期的公主拥有许多政治特权，共分县、乡、亭三个档次，“亭”级公主虽系公主系列中的较低层次，但也享受“中二千石”即相当于九卿的待遇，除几百户不等的封户租税收入外，政府还专门配备专职官员及仆役为其服务。 显然，这门亲事对嵇氏家族来说，是十分光彩的婚姻。

嵇康与长乐公主结婚的时间，应在正始十年长女出生之前，而正始中期（正始五年左右）的可能性最大。按照当时的惯例，与公主结婚者都要被朝廷加官晋爵。嵇康也不例外，他因此而被授予郎中职务，不久晋升为七品中散大夫一职。这时，他理应去了首都洛阳。当时的洛阳正在进行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玄学思想革命，嵇康妻子长乐亭公主的姑夫何晏（其妻金乡公主），正是这场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何晏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父亲何咸早亡，其母尹氏于建安时代步杜夫人的后尘，带着六七岁的儿子何晏进入曹操的后宫，被封为尹夫人，何晏亦自然成为曹操的养子。由于曹操过分喜欢何晏的聪明伶俐，以至引起了曹丕的嫉恨，于是在曹丕曹叡父子相继执政的黄初、景初时代，何晏在政治上一直不得发迹。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间，何晏与夏侯玄等少年贵族子弟组织了一个名为“四聪八达”的知识精英团体，聚众清谈，品评人物，宣扬玄学新思想，最后于太和六年以“浮华交会”的罪名遭到了政府的镇压，被免官禁锢数年。曹叡死后，八岁小皇帝曹芳继位，顾命大臣曹爽与何晏等“浮华案”分子关系密切，于是何晏集团当年被压抑的精英纷纷被重用，逐渐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何晏则当上了吏部尚书，负责县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力极大，是朝中当权派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融合了儒、道学说，初步创建了玄学理论，发起了对汉儒魏法的新思想革命运动。

何晏领导的玄学思想革命是在清谈这种集辩论与娱乐于一体的新的学术交流形式下进行的。清谈一般在学者的客厅中举行。有甲乙两个主辩人和四座听客。甲乙双方就某个理论课题展开论战，以理屈词穷者为败方，或由听客的普遍倾向决定胜负。何晏是正始时期的著名大清谈家，经常举办大型清谈会，探讨汉魏之际一些重大的理论课题，社会名流纷纷云集于其清谈场中，形成了正始时期思想界的中心论坛。清谈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尔后魏晋南北朝文化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正始初年起，何晏等正始名士发动的思想革命浪潮已在政治文化中心首都洛阳形成，逐渐波及到全国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被这种时髦的文化风尚所裹挟，例如远离洛阳千里之外的琅邪郡、清河郡、馆陶县等地方郡县已出现相当典型的清谈活动。 位于洛阳附近的山阳县士人大概是不会甘于寂寞的。他们既可在本地清谈名理，也可到洛阳参加高层次的思想论战。嵇康作为公主的丈夫去洛阳接受官爵，自然进入了清谈玄理的文化氛围中。事实上，嵇康在山阳已受玄风影响，著《养生论》一文，携带去了洛阳，与向秀就如何养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嵇康的气质风度和博学雄辩，“美词气，有风仪” ，使他大出风头，征服了听众，被舆论界称为“神人”。

嵇康在清谈场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始五年前后，一大批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思想家登上了思想舞台。这些人物大都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子弟，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倜傥少年，风华正茂。他们的出现，给正在兴起的玄学思潮注入了新鲜血液。如正始五年在何晏举办的某次清谈会上，一场辩论刚刚决出胜负，年仅18岁的少年王弼姗姗来迟，何晏已闻王弼的大名，就对王弼说：“刚才胜方的论点已无懈可击了，你能难倒它吗？”不想王弼很快驳倒了已取胜的论点。大家都深为王弼的辩才所惊服，赞叹不已之时，没料到王弼又将自己的论点再次驳倒，就这样自我假设矛盾双方互相诘难，奇峰突起，论战的气氛达到了妙不可言的境界，四座听客无不感到“闻道”的莫大精神快乐，中国思想界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了。

正始玄学名士实际上由两代人组成，一是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中年政治实力派，二是以王弼、钟会为代表的少年思想家。 目前史籍留名的少年思想家还有卫瓘、裴秀、王黎等人，这些才子大都是家居洛阳的著名世家大族的子弟，一直生活在政治上层和文化中心，进入仕途多任黄门侍郎和尚书郎等显要职务。从年龄上看，嵇康也属于这一群体成员。尽管嵇康在正始时期的洛阳文化界已有一定影响，但是作为一般官吏的子弟，这种出身的重大差异，使其没有真正加入王弼、钟会圈子中。嵇康的朋友范围，也仅限于生活在河内山阳一带的名士山涛、向秀、吕安等人。

正始清谈基本上是围绕治理国家之根本方针这一时代主题进行的，它由许多不同的理论课题从不同侧面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例如宇宙哲学方面的“无”与“有”的关系；君主政策的有为与无为的关系；人材哲学方面人性与才干的关系；礼乐制度方面礼仪音乐与人性的关系等等。对这些理论课题，嵇康大都作了自己的独特回答。嵇康在文化史上的突出表现，发生于正始之后，作为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出现，但是现存嵇康论文，大部分作品是正始时期所作。正始时期是哲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嵇康创作的高峰期。从《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明胆论》和《释私论》等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正始之音那种积极进取的时代气息。

①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康别传》：“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