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蓝

距纽伦堡审判还有几个月时，医生给被告们做了次体检，发现赫尔曼·戈林的手脚指甲都被染成了怒红色。他们以为——误以为——这种染色现象是双氢可待因上瘾所致，因为戈林每天都要服用百余粒这种止痛片。据威廉·巴勒斯称，这种药物的效果近似于海洛因，比可待因至少要强上两倍，又有种电光石火的感觉，与可卡因相类。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美国医生被迫要在他出庭之前治好他的依赖症。这事并不容易。盟军抓获这位纳粹头目时，后者拖着个旅行箱，里面不仅装着他化装成尼禄时所涂的指甲油，还有超过两万片他最爱的这种药物——“二战”末期德国产的这种药，剩下多少，几乎全都在这儿了。他的上瘾并不是个例：整个德国国防军的军粮中都配给有甲基苯丙胺片剂。它在市场上的名字叫作拍飞丁，士兵服用以后就可以一连几周醒着，虽说精神完全是错乱的，不是躁狂症式的愤怒就是噩梦般的昏睡，两者交替进行。它是如此强劲，导致许多人都经历了止不住的怡悦：“绝对的静默统治着大地，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也如此不真实。我感觉自己完全失重了，像在我飞机上方飞行。”多年以后，纳粹空军的一位飞行员这样写道，像在回忆一派恬然的景象、一个宁静的出神时刻，而不是战争中狗一般的日子。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从前线给家人写过好几封信，叫他们给他再寄点这种药：“这儿很困难，”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他写信给父母，“我只能两三天给你们写一封信，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今天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请你们给我再寄点拍飞丁。爱你们。海因。”而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他又给他们写了封慷慨激昂的长信，在末尾又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能不能再给我弄点拍飞丁？我好有点储备。”又过了两个月，他父母收到的已仅仅是颤巍巍的一句：“可能的话，请再给我寄点拍飞丁。”如今我们也知道了，德国不可阻挡的闪电战，其燃料正是甲基苯丙胺。而在尝到药片融化在口中的苦味的同时，许多士兵都精神病发作了。当他们的闪电战最终被盟军暴风雨般的轰炸扑灭，坦克的履带也被俄罗斯的冬天冻结，元首下令毁掉国境内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仅给盟军留下一片焦土。就在这一刻，帝国的最高统帅们尝到了一种十分不一样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他们给世界唤来的这派可怕的景象最终吓垮了他们自己，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快的出路，咬碎了口中的氰化物胶囊，进而窒息在这种毒物的杏仁甜香里。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波自杀的浪潮席卷了德国。仅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柏林自杀的就有三千八百人。而在首都以北三个小时车程的小镇德明，人们陷入了一场集体恐慌，因为撤退的德军炸毁了连接这座小镇与外界的桥梁，把所有镇民都困在了这个被三条河包围的半岛上，他们不得不手无寸铁地面对苏联红军。短短三天里，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竞相赴死。一整个一整个的家庭朝托伦瑟河中央走去，腰上绑着根绳子，像在参加一场骇人的拔河，而那些最小的孩子都背上了塞满石头的书包。此间混乱如是，以至于苏军都接到了制止这场自杀瘟疫的命令。有位妇人，他们不得不救了她三次，她三次自挂于她花园里的一棵巨大的橡树，而在树下，她的三个孩子都已经被埋在了那里，她把老鼠药用作了糖霜，撒在了小饼干——他们最后的欢乐上。那妇人活了下来，但士兵们却没能阻止另一位女孩因失血过多而死，她用剃刀拉开了自己的静脉，而此前，她用同一把剃刀划开了她父母的手腕。寻死的愿望也同样支配着纳粹党的上层：在此间相继自杀的，有陆军将领五十三名、空军十四名、海军十一名，外加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司法部长奥图·提拉克、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当然还有元首本人。至于像赫尔曼·戈林那样犹豫了一下，继而被活捉了的，那件不可避免的事也只是被略微延后了。当医生最终宣布他可以受审了，他接受了纽伦堡法庭的审判，被判处了绞刑。戈林申请了枪决：他不想像普通罪犯一样死去。而当他得知他最后的这个愿望也会被拒绝时，他嚼碎了他藏在发蜡筒里的那个装有氰化物的安瓶。在一旁他还留了个字条，说他选择了自杀，“向伟大的汉尼拔致敬”。盟军试图抹去所有他存在过的痕迹，就移除了他嘴里的玻璃片，又把他的衣服、随身物品和光溜溜的尸体一起送到了慕尼黑东公墓旁的市立火葬场。那儿有个专门用来火化他的炉子，他的骨灰会和斯塔德海姆监狱断头台上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和纳粹政权的反对者、被执行了T4行动安乐死计划的残疾儿童和精神病患者，以及不计其数的集中营殉难者混在一起。而最后仅剩的这点东西，盟军在半夜里把它撒进了文茨巴赫河。这条更像小溪的河流是他们在地图上随便选的，为的是避免后人将他最后的归宿当成朝圣目的地。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直到今天，全世界的收藏家还在交换着这最后一位纳粹大领导人、德国空军元帅、希特勒天然接班人的财产和遗物。二〇一六年六月，一个阿根廷人花了三千多欧元买进了这位帝国元帅的一条真丝内裤，几个月后，这个男人又为当初藏有戈林嚼碎的那支安瓶的铜锌发蜡筒付出了两万六千欧元。

类似的胶囊，其实纳粹党的精英们都收到了。那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首都陷落之前，柏林爱乐乐团最后一场音乐会的终幕。军备部长、第三帝国的官方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为此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贝多芬的《C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紧接着的是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而最后，无比应景的，是理查德·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伴随着第三幕结尾时布伦希尔德的咏叹调，女武神瓦尔基里在巨大的火焰中献身，那火越烧越烈，最终吞噬了人间，吞噬了瓦尔哈拉的圣殿与战士，吞噬了众神。散场的人朝出口处走去，布伦希尔德的哀嚎还回荡在他们耳边，而就在此时，希特勒青年团旗下德国少年团的成员们——都不满十岁，因为十几岁的都死在街垒上了——用小柳条筐子分发起了氰化物胶囊，就像在发做礼拜时的施舍。同样的胶囊，有些被戈林、戈培尔、鲍曼和希姆莱用作了自杀时的利器，但也有许多纳粹领导人在咀嚼它们的同时选择了对准自己头部射击，他们就怕毒物不起作用，或者有人从中作梗，不能给他们以立即无痛的死亡，而是他们应得的缓慢的痛苦。希特勒过份怀疑他那份毒药被掺假了，以至于想试试它的毒性：他把它喂给了他最爱的布隆迪——陪他来到元首地堡、睡在他床脚下、尽享各种特权的那只德牧。苏联人已经包围了柏林，且离地下避难所越来越近，与其让宠物落进苏联人手里，不如早早结果了它。可他不敢自己动手，就叫他的私人医生把胶囊掰碎在它嘴里。母狗当场就死了。它刚生完四只小崽。由一个氮原子、一个碳原子和一个钾原子构成的小小的氰化物分子进入它的血流，切断了它的呼吸。

氰化物的效果是如此立竿见影，乃至在整个历史上也只有独一份关于它味道的记录。那是十九世纪初一个名为M.P.普拉萨德的人留下的，这是位印度金匠。三十二岁的他在吞下氰化物后还来得及写下了三行字：“医生们。氰化钾我尝过了。烫舌头。酸的。”人们在他遗体旁边找到了这张字条。为了自杀，他在酒店租了间客房。氰化钾的液体形态在德国被称为蓝酸，挥发性极强，沸点仅二十四摄氏度，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杏仁味，甜中带有微苦，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闻到，因为要分辨它需要一种特殊的基因，百分之四十的人都没有。而出于这种进化上的偶然，很可能在奥斯维辛、迈丹尼克和毛特豪森被齐克隆B杀害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注意到充进毒气室的氰化物的味道，而另一些人则一边死去，一边闻着一手造成他们灭绝的人在嚼碎自杀胶囊时品尝到的同样的芳香。

此前几十年，纳粹在其死亡集中营所用毒物的前身，齐克隆A是被当成杀虫剂，喷洒在加利福尼亚的橙子上的，数以万计的墨西哥移民在偷渡入境美国时所坐的火车也会用它来灭虱。这些车厢都被染上了一层美丽的蓝色。如今在奥斯维辛的某些砖墙上还能见到这种颜色。两者都指向了氰化物真正的源头——一七八二年，第一种现代合成颜料诞生了：普鲁士蓝。

它甫一出现，就在欧洲艺术界引起了轰动。由于价格低廉，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完全取代了从文艺复兴以降、画家们用来装点天使的袍子和圣母的披饰的群青。在所有的蓝色颜料中，群青是最精致同时也是最昂贵的，要制作它，必须从阿富汗阔克查河谷岩洞中掘出青金石来研磨。而这种矿物一旦被碾成极细的粉末，就会呈现出一种极其深邃的靛蓝的色调。它一直都无法用化学方法复制，直到十八世纪初，一位名叫约翰·雅各布·狄斯巴赫的瑞士颜料商发明了普鲁士蓝。普鲁士蓝的发明源自于误打误撞，他真正想要产出的是洋红，后者是通过碾碎数以百万计的胭脂虫雌虫获得的。这种小虫会寄生在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仙人掌上，是种十分脆弱的生物，需要比蚕更多的照料，因为它们绒毛状的白色身体很容易受到风雨的吹淋和霜冻的摧残，或被鼠、鸟和毛虫吃掉。它们猩红色的血和金银一起，成了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人民那里掠走的最大财富。有了它，西班牙王室就对洋红确立起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垄断。狄斯巴赫希望打破这种垄断，他采用的方法是往他的助手之一，年轻的炼金术师约翰·康拉德·迪佩尔所创造的几种动物尸体混合后的蒸馏物上倒钾碱。但如法炮制，产出的却不是胭脂虫的怒红色，而是无比耀眼的一种蓝，以至于狄斯巴赫都以为他找到了人造青金石，一种天空的原色——埃及人用来装点他们神衹的那种传说中的蓝。它的配方曾被埃及祭司们守护了数个世纪，后被一个希腊小偷所盗走，当罗马帝国陷落时，配方便彻底失传了。狄斯巴赫把他的新颜色命名为“普鲁士蓝”，在他偶然的发现与他身处其中的帝国间建立起了一个密切而又持久的关系，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帝国的荣耀必将超越前人。这不怪他，因为，只有能力比他大得多的人，或许还得有点预言的天赋，才有可能想象到它未来的覆灭。而狄斯巴赫，他不仅没有那种卓越的想象力，连最基本的商业技能也欠缺，一点都不会做生意，导致他完全没有享受到自己的创造所带来的物质财富。这些钱最终落到了他的赞助人，约翰·莱昂哈德·弗里施手里，这位鸟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昆虫学家把狄斯巴赫的蓝色变成了黄金。

弗里施在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大量批发普鲁士蓝，狠赚了一笔。用这些钱，他在施潘道买下了几百公顷的土地，养起了普鲁士全境的第一批蚕。这位极富热情的自然科学家给腓特烈·威廉一世去了封长信，盛赞了蚕这种小动物独特的好处。在同一封信里，他还描绘了一个宏大的农业转型计划，在梦里，他隐约见到过那个场景：他看到帝国所有教堂的院子里都生长着桑树，每片翠绿的叶子都在哺育着家蚕的宝宝。腓特烈王畏畏缩缩地把这事付诸实践了。两百多年后，第三帝国凶猛地响应了他的计划。无论是废土还是居民区，学校还是墓地，医院还是疗养院，以及新德国所有公路的两侧，都被纳粹种上了这种树，总共有几百万棵。他们还给小农户们发放了手册和说明书，详细介绍了国家认可的桑蚕采收和加工技术：收获之后，要在沸水上悬挂三个多小时，这样蒸汽就会慢慢杀死它们，而它们用来结茧的珍贵材料却不会受到一丁点的损伤。而同样的规程，在弗里施的时代，被他写进了他巨著的附录。这部书总共有十三卷，他把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都奉献给了它。在其中，他以近乎疯狂的细致给德国本地的三百种昆虫编了目。在最后一卷里，他还讲到了蟋蟀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蛹的状态到雄虫求偶的歌声，一种高亢刺耳的尖叫，极像婴儿的哭声。弗里施还描述了它的交配机制和雌虫排卵的过程，那些卵的颜色和让他富起来的那种颜料惊人地相似，而后者刚一开卖，就已经被全欧洲的艺术家用了起来。

用它完成的第一幅名作是彼得·范·德·韦尔夫于一七〇九年创作的《基督下葬》。在这幅画里，天空中的云将地平线遮蔽了，而掩着圣母脸孔的面纱泛着蓝莹莹的光，映出了围在弥赛亚遗体旁的使徒们的哀伤，基督裸露的身体苍白无比，竟把亲吻他手背的妇人的脸都给照亮了，她仍跪在那里，似乎想用嘴唇烙上他被铁钉拉开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