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
吕思勉（1884—1957）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实他也是教育家，而这往往未被人们充分注意。翻阅《吕思勉全集》，其中有八卷近二十种的教科书，科目涉及历史、地理、国文、文选、修身。《高等小学 新修身教授书》（以下简称《修身》）正是其中之一。称吕思勉为教育家，不仅是因为他编写了这么多教材，也不仅是因为他的受业弟子中有钱穆、唐长孺、杨宽等史学名家，还因为他有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实践和研究。《修身》从某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
此书出版于1914年6月，由吕思勉与杨晟、臧励成合编。当时教育部的审定批词给予很好的评价：“是书于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俱能揭其要领，选材亦俱切当。按之高等小学程度，颇为适宜。”获得如此评价，并非偶然，而是因为那时吕思勉已经有了多年在中小学以及职业学校、大学的任教经验。从1905年到1911年，吕思勉先后在常州溪山小学、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馆教书，1912年又到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直至1914年暑假前。在编写本书时，吕思勉不仅有着多年的教学经历，而且用心研究教学方法。国文课是他教授最多的课程，这是中小学最基础的课程。在吕思勉留下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在1909年至1910年期间，他曾三次撰文讨论国文的教学问题，批评当时流行的教学方法，提出改进建议。这些经历无疑为《修身》的编写打下了重要基础。
《修身》出版于一百多年前，对于今天的读者还有意义吗？“修身”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学的道德实践，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里立德树人的根基，教书育人的必修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接续中华修身传统作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2017年新春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作为重要任务之一，要求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修身》在“修身”之前加上“新”字，表明其追求的是将传统的修身与新的时代需求相适应，与现代学校教育相协调。可以说，吕思勉是探索传统文化如何贯穿国民教育的先行者。今天当我们继续先行者事业的时候，回顾其留下的足迹，不仅是为了礼敬先行者，更是为了从先行者那里获取借鉴。
本书名为“教授书”，意谓高等小学教师讲授修身课的参考用书，共有九册，与三个学年九个学期相匹配。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在1912年至1913年间，建立了学校教育的新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小学校分为初等和高等。初等小学校招收六足岁的儿童，学习四年，作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校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学习三年；中等学校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学习四年。可见，本书用以教授的对象相当于现在的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它对于今天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颇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
值得借鉴之一，是如何处理新与旧的关系。清末兴起了以废科举、办学堂为诉求的教育改革。在科举废除后的1906年，清政府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试图在旧的封建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学校教育体系，而其设置的修身课程是培育“忠君”“尊孔”价值观的核心课程。1912年蔡元培担任民国教育总长，认为“忠君”“尊孔”违背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因而民国政府规定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对于道德教育的注重，表现为依旧设置了修身课程。同年，民国政府颁令以“孝悌忠信仁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这自然也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倡导这八德是儒学传统，可见，在蔡元培主持下，民国初年的学校教育，试图把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传统道德融合起来，以培养“健全国民”。
《修身》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样的精神，“新修身”可谓实至名归。儒学修身传统的结构，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个人道德修养作为出发点，从自己做起，由近及远，这是合乎少儿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的。《修身》借鉴了这样的结构：每个学年的三册教材，都是由个人修身讲起，然后推及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九册教材形成了三个修齐治平的循环，每个循环体现了由浅入深的梯度。传统的修齐治平包含了理想人格、理想家庭、理想社会、理想国家等，对于这些方面，《修身》大量地吸取了与现代价值观念相契合的内容，反映这些内容的不少新名词就是课文的标题，如“卫生”“公益”“合群”“爱国”“储蓄”“竞争”“自由”“自治”“社会”“国家”“宪法”“国会”“政府”“司法”“警察”“选举”“军国民”“商业道德”“工业道德”“我国民族”“国民之义务”“国民之权利”“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等。不过，在讲解这些新内容时，《修身》也不时借用中国传统典籍的话语，以体现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生命力。如在第八册第一课“社会”的课文中，就以孟子“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说明个人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其他人的劳作，由此阐述个人与社会相维相系之道。这些新内容大体上均是在戊戌维新前后得以传扬的。吕思勉曾自述戊戌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其影响很大，从上述的新名词中可见一斑。但《修身》并不是简单地求新弃旧。梁启超的《新民说》把道德区分为私德和公德，批评传统的修身是偏重私德的“束身寡过主义”，强调发扬合群之公德。《修身》第一册第一课“道德”指出：“德有公私之别。”这显然是来自梁启超的话语，但不同于梁启超的强调公德，吕思勉认为公德虽然重要，但是“德，譬则树也。私德，树之根本也。公德，树之枝叶也。根本不固，枝叶未有能茂者。故修德之程序，当从私德始”。即私德是公德的基础。这体现了在吸取新理念中传承发展注重个人德性修养的旧传统，这样的传承发展贯穿整套教材。第一册第一课和第九册最后一课都是“道德”，即始于“道德”且终于“道德”，这使人想起了《论语》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论述了君子即道德人格的修养。可见，《修身》继承了以个人德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修身传统，而从这出发点到落脚点的修身内容则被赋予了很多时代的新内容。
三
值得借鉴之二，是如何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修身》“编辑概言”说明了每课的内容是：“首列本课要旨，以简括之语，提示全课要领。次列教科书本文，为教授时讲授字句之用。次列教授要义，综括本课意义，旁征博引，逐段说明。次列备考，于本课名物训诂，分别详疏，以便教员教授时之参考。”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将教材转化为教学。不仅如此，“编辑概言”还提出“教授时宜处处注重道德，并随时随地实地指示，以养成学生优良之品性，而引起其实践之心”。这样的要求意味着将教学体系转化为学生认知认同体系。如此的两个转化，使得《修身教授书》真正具有了指导教学的性质。严谨的逻辑是形成教学体系和学生认知认同体系的必要条件。《修身》正体现了这一点。
前面已经指出，整个《修身》的结构是修齐治平的三个循环。因此，三个学年的教学上，有着相同的主题，而把这些主题相同的内容安排在不同学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举三个学年同以“孝亲”为题的课文及其教授要义为例：第一学年的“孝亲”课，从父母对儿女的养育和石匠夏旸的孝亲事例说明为何孝亲，即孝亲是出自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初心；第二学年的“孝亲”课，由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的孝亲行为说明如何孝亲，即大孝终身慕父母，而非一时一事之举；第三学年的“孝亲”课，以子路、皋鱼、乐正子春对孝亲的认识说明孝亲何为，即孝亲的作用是使得天下之人举手投足皆不敢忘善，由此可谓“以孝治天下”。从为何孝亲到如何孝亲再到孝亲何为，正是这样的逻辑形成了“孝亲”的教学体系和学生认知认同体系。
《修身》有不少同题课文分为“一”“二”，即同一个问题分为两课来讲授，这同样体现了教学实践和学生认知认同体系的逻辑。如第六册的第十、十一两课是“法律与道德之关系一”“法律与道德之关系二”，两课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楚。第十课是讲解法律与道德的同异，“同”在均用以规范人们行为，异在前者有强制性，后者出于主体自愿；第十一课是讲解“法律当与道德并行，始获美果”，而这显然是建立在明白两者同异之上的。如果说这里的逻辑是以学理来贯穿，那么，第三册讲授“爱国”的两课则用从历史到现实的逻辑来链接。“爱国一”从历史上苏武牧羊阐述什么是爱国，而“爱国二”从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指出什么是今天应爱之国。即使不是同题的课文，《修身》也揭示出其中的逻辑联系。如第四册的“储蓄”和“济众”，表面上看，储蓄和济众是相反的，前者积存财富，后者布施财富，而“济众”的“教授要义”却说：“前课言储蓄之道，曾言不可鄙吝矣。”但是“若善于储蓄者，有时亦以其有余助人之不足，即所谓济众是也”。这就以两者的相反相成提示了两课之间的逻辑关系。《修身》的“教授要义”也有很强的逻辑性。如第四册“自由”课的“教授要义”的五点，第一点指出“任意而行”不是自由；第二点指出什么是自由，即“法律所赋予之自由”；第三点指出不遵守法律，会遭受法律惩戒，“则欲自由而仍不自由”，这是从反面论证第二点；第四点讲解群己自由的关系，这是对前面要义的深化，因法律赋予每个人自由，于是就产生我之自由和人之自由的问题；第五点以这一课的格言“不自由，毋宁死”和“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进行总结，即自由是我们的价值理想，但也须警惕借自由之名而煽动人们胡作非为。这些“教授要义”的逻辑性为教学实践的逻辑性和学生认知认同的逻辑性提供了指引。
四
值得借鉴之三，是如何处理事与理的关系。《修身》几乎每一课文和对课文的讲解，都是通过事例来阐发义理。这样的教学方式无疑是遵循了小学生的认知认同规律，即由具体事例来知晓和接受其中的道理。《修身》形成如此风格，和吕思勉受传统史学浸润有关。中国传统史学寓道德褒贬于史实叙述中，《孟子·滕文公下》就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四库全书》集传统典籍之大成，其中“经”与“史”的关系，就是“理”与“事”的关系，理从事出，事以证理，此即《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吕思勉把这样的史学传统运用于《修身》，既让修身义理在故事的叙述中活起来，又让这些故事由义理的提升而亮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修身》的事理交融贯穿了不忘本来的精神，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植小学生修身新家园的丰厚沃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传统美德故事与传统名言名句之义理相互印证，体现了对于传统美德的继承性。《修身》中关于个人德性养成的教授，如立志、慎言、克己、守信、孝亲、报德、行恕等等，都是选取中国传统美德故事，以传统典籍中相关的名言名句为导引，伸发其中的义理。这里举第三册“守信”课为例。该课文讲了两个故事，一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卓恕从建康回会稽，与诸葛恪约定某日复归。他人以为会稽、建康相去千里，约定归期是虚文应对。然而，卓恕竟如期而归；二是唐朝罗道琮流放岭南，与其同行的朋友死于途中，罗道琮答应过他，一旦自己能从岭南返回，一定不让其遗体弃置异乡，后来罗道琮遇赦，实践了许诺。课文点明，这两则故事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守信：一则不爽约于千里，一则不失信于死友。“教授要义”进一步以《论语》中孔子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和子夏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来阐发义理，强调应当继承这样的美德，做到“对于社会，不可失信。对于一己，不可自欺”。
其次，用中国传统义理阐释外国故事，体现了传统义理具有适合中外的普遍性。不忘本来并非拒绝外来，而借鉴外来是为了更好地认知认同本来。比如，第八册的“总统”课，指出美国总统林肯、约翰逊、霍勃森均为平民出身，因其才与德而被民众选举推戴；对此“教授要义”引用《礼记·礼运》作了阐释：“《礼》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此实大同太平之极则也，民选总统，实寓斯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这对当时中国有很大影响，《修身》第四册“自尊”课，叙述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和吉田松阴对于自尊的提倡，而以孟子“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概括他们的义理，“不自暴不自弃，则自尊矣”。上述两例外国之事与中国之理相交融，使得学生领悟传统哲理蕴含着贯通中外的智慧。
再次，以传统事理回应现实，体现了它们具有改善社会人生的时代性。《修身》以传统事理讲修身，不是要学生沉溺于古人心性敬诚的精微讲论中，而是充满着匡正现实的时代性。以第一册“俭约”课为例，讲了宋代贫寒出身的司马光和“官二代”身份的范正平的故事：司马光“不喜华靡”，以后虽为名相，但平生布衣蔬食；范正平徒步往返于距城二十里之地，用破旧扇子遮挡烈日，“人不知其为宰相之子也”。选取两位分别出身于贫寒和富贵家庭却都有俭约之德的故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讲这样的事理，《修身》是针对时弊的。其“教授要义”指出：“今日社会之情状，较之古时奢靡极矣。国贫民困，良有以也。吾愿诸生师司马光、范正平俭约之风，以之自励，更愿诸生以改良社会奢侈之习惯为己任也。”这般用传统事理警示今人，以推动社会崇德向善，在《修身》中不胜枚举。学生由此认识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正能量。
五
值得借鉴之四，是如何处理知与行的关系。修身之“修”有“行”的意涵，因而儒学也会把修身称作修行。这意味着修身不仅要人们认知道德的性质、意义、德目，此即《大学》的“明明德”，而且要人们以礼仪来规范自身行为，此即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对于儿童修身来讲，要他们“明明德”不很容易，所以儒学将其列入“大学之道”，而以“齐之以礼”为儿童修身的入手处，孔子对儿子的教育就从“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开始。懂礼数是传统家教的重心。儿童如能持久按照礼仪规范自己，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些习惯成了他们第二天性，礼仪蕴涵的道德义理就自然而然地内化于心了。这样的德性培养过程符合儿童的认知认同规律，《修身》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扬。第一册“敦品”课里，认为有的人品性卑劣，就在于“幼时不知敦品，习与性成，致日趋于卑下耳”。因此，“教授要义”进而指出：“欲握敦品之原，一言以蔽之曰：守礼而已。”第四册“守规律”（这里的“规律”即今天讲的“规则法律”）课的“教授要义”强调：随时随地遵守行为准则，“久久如此，便成习惯”，“言习惯即成自然”，就不会有受准则束缚之苦的感觉。《修身》的“守礼”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怎样的行为是违礼的；一是怎样的行为是合礼的。
对于怎样的行为是违礼的，《修身》遵循了孔子的说法，其第一册“敦品”课的“教授要义”指出：“目有视，非礼勿视也；耳有闻，非礼勿听也；口有言，非礼勿道也；身有所举动，非礼勿动也。能若是，品行未有不端者。”根据高小学生的特点，《修身》的重点在非礼勿言和非礼勿动。对于非礼勿言尤重不说谎。《修身》在第一册和第四册的两篇课文里，各以司马光和华盛顿幼年时的故事，凸显无论中外说谎都是非礼之言。司马光幼时谎称自己做成了其姐未能做成的事——脱去青胡桃的皮，实际上这是由女婢设法完成的。他因而被其父严厉呵责，从此再也不敢说谎。后来有人问司马光什么是可以终身行之的尽心行己之要，他答道：“其诚乎？”“问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语始。’”对此“教授要义”指出“人当幼时，最喜炫己之长”，于是不免掠人之美而作伪，“习之既久，诚意灭矣”。就是说，由于说谎是儿童易犯的毛病，因而要把不说谎作为儿童非礼勿言的首要，扣好诚信的第一粒纽扣。对于非礼勿动，《修身》主要是针对高小学生容易沾染的不良嗜好，提出了“戒吸烟”“戒嗜酒”“戒赌博”等。
对于怎样的行为是合礼的，《修身》主要集中于高小学生基本活动场所即家庭、学校。对此《修身》往往通过设置问题情境，使学生在遇到类似情形时，能够效仿书中提倡的行为。比如学生日常居家的孝亲行为应当是怎样的，《修身》以孝亲模范石匠夏旸的故事，告诉学生“冬月，侍父同寝，必先温衾褥。母病，侍汤药，不离左右，衣不解带者三年”。对于如何礼敬家族中的长辈，如何与邻里以礼相处等等，《修身》亦有类似的指示。再比如，学生在校的敬师行为应当是怎样的，《修身》也有具体指示：“弟子之于师也，坐则隅，行则随，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奉命承教，必诚必恪，尊师之礼然也。”“侍坐于师，不敢与师抗。从师而行，不敢出于师之前。他若有所问，必起立。有所请，必起立。相见必行礼，相遇必旁立。皆敬师之礼也。”其他的如同学间如何以礼相待，与同学结伴出游时如何对待公园或野外的花木等等，《修身》都提供了实际的行为指南。
要做到行为不违礼而合礼，必须经常自我反省。《修身》将这一传统修身手段具体化为适合高小学生的一系列问题：“诸生平日有无过失乎？亦曾有犯学校之规则乎？欲不犯学校之规则，必思当日之所犯者何事；欲无丝毫之阙失，必思当日之有过者何故。”这样的反省，既是对修身之知的深化，也是对修身之行的落实。《修身》出版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之前，用的是文言。这对于小学生不免有点艰深。《修身》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在课文之后，大都设有简短易记而有思想内涵的“格言”，与置于课文之前的本课“要旨”相互呼应，如第七册“持满”课的格言是“满招损，谦受益”。第一册“惜阴”课的格言是“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希望者未来，最悠忽者现在”。吕思勉曾在常州、南通搜集过民谣。《修身》的格言吸取了民谣朗朗上口、明白晓畅、一语中的的优点，弥补了文言带来的艰深问题，表现了让修身的知与行便于小学生易记易行的用心。
六
“导读”犹如旅行团的导游。跟着导游，旅行团的众多旅游者走同样的路线，看同样的名胜，住同样的宾馆，拍下同样背景的照片。这就可能遮蔽了某些美丽的风景。于是，兴起了自助游，人们策划了不同于导游的旅游方案，因而对同一个旅游地点，可以感受到导游视野外的其他方面。这里很希望读者在这篇导读之外，能够“自助游”，从而领悟导读没有提供的东西。在此还需要告诉读者，《修身》并非完美无缺，存在着某些历史局限性。比如以范纯仁因要在父母身边侍奉而拒绝出仕作为大孝的范例，恐怕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还有表彰夏旸，虽然儿子被其弟殴打至死，但为了怕母亲伤心和伤了兄弟和气而隐忍不言，这与现代法治是不符合的；再如在讲解“竞争”一课时，称“美洲之红种（印第安人）”和“非洲之黑种”为“世界最劣之人种者”，这无疑与今日的认知和价值观念相违。“自助游”时对此也应予以注意，这样才能看到真正的美丽风景。
在2017年写下这篇导读时，吕思勉先生去世已整整六十年。吕先生生前，我无缘亲聆其教诲。然而，在中学里，我却有幸受业于吕先生亲炙弟子李永圻老师。李老师从中学开始，就师从吕思勉先生及其女儿吕翼仁先生，抗战胜利后随吕氏父女至上海共同生活。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学（华东师大一附中及其前身光华大学附中）任教。李老师始终问学于吕思勉先生，吕先生去世后，几十年间为整理吕先生的论著而不遗余力。我1964年进入中学，李老师讲授历史课。悠久的中国历史由他娓娓道来，就像说故事那样生动形象，抑扬顿挫的语调带着常州话的糯软韵味，我们上课犹如听苏州评话般享受。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学校友聚会时，大家都仍记得李老师讲课的某些片段乃至神态、语气。这是否传承了吕先生课堂上的风采？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凝聚了吕先生教书育人的心血。吕先生作为教育家，对于基础教育师资的精心培植，由此可见一斑。李老师对我有特别的关爱，他知道我后来在华东师大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曾亲自将吕先生的《先秦学术概论》送我家中，并在扉页上题写“陈卫平老弟 惠存 李永圻赠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并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勉励之情，跃然纸上，我很受感动。以后，虽然几经搬家，但这本赠书珍藏至今。撰写这篇导读，亦是对师恩的一点回报。但我非史学界中人，对于吕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缺乏深入研究，因此，这篇导读也许没能揭示此书的要领精义，对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