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传统儒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进路

儒学创新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儒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从类型上说，起码包含对思想体系（哲学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和对思想观念（单位观念）的深入诠释。

回顾前辈学者的研究，对思想派别、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和发展流变的研究成果颇丰，且随着研究的推进，仁、义、礼、智、信、孝、忠等核心观念的研究也在扎实推进。然而，“羞耻”“不忍”“忍” 等道德心理与仁义之德的建构，“惑” 等精神现象，“勇” “悌” “让”等价值观念仍待进一步探究。儒学作为传统社会的观念和价值系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依然具有诸多的观念和议题值得深度挖掘。实际上，边缘也可以成为中心，这些观念或议题同样深刻体现着儒家的思维方式、价值信念、心理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且它们与前引的所谓核心观念和哲学体系存在内部联系，故而对全面理解儒学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扩宽儒学研究的范围，避免将复杂丰富的儒学义理化约为为数不多的抽象观念的演绎，是我们研究儒学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经典范式的哲学史研究，是在传统儒学与制度生活断裂的背景下建立的。它有利于摆脱儒学在具体观念、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批评，使儒学价值信仰系统在抽象意义上得到新诠释，因而应当得到同情之理解。然而，儒学研究亦当避免过分抽离生活实践而观念化的趋向，避免切断儒学与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礼法制度的关联，因为那将增添我们进入历史场域理解活生生的儒学形态的无形障壁。

鉴于此，本书关于儒学观念本身的学术研究，一是侧重观念史的进路，二是重视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之关系的考察。

就前者言，有别于哲学史以哲学体系为研究对象，诺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聚焦某一文化或时代特有的、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或观念群（“观念单元”或“单位观念”），力图在梳理思想著作和社会生活素材中探寻观念的内涵、流变和观念之间的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关于“让”“权”“知”等思想观念、“事上致良知”“不迁怒”等思想命题、“管仲不死而相桓公”的思想史评注背后的观念世界等研究，并非针对整个的“哲学体系”加以研究，而当归属于观念史的研究。当然，我们也需关注这些观念与儒家其他观念和整个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还要在与道家、佛教、西方思想派别的比较中彰显这些儒学观念的思想特色和文化特质。

就后者言，本书既重视又不局限于“内在理路”的说明，而是同时注重对社会存在的考察。正如知识社会学揭示的那样，我们需要“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思想，在此过程中，各自不同的思想只是非常缓慢地出现” ，“处于某种群体中发扬了特殊的思想风格的人，这些思想是对标志着他们共同地位的某些典型环境所做的无穷系列的反应”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观念的阐发，往往并非某一思想派别或思想家聪明才智的独立洞见，而是应当将之视为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产物，因而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应注重观念兴起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社会变迁与观念演进的关系、社会存在对观念阐发的制约等等问题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儒家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背景下的理论反思和观念建构，在涉及儒门各思想家的特殊阐发的同时更为重视发掘其共通性，从而说明思想观念的思想结构及其总体演进过程。

如果说观念史研究重视观念演进的内在解释，则考察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之关系，则侧重观念演进的外在解释。两种视角的交织，旨在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深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