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学观念守正创新的时代际遇
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革新，到康有为挖掘制度变革的传统资源，再到胡适、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精神文化展开批判，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也是传统文化逐步丧失自信、制度化儒家逐步走向瓦解的过程。这既为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提供了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救亡图存道路探索铺平了道路，也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赋予儒学现代转型与重构的使命。尔后，从胡适、冯友兰援引西方哲学观念剪裁传统典籍建立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到侯外庐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发展作为哲学史发展线索和解释原则，以及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以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为基础，接纳西方价值并在承续宋明儒学传统中构建哲学/文化新体系，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几经转换。另一方面，从陈独秀等人立足现实批判传统礼教和帝制，梁漱溟等人弘扬儒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中国时期延续批判立场，侧重清除社会生活中的封建糟粕，以及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着力学术传承儒学慧命，试图融合儒学与自由主义，沟通学术与政治，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儒学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传承路径几经变迁。尽管坚信儒学价值者有之，但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主导思潮是侧重批判传统儒学，从而为现代化之路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逐步从丧失文化自信的泥淖中走出来。不仅张岱年、任继愈、萧萐父、李锦全、冯达文、郭齐勇等先生为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国内学界在学术转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不仅有张岱年、方克立等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批判儒学蕴含的封建主义，同时肯定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庞朴先生用唯物辩证法探究儒家辩证法，着力儒学的知识整理与思维分析；李泽厚先生“西体中用说”新释下引入马克思主义并强调两者的一致性；也有张立文、牟钟鉴、郭沂等先生侧重从传统儒学出发提出和合学、诚仁之学、新道论等体系
；还有侧重消化运用西学理论方法并诠释儒学的丰硕成果，如汤一介、洪汉鼎、陈少明等先生引入解释学进行中国经典诠释研究，陈来、张祥龙、杨国荣等先生援引现象学对儒学功夫论实践的诠释。如上研究也有境外学者的参与和推动，如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先生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立足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重构儒家文化，积极向西方学界诠释和传播儒学特质；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等先生对中国诠释学建构提出了不同思路；黄俊杰等先生对东亚儒学的研究，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当然，如上学者的研究领域不限于此，他们的研究旨趣与方法侧重不同也各有特色，但并非截然对立，如陈来先生近期就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不少研究。一方面，马、中、西的互融、互通、互释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超越了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缺乏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话的立场，多元研究范式并存并相互竞争和融合的格局已经形成；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看，简单利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界定评价儒学的研究范式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开始转换与重构。
另一方面，儒学重新紧扣生活、切近社会、融入制度、关怀政治，也成为时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例如，黄玉顺先生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对话并提出“生活儒学”理论，主张回归生活本源，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重建形而上学，建构“儒家自由主义”与“国民政治儒学”；林安梧先生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从契约、责任和“一体之仁”诸方面探讨“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史与法律文化研究上，探讨古代司法文化对当前司法改革尤其是监察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干春松先生研究制度化儒家的建立与解体，关怀后制度化时期的儒学重建，引发后续诸如重建经学、设立国学学科等儒学参与现代文教制度等更细致的探讨；《开放时代》杂志重视以学术关怀社会，组织知名学者围绕“儒学与社会主义”展开研讨
；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联合主办“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提出“新时代新儒学新使命”
；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出版，“贤能政治”的制度设计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之一。此外，创制“儒教”等特定的“政治儒学”的影响也值得警惕。综合来看，当前儒学研究视域和路径较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更为拓宽，为儒学重新进入当代社会进行了更深入而有效的探索。但另一方面，在多元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创新的任务更为繁重。
不仅在学术文化上中华大地业已成为儒学研究的中心，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民间儒学形态。一是对经典的诵读，形成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其中包含各种形式的“书院”建设，也包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包含大学生的校园读经与研究，也包含针对幼儿的童蒙教育；包含对“四书五经”的经典研读，也包含《弟子规》《三字经》等通俗读本诵读；既有采取批判继承、辩证分析的态度，也有不求甚解、歪曲解读的乱象。二是探寻儒学进入当今社会生活的可能路径，如“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企业儒学”“经济儒学”等开始涌现，试图发挥儒学推进经济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参与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等功能。三是对儒家礼乐文明的发扬。其中包含对汉服、唐装、茶艺、陶艺等器物文化的继承，包含对成人礼、结婚礼、民俗文化节庆等典礼的继承，也有强调日常生活礼仪的复归。四是延续儒家的修身传统，强调儒学的价值信仰系统对加强个体修身成德、规范个人言行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个人思想、精神和言行的重要指南。作为生活方式的民间儒学的复归有其合理性要素，需要包容和鼓励探索，但也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亟待规范与引导。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复兴进入新时代。“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在习近平同志提出文化自信、重视挖掘儒学资源的今天，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论域至少包括：（1）习近平同志关于增强文化自信与弘扬优秀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论述研究；（2）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论探索；（3）彰显儒学的意识形态资源，推进儒家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社团和企业文化建构的关系研究；（4）儒家制度文化与国家治理、全面从严治党、勤政廉政建设、法治建设、基层善治、企业治理的关系研究；（5）着眼国际战略布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研究。理论界就如上论域已经形成了不少新思路新论断。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儒学创新并为治国理政、制度创新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治环境和理论氛围已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