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观念守正创新的理论依据

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整体环境的形成，自有其内在的缘由。著者以为，其重要缘由当是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和运用价值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得到日益呈现。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儒学观念守正创新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巩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这一观点在前文已述：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角度，儒学扎根中华大地，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民族视角，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站在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来说，只有从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学中汲取思想滋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更加契合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创造，变得更加丰富饱满且富有民族特色，得到更深层认同与广泛传播。

其二，从儒学自身发展的视角看，儒学观念守正创新有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构建当代儒学新形态并实现文化传承创新。扎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儒学，一是尊重古今、中外在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异性，回应、反思和超越文化复古主义的倾向，并与西方思潮和现代价值展开对话与竞争。二是注重学术与政治的合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延续儒家经世致用、关怀大众、共建社会的传统，发挥以文化人育人的教化功能。三是进而立足国情，回应时代关切，彰显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儒学创新发展所赋予的时代主题和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与先进文化中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相融合，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如上进路下的新时代儒学，其引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向能够被广泛接纳和认可，实现儒学在文化、制度、生活诸层面的再度融入，为儒学的思想创造和社会实践提供源泉和动力，再现儒学在新时代、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发展。新时代儒学将有别于 20 世纪现代新儒家的传承脉络，也有别于狭义的“大陆新儒家（儒教）”，而是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21 世纪儒学新形态之一。

其三，从社会需求看，它具有服务时代发展、助力现代治理、共创美好生活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儒学，不仅具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价值，也有落实于个人、社会（企业）、国家到世界层面的具体意义。第一，从个人层面而言，儒学能够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重要精神滋养、价值指引、心性陶冶的不竭资源。正所谓“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第二，儒学在漫长的“熟人社会”当中发展出一套调适人我关系的规则，加以损益能够运用于社团/社群的人际交往当中。并且，经过中国企业家 20 多年实践，“企业儒学”也体现出其强大的实用功能和强大生命力。 第三，挖掘儒学资源加以思维启迪和行动借鉴，或者对当下治国理政、面临问题、生活困惑进行有效回应，能够推进面临难题的化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具体来说，在经济建设层面，我们要发扬传统养民富民、扶危济困、休养生息的儒家经济思想，号召民众传承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富于创造的美德，更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我们要传承古代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勤勉奉公、俭约自守思想，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培育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位和道德情怀。在国际外交场合，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协和万邦的精神，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社会建设来说，要发挥仁爱怜悯、扶危济困的儒学精神，传承民间调解与基层自治的制度设计，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要发挥“天人合一”的深刻理念和方法论思想，构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此外，从全球视野来看，就儒学的普遍意义而言，通过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能够弘扬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精神，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融合与互鉴，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新时代儒学形态而言，经过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新时代儒学，能够积极向世界传递蕴含中国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中国模式成为解决世界性问题的重要思路和办法之一，彰显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制度优势，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