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物
我主原谅这些将虚假光芒投射在岩顶的手。
——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
我不知道有没有拨对号码。电话应答器只能听见古典音乐，然后才是振铃声，再后则是录音期间满怀期待的宁静。我又拨了一遍。音乐声再度响起，我留了言。半小时后洛塔打电话过来。直到我们后来关系变得更熟络，她才向我提起约瑟夫，此人正是她不对着应答器说话的原因。她不想让约瑟夫知道她回到了城里。
洛塔是一位芬兰女子，住在曼哈顿岛西边的村子里。我当时想租一套公寓，有一位房地产代理商告诉我洛塔的电话号码。
“我如果没活可干，就得出租公寓。”洛塔说。
“你住到哪儿呢？”我问。
“大多在朋友那儿，”她说，“这一次我没有找到人。你知道一个适合的住处吗？”
公寓足够宽敞，我建议她留下。她随即同意了。
“你不要直接接听电话，”她说，“得等一等，弄清楚谁打来的。你要打电话，喊我一声。我会立刻关掉应答器。”
“我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时，你在家里吧？”我问。
“在呀。”她说。
洛塔住在十一号大街的一幢旧房子的四楼。公寓内昏暗无比，家具、床铺、地毯全都漆黑一团。几盆干枯的仙人掌放在面积不大的铁艺阳台上，阳台面向后院。洛塔床边的五斗橱和放着电话应答器的玻璃桌上的贝壳和珊瑚落满灰尘。少数的几套灯具安装了红绿色灯泡，让夜里的每个房间都笼罩在奇怪的光线下，好像浸在水底下。
我那天去看房，洛塔竟然身披睡衣走到门口，尽管已是中午了。她领我看了一遍房间，立刻钻回床上。我问她有无生病，她摇摇头，自称只是喜欢睡觉。
从我们合租开始，她从未在中午前起过床，大多时间还比我睡得早。她非常喜欢看书、喝咖啡，我发现她几乎不吃饭，好像只靠咖啡和巧克力生活。“你必须吃得更健康些，”我说，“这样就不会感到疲倦了。”
“我喜欢睡觉。”她说着，笑了。
此外，与我们共同生活的还有一只小黑猫，是洛塔获赠的礼物，名叫罗密欧。罗密欧是一只母猫，名字却没改。
十月份，我约见了两位在银行就职的老朋友维尔纳和格雷厄姆。我建议大伙去海边过一个长长的周末。格雷厄姆说，我们可以搭他的车。我邀请洛塔一同前往。星期五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目的地是布洛克岛，一座位于纽约以东数百公里的小岛。
到了皇后区，我们第一次停车。因为出发时耽搁了，没吃早餐。我们便在主路旁的小吃摊买了热狗享用，洛塔只喝咖啡。距我们不远的十字路口站着一个黑人，他手捧纸板盒，里面是真空包装的肉制品。红灯一亮，他从一辆车走向另一辆车，兜售他的食品。他看见了我们，便拿着一袋肉食朝我们跑过来。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的法语比英语好，我们问他为何流落到了皇后区。他回应了我们所有的玩笑，最终还是期待我们能从他那儿购买食物。汽车启动，他还在微笑，高高举起肉制品，朝我们喊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当天，我们乘坐最后一班渡轮抵达布洛克岛。我们将开来的汽车停在陆地上一块空荡荡的停车场上。摆渡花了两小时，尽管天气很冷，维尔纳却始终站在外面的船舷旁。我们其他人坐在咖啡厅内，船上几乎没有乘客。
小岛的港口附近坐落着一家破败的青年风格大酒店。我们在距此不远的一幢刷得亮白的木房内找到一家简易民宿。不言而喻，洛塔与我共住一个房间。
海上刮来一阵阵强风，我们仍然决定晚饭前外出散步。海滩旁是一条灰色风化木头铺成的游步道，一直延伸到村外突然消失了，我们只好继续走在沙子上。
维尔纳和我并排前行，他沉默寡言。格雷厄姆和洛塔脱掉鞋，在海边寻找贝壳，他们很快就落在后面。我们只能偶尔听见一声喊叫，有时洛塔的大笑穿透了浪涛声。
走了一会儿，我与维尔纳坐到沙子上，等着另外两人。逆光下我们看到闪亮的海水前衬托着他们的黑色剪影。
“他们那么长时间在干什么？”我问道。
“找贝壳，”维尔纳平静地说，“我们走了很远。”
我爬上了沙丘，回头望去。沙子灌入我鞋内，我脱掉鞋子。村庄位于远处。有几幢房子亮起了灯火。我往回走，维尔纳却走到了海边。洛塔和格雷厄姆坐在沙丘背风面。他们又穿好了鞋子。我坐到他们的身旁，大家默默注视着大海，观看维尔纳向大海投掷贝壳或石头。海风卷起沙子吹过海滩。
“我冷死了。”洛塔说道。
返回途中，我与洛塔并肩同行，我帮她捧着捡来的贝壳，将我两只鞋子的鞋带打节，挂在肩膀上。沙子冰凉。格雷厄姆在前面跑，维尔纳隔了一段距离，跟在我们身后。
“格雷厄姆和蔼友善。”洛塔说。
“他们在一家银行工作，”我说，“他和维尔纳，他俩都不错。”
“他几岁？”
“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一块儿上学。”
洛塔聊起了故乡芬兰。她在一座农庄长大，赫尔辛基以北。她父亲饲养公牛。她很早就离家求学，先去了柏林，然后是伦敦、佛罗伦萨。最后，大约四五年前来到了纽约。
“上个圣诞节我去看望父母。多年来是第一次。我父亲身体不太好。我开始想留下来，但是五月份我又回来了，”她迟疑地说道，“其实我只是因为约瑟夫才离开的。”
“你到底与约瑟夫是什么关系？难道你们是情侣吗？”
洛塔耸耸肩。“一段漫长的故事。下次再告诉你。”
快走到村子前头，我们回头眺望维尔纳。他远远落在后面，紧贴海水，缓步前行。他看见我们正在等他，才挥挥手，朝我们这边快步走来。
我们走入一家海鲜小餐馆。洛塔说，她是素食者，格雷厄姆却说，鱼她还是可以吃的。我们邀请了她，所有端上来的食物她都品尝了一番，但没喝葡萄酒。
洛塔沉默不语，我与格雷厄姆有时说起了母语。维尔纳没有说话，洛塔似乎也没受到打扰。她慢慢咀嚼，全神贯注，仿佛得唤起记忆中的每个动作。她发现我在观察她，朝我一笑，我移开目光，她才继续吃。
晚上，洛塔穿了一件玫瑰色睡衣，上面绣有泰迪熊。她金黄色的头发剪短了。她有三十来岁，却像个小孩。她仰面躺倒，被子拉至下巴处。我用手撑着脑袋，仔细打量她。
“你想一直待在纽约吗？”我问。
“不，”洛塔说，“我不喜欢这里的气候。”
“芬兰的气候也不比这里好。”我说。
“我在老家又感觉太冷了。我喜欢特立尼达。我在那儿有朋友。”
“你朋友真多。”
“是啊！”洛塔说。
“现在你又增添了几位瑞士朋友。”
“我想在特立尼达开一间小商店，”她说，“化妆品、胶卷、阿司匹林等等。从这里直接进口。那里没这些物品，要么太贵了。”
“特立尼达人说英语吗？”我问。
“我觉得说……我朋友说英语……那里的气候始终那么炎热。”
楼下驶过一辆汽车。汽车车灯的灯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来，移到天花板上，紧贴我们的床的上方忽然消失了。
“你非常自由啊。”我说道。然而洛塔已经睡着了。
我们约了格雷厄姆和维尔纳吃早饭。
“你们睡得好吗？”格雷厄姆冷笑道。
“我喜欢在床上听大海。”我说道。
“我累了。”洛塔说。
维尔纳默默地吃饭。
中午前开始下雨，我们走入地方博物馆。馆舍设在一个白色小仓库内。博物馆里介绍布洛克岛历史的内容并不多。从前一位名叫布洛克的荷兰人发现了这座小岛。随后大陆的移民来到这里。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
带我们参观博物馆的老人，向我们讲起岛屿前的礁石上无数搁浅的船只。过去这里的岛民，与其说靠渔业，不如说以海边搁浅的货物为生。
“他们借礁石上的伪火吸引船只。”导游说道，哈哈大笑。如今全岛依靠旅游业。夏季每艘渡轮满载游泳的客人。许多纽约富人在岛上购置了夏季度假屋，那些年在布洛克岛上拥有一幢房子是身份的象征，现如今许多富人则飞往加勒比地区。
“这里变得更安静了，”导游说，“我们无法抱怨。船只不再搁浅了，但仍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漂到岸边。”
洛塔问导游是不是渔民。
“我是房屋中介，”他说，“您无法想象，这里漂来的物品。”
他笑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之后，我们又去海滩边。洛塔开始捡贝壳。我们几个坐下抽烟。格雷厄姆用一只破碎的蟹钳在细沙里挖了一个洞，紧贴地表的沙子潮湿地黏在了一起。
“还有呢，”我说，“我说了什么？她非常和善。”
维尔纳沉默了。格雷厄姆笑道：“我们没有与她同睡一张床。”
“听听看：同睡一张床。说说看，你咋想的？”
“今天晚上轮到我了，”格雷厄姆讪笑道，“明天轮到维尔纳。但是这家伙不干这事。”
我说，他是一头蠢驴。维尔纳说：“闭嘴！”他起身，离开我们，往下走向海边。洛塔返回时双手捧满了贝壳。她坐在我们身旁的沙子上，摊开她的“猎物”，仔细用手指擦拭。格雷厄姆从洛塔大腿间的存货中拿起一只象拔蚌，观察了很久。
“大自然的造化鬼斧神工，”他说，然后笑了，“怎么会是这样呢？您根本无法想象，漂到这儿是什么玩意。”
中午的渡轮又送来几位旅客，他们很快四散开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村子很快恢复了宁静。我们坐在一家咖啡店的露台上吃饭。
“你现在怎么样啦？”我问道。
“我累了，”洛塔说，“我想躺上一个小时。”
格雷厄姆开始寻找一份报纸，维尔纳说，他去一下海边。我和洛塔踱着步返回了酒店。
我们房间的床收拾过了，窗户完全敞开。洛塔关好窗，放下百叶窗。她躺倒在床上。我在地板上席地而坐，靠在床边。
“可怜的小罗密欧在干什么？”洛塔问，“我非常想念它。”
“它会好的。”
“你还不躺下吗？”
“我不累。”
“我能一直酣睡。”洛塔说。
下午我们骑自行车，去小岛的南面参观帕拉丁坟墓。十六名荷兰人，在小岛旁著名的帕拉丁幸存下来，据说也葬在那儿。
“他们得以幸存，为什么还要葬在那里。”洛塔问。
“活埋。”格雷厄姆说。
维尔纳笑了。
“在十六世纪。”我说。
“而为什么要埋在一起呢？”洛塔问，“仅仅因为在同一艘船上待过吗？”
“也许是因为他们共同获救，”我说，“有关联。”
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块生锈的路牌，却没能找到坟墓。我们在草地上遇到了一位男子，他也不知道坟墓的位置。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此事。我们只好失望地打道回府。
“我反正不喜欢墓地。”洛塔说。
我迎风骑行，直到天色变暗，才回到酒店。我们喝了啤酒。洛塔打电话给她的女邻居，询问小猫的情况。
“一切正常。”她再次回来时说道。
“维尔纳下周将满三十岁了，”我对洛塔说，“我们想给他开一个生日聚会。”
“那么你是水瓶座，”她说，“约瑟夫也是水瓶座。”
维尔纳点点头。他说，他不想办生日聚会。
“谁是约瑟夫？”格雷厄姆问道，“约瑟夫和玛利亚？”
“约瑟夫与洛塔。”我说。
“一个朋友。”洛塔说。
“水瓶座。”格雷厄姆嘀咕道，翻着他的报纸。然后他读道：“您必须决定，从实际考虑出发。维持新关系您不应该感到痛苦。快乐时光即将来临。”
“这个星座不错。”洛塔说。
维尔纳笑了。一种罕见的、嘲讽的笑。我与格雷厄姆也笑了，但是洛塔只微微一笑，一只手搭在维尔纳的胳膊上。
“不错，”她说，“来，我们去散步。”
他们站起来，我们相约一小时后到前天晚上去过的海鲜饭店会面。维尔纳挺直了身子走路，像一个病人缓步前行。看上去他似乎不能活动。洛塔挽住他的胳膊，好像是牵住维尔纳往前走下海滩。
“还有什么，”我们沉默良久后，格雷厄姆问道，“她怎么啦？”
“你怎么看呢？”
“别装无辜。你为什么带上她呢？”
“她是个有点怪的女人，”我说，“你不觉得吗？”
格雷厄姆咧嘴道：“女人就是女人。”
“不，”我说，“我喜欢她。我喜欢与她在一起。”
“你怎么看，我们三人中谁最喜欢她？”格雷厄姆问。
“我相信，你是这里唯一迷恋她的人。”
“这样啊，我喜欢她疲倦的样子。她们躺在床上十分迷人。我熟悉这类人。”
“我亲爱的朋友，多想一想你的太太吧！”
“我在度假，你以为我到这来捡贝壳吗？”
“维尔纳会说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没说。他什么话都不说。我还没有见过他那么沉默寡言，像一条鱼那般不说话。”
我们喝干了各自的啤酒。格雷厄姆说，他得去打个电话，我坐在民宿门厅的一个沙发椅上，翻看一本《渔夫季刊》。
洛塔没来吃晚饭。维尔纳独自来到餐桌旁，向我们解释她累了。吃饭时他还是一声不吭，而他前几天的严肃不见了，有时候放下刀叉，独自静静地微笑。
“我们这是恋爱了吗？”格雷厄姆嘲讽地问道。
“没有。”维尔纳简短地回答，没有显得不友善。然后，他静静地吃饭。喝咖啡时提及他想明天去看看看小岛南部的石灰岩。
“那个地方多半位于帕拉丁坟墓附近，”我说，“又走一遍老路。”
格雷厄姆也没兴致第二次骑车横穿全岛。
“就为了看几块石灰岩。石灰岩在欧洲随处可见，英格兰、布列塔尼半岛、爱尔兰都有分布。”
但是维尔纳毫不动摇，只说了一声：“你们不想去。”
子夜时分维尔纳去睡觉。格雷厄姆和我坐了很久。我们确实喝多了，格雷厄姆告诉我，他妻子搬走了，如今住在她的英语教师家里。
“她还没有获得工作许可，”他说，“她想要一个孩子，但没有成功。她闷得慌。”
我对格雷厄姆产生了怜悯。这时才意识到，我不怎么喜欢他。我说，我累了，想上床睡觉。他点了两杯啤酒，但我起身离开了。
我走入房间，洛塔好像入睡了。她呼吸响亮，且不均匀。我脱掉衣服，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在她身旁躺下。我谛听着她的呼吸和大海的波涛声，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有人狠狠敲门，我才醒来，立刻发现洛塔不在室内，却没多往那方面想。临近中午，格雷厄姆站在房间外面。
“维尔纳走了。”他说。
“洛塔也跑了，”我说，“也许他们在吃早餐。”
“没有，”格雷厄姆说，“我到楼下查看过。”
我们在民宿吃早饭。
“也许他们去了海边，”我说，“或者去看石灰岩。”
“他们没有借自行车，”格雷厄姆说，“步行去石灰岩起码需要两小时。”
我俩都很生气。维尔纳和洛塔临近中午还没有回来，我们借了自行车，朝南面骑去。可是有两条路，如果洛塔和维尔纳步行，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两小时后，我们又回到民宿。
“他们返程时也许遇到什么情况。”格雷厄姆说。
前台的服务员招呼我们到她跟前。她说，我们现在得整理房间。我们外出时，那两个朋友已经走了。他们留了信息。她递给我们一张纸条，上面是洛塔的笔迹：我们不想造成麻烦，只想单独回家。她和维尔纳走了另一条路。
“你的芬兰女友不挑食，我并不奇怪，”格雷厄姆说，“而她跟维尔纳走了……”
“我难以想象他们为何离开，”我说，“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维尔纳赢了，”格雷厄姆说，“就这样简单。”
“她是自由人，”我说，“她能够跟她喜欢的人走。”
下一班去大陆的轮渡出发前，我们恰好有时间收拾行李。
轮船摆渡时狂风大作，异常寒冷。我们来到汽车旁，整个天空乌云密布。我们驱车出发没有过多久，便开始下雨。我们不太交谈。格雷厄姆生气了，车开得飞快。他说，他很快就会返回瑞士，美国让他受够了，他的妻子不管幸福或者恶心都必须同行，她的生计永远要依靠他的收入。
车子开到桥港附近，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内停车，我尝试联系维尔纳，然后联系洛塔。但维尔纳不在家，洛塔的电话只在放音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电话振铃后我大声喊道：“洛塔，你在家吗？洛塔！”
我想象着我的声音穿过空荡荡的房屋发出回响，我感觉自己真好笑，挂掉了电话。
我们驶过布朗克斯区，直接前往格雷厄姆住的皇后区。我随他走上楼。房子没有收拾，厨房满是弄脏的餐具。格雷厄姆在细听应答器的同时，我负责煮咖啡。录音带上可以听见激动的声音，但是水烧开时发出的蜂鸣声弄得我没有听见任何重要的信息。我走入起居室，格雷厄姆正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听筒紧贴耳朵。我斟好咖啡，格雷厄姆说了几遍“对，对”，然后表示感谢，挂掉了电话。
“维尔纳自杀了，”他说，“在我们星期五出发前，他写好了告别信。他的女房东，有公寓的钥匙，昨天从公寓内获悉他的情况。下雨了，她说，她想看看窗户有没有关好。”
他向我讲述了完整的和不紧要的故事，他好像害怕安静。
“诀别信放在餐桌上。女房东懂点德语，她来自匈牙利，明白了信里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她不知道我们在哪儿。她在电话机旁发现了我的号码，还给其他几个人打过电话。”
“但是洛塔，”我说，“她肯定没有……她也写道，我们不必担忧，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
格雷厄姆耸耸肩。
“你认为，他想……他想从岩石上跳下去吗？”我问，“我不相信，他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肯定也没有手枪。”格雷厄姆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起草一份失踪报告又太早了。”
他想送我进城，我却说，他应该守在电话机旁边。我没有兴趣说话，想独处一会儿。桌子上的两杯咖啡还没有人碰过。
地铁站几乎没有人。我不得不等了一刻钟，一辆地铁才开过来。地铁接近曼哈顿，车厢内乘客慢慢多起来。我比往常提前一站下车，最后一段路步行回家。没有下雨，但是道路一直湿滑。我在社区的超市里买了啤酒和一块三明治。
我打开房门时听见洛塔的声音。电话应答器仍在工作，录下了声音。我想拿起听筒，与她通电话，但我还是站住了，仔细倾听……
“家具属于约瑟夫，罗密欧……罗伯特，请照管罗密欧。它太小了，答应我，罗密欧不会出什么事。你也可以待在公寓里。你得与约瑟夫协商。告诉他，你给房产中介付了钱。”
一阵寂静。
“我相信，说好了，再见，别生我们的气。再见，格雷厄姆，再见罗伯特。”
她轻声说道：“你还想说什么？”
我听见维尔纳简短而明确的声音：“不想。”然后咔嚓一声，电话挂掉了。我想象洛塔朝维尔纳转过身，在公交车站旁或者餐厅的某个地方，维尔纳冲洛塔微笑，一块儿离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到，我错过了与她交谈的最后一次机会，起码我还能与他们告别。
我把磁带倒回来，细听了一遍。
“两条消息。”一个人工语音说道。然后是我的声音：“洛塔，你在家吗？洛塔！”听上去神经质，气呼呼的。咔嚓，两声，然后洛塔说道：“喂？有人在吗？喂，罗伯特，喂！”她叹息道，然后说，“好吧！你们已经上路了。那好，我在餐厅里给你们打电话。我们在……我们在哪儿？”我听到她的嘀咕声。
“我们在费城附近。我和维尔纳在一起。我们走了。维尔纳想……维尔纳在公寓留了一封信。但是他写的内容失效了。我们走了。他所有都安排妥当了。你们若发现这封信，会理解的。我这儿没有太多事情要办。罗伯特？如果你听到这些，请给约瑟夫打电话。他知道一切。他的电话号码你可以在电话旁边的目录上找到。我很快回一趟公寓，取一些东西。其他的我就不要了。家具属于约瑟夫……”
我关掉应答器，打电话给格雷厄姆。我们简单聊了聊。我拿起啤酒，罗密欧走入厨房。我在冰箱里发现了牛奶。包装上印有“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儿吗？”的问话，下面印着照片和一条失踪儿童的通缉令。
牛奶发酸，我倒掉了。在一只抽屉内我找到一盒猫粮。我打开电视机，躺在沙发上，喝起了啤酒。
几天过后我打电话给约瑟夫，请求见个面。我说，我是洛塔的朋友。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我们可以在范戴姆大街与哈德逊大街拐角他的餐厅里见面。
次日上午我去了那儿。饭店光线昏暗，没有客人。在房间后边的一张餐桌旁只坐着一位粗壮的小个子男人，正在读报。他前额秃顶，也许只有五十来岁。我走到桌旁，他站起来，向我伸出手。
“您肯定是罗伯特。很高兴认识你。我是约瑟夫。您从洛塔那儿给我带来了什么？”
他请我入座。绕到吧台后面，取了一杯咖啡。
“我是洛塔的租客。”我说。
他笑了。“牛奶和糖？——她这样做并不奇怪。”
“黑咖啡就好，”我说，“她与我一位朋友私奔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约瑟夫坐在我对面。“这幢房子属于我，”他说，“洛塔没有付房租。别那么看我。我没有结婚。”
“我们之间也没发生什么，”我说，“我们只是同住在一套公寓内。”
“我不觉得奇怪，”约瑟夫说，“洛塔是那些流浪寄生虫中的一员。在纽约聚集了大量这样的人。他们取他们所需，从来不予回报。”
“我一直希望像她那样生活，”我说，“我喜欢她，她招人喜爱。”
“当然了，您怎么看待我让她免费居住呢？”
我笑了，他也微微一笑。
“您要在公寓里待多久？”
“还剩三周。我支付了房租。我有收据。”
“甭担心，只要您愿意，您可以留下。”
“洛塔的物品如何处理？”我问，“她说，她不要这些玩意了。”
“您只需保留所有的物品，”他说，“她总有一天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