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的谈话）

1989年3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

在谈到中国的建设经验时，邓小平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1978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不过，邓小平坦承：“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

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一番，邓小平将此归功于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归功于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他说：“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

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看我们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比我们厉害，只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治理也不难。对到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他承认，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他说：“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艰苦奋斗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号召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艰苦奋斗的思想。1955年12月，毛泽东为《勤俭办社》一文写按语，提出了“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在这份按语中，毛泽东提出：“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第二年的11月，他又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邓小平第三次返回中央工作后，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背景下，他再次强调了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意义。1980年，他又在多个场合重申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包括：“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他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和任务时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

198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十年。这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这篇社论重新论述了艰苦奋斗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社论认为：“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社论说：“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对改革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

乌干达也是一个饱受强国欺凌的国家，从1981年到1986年，历经了长时间的内战。出生在乌干达南方省安科莱区基亚马特镇的穆塞韦尼就是在1981年2月创建人民抵抗军，后于1986年1月29日出任该国总统。当时摆在穆塞韦尼面前的国情是：贪污腐败、宗派主义色彩浓厚、社会秩序无法重整、政府公信力低下。

邓小平在会见穆塞韦尼时，将艰苦奋斗这一国内经济发展的经验分享给他。而在谈到国际问题时，邓小平表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

邓小平说：“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49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有的大国的议会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明天通过那样一个决议，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提出抗议。我们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仍然面临着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所以说，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

中国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纷纷独立，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当时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邓小平指出，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他对穆塞韦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基于对世界总体形势科学分析，邓小平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思想。这一思想也使得中国未来三十年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