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初始，邓小平就高度评价了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尼克松就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就想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他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他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做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包括主动建立了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互传口信的渠道。

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第二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这场以“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也在全球引起了轰动。1972年，尼克松在2月27日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正式建交，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被迫辞去了总统职务，也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大大推迟了。

1979年，当时尼克松已经从总统变成前总统，而卡特作为美国总统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一行。宾客中有两个人物是邓小平特别向卡特总统提出邀请的——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这是邓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见面。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他的任期内得以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对这位中美关系的“奠基者”，邓小平还特意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在1974年离开了白宫，这一次受邀也是他5年来第一次回到白宫。后来，美国前总统卡特也在他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谈道：“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惊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任领导人邓小平，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以前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尼克松在1989年访问中国，既不是总统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这是尼克松第6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

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如果说70年代尼克松访华解除了中美敌对时期的警报。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美关系再一次处于严峻的状态。这个时候，尼克松访华显得尤为特殊。他后来在回忆这一次的会见时说：“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在会谈中，尼克松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而邓小平也真诚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坦诚地告诉尼克松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邓小平指出中国当时的情况是稳定压倒一切，他表示：“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针对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大量假新闻，邓小平还提出批评：“‘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他表示：“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面对美国的“人权”攻势，邓小平的应答游刃有余。他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还着重地说：“这是我讲的真话。”

邓小平说：“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阐述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不要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后，邓小平强调，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他肯定地告诉尼克松：“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会谈最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时，邓小平表现出了足够的沉着和冷静。这也使得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中评价此次会谈说：“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他说：“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尼克松在后来评价邓小平时说：“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3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