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1990年7月11日，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会见中，邓小平就“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的话题与特鲁多进行了会谈。

这位20世纪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是非常有远见的。他在1968年4月出任加拿大总理时就曾表示，在对华关系上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他说，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他上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六次谈及新内阁的对华政策。这样的执着或许源于他1948年的中国之行。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当时才29岁的特鲁多正好在中国，身处上海的他看到了中国新政权的希望之光，但由于战争的原因没有能继续进行考察。后来通过努力，他于1962年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游历。在这两个月中，他对新中国又有了新的理解。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的所见所闻，跟他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对新中国的描述有很大的差异。从政后的特鲁多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于1970年10月13日冲破美国阻挠，推动中加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83年，邓小平在第一次会见特鲁多时就表达了中国采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他说，从60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70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在这次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1989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是没有资格的。邓小平说：“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维护国家主权上面，邓小平从来都是不妥协的。他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

邓小平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在这里指的干涉别国内政的就是超级大国——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将“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当时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美国认为以“人权外交”为核心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在美国抗衡苏联方面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已经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建立单极世界霸权体系的野心急剧膨胀，并先后在世界上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和“人权无国界”等新干涉主义的论调。

而对于人权问题，邓小平在1943年2月20日《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的讲话中就曾作了分析。他说，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1985年，邓小平再次谈到了人权问题：“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事实上，讲到人权问题，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中，连邓小平本人的人权也说不上。邓小平在1990年5月13日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就表达不满说：“为什么那时美国不谈人权问题；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和摆脱贫困，美国却提出人权问题，这是什么道理？无法理解。可见人权问题是个借口。请布什从中国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不能再让了，再让就乱了。中国不同于东欧；中国政治形势是稳定的。一个国家要动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乱起来。寻求较长期的稳定却需要花很多心血、很多时间，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

在这次与特鲁多的谈话中，邓小平特别谈到，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邓小平认为，“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曾表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而这次他与特鲁多的谈话，不仅再一次表达了维护中国主权，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将继续信守承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