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格鲁申科号

4月10日清晨，营地里充满了活力。托利亚和我没用多久就收拾好行李，绑到了黄色雪橇上。谢尔盖开雪地摩托沿海岸往北送我们去阿迪米，沿路上一会儿是泥巴，一会儿是冰碴，都是一样地黏糊。

接近镇子的边缘时，我们看到一辆巨大的运输车停在那儿；我们已经到了伐木营地的外围，私人车辆不能再往里走了。我爬进了停着的卡车后厢，托利亚和谢尔盖把行李一件一件递给我。我知道一周后会在捷尔涅伊再见到谢尔盖，所以只是简单握了握手，点了点头，就告别了。托利亚顺着梯子爬进卡车，拍了拍金属车顶，告诉司机都弄好了，然后我们就开进了阿迪米。谢尔盖站在糊满泥巴的雪地摩托和空雪橇旁，目送我们离开。

阿迪米很像19世纪美国西部拓荒边境的小镇，一条泥泞没到小腿的主路两旁，有些聚在一处的木建筑，都是用新砍的木材修建的。伐木公司的工人在草草搭建的木栈道上忙碌地穿行。卡车把我们带到码头，结束了几个月轮班的伐木工人扛着一袋袋行李，排队走过跳板，登上弗拉基米尔·格鲁申科号。

这艘船在我看来像是拖船和渡轮的混合体，它于1977年建造，1990年以后归伐木公司所有。船上有个小的前甲板，后面紧挨着神气的驾驶舱，还有大一些的后甲板，以及一个下层船舱，座位能容纳一百多名乘客，不过船上只坐了大概二十个伐木工人。座舱布置很像飞机的机舱，两个过道隔开一排排舒适的座椅。往后甲板的方向有个小食堂，有恒温开水箱，可以用来泡茶或速溶咖啡，还有几个带桌子和长凳的卡座。主舱的前角有台电视，放着一部讲述俄罗斯军营生活的低成本情景喜剧。我努力不去看电视剧，但还是大概知道了情节，是关于一群善良但笨拙的应征兵，老是把他们的上司——一个戴着高帽子的胖军官，搞得手忙脚乱。军官的口头禅是“ Yo-mayo！ ”，意思就是“哦，我的天！”，时不时就来这么一句，同时用手狠狠拍一下自己的额头。

大部分伐木工人都聚集在船舱前面靠近电视机的地方，所以我选了一个靠近后角的更安静的位置，用行李占了旁边的几个座位，以便之后可以躺下。在这条船上，十七个小时将会很漫长。然后我走回后甲板，托利亚正在那儿忙着拍摄追在船后飞行的灰背鸥、被船惊飞的海鸬鹚，还有一群群的长尾鸭，在我们经过时荡起的海浪上浮动。

就像在阿格祖一样，周围的人对托利亚和我极为感兴趣。阿迪米是个偏僻的聚落，所有人都互相认识。突然他们中间出现了两个陌生人，好像从天而降一样：一个是矮个子，橄榄色肤色，见什么拍什么；另一个是高个子，留着胡子，显然是个外国人。要打发十七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伐木工人们既好奇又无聊，整个航程中，总有人来问我们是什么人，去萨马尔加干什么。

开船后大概五个小时，托利亚和我去食堂打热水冲茶包，吃我们从萨马尔加带来的零食，半条没切开的面包，还有散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的香肠。旁边桌子有两个男人在也在吃零食，一位是削瘦的伐木工人，另一位身形巨大。我们刚一坐下，他们就移到我们的卡座一起坐。

大块头自我介绍说他叫米哈伊尔：“那啥，你俩是干吗的？”

我们和这两个人开心地聊了起来，和他们讲了我们为什么去萨马尔加河，也了解到他们在伐木公司的职务。米哈伊尔是操作伐木机的，他的蓝灰色法兰绒衬衫领口敞得很低，稍稍露出胸前野人般浓密的毛发。他说自己看见斯韦特拉亚村附近的森林被皆伐砍光，不由感到恐惧。俄罗斯人更习惯于择伐，只砍一部分树木，但20世纪90年代初与韩国现代公司合资的企业在斯韦特拉亚附近进行了野蛮的砍伐，只留下光秃秃的山丘。现代公司还曾盯上过比金河流域，那里和萨马尔加河一样，也是乌德盖人的大本营，但由于当地居民的抗议，他们没能采走木材。很快，现代公司和俄罗斯合伙人开始互相指责对方腐败，在斯韦特拉亚的合作项目破裂了。

“我们肯定能找点伏特加来。”米哈伊尔大笑着说，但随后一名船员走过来，说船长想和我们聊聊。我欣然逃脱了被卷进伏特加漩涡的命运。前甲板上，船长热情洋溢地讲起他在滨海边疆区的海岸度过的时光，介绍轮船缓缓经过的山川河谷的名字，它们就在我们西边一公里的距离，中间隔着平静的日本海。他谈到曾经散布海岸的渔村，但五十年前鲱鱼消减后，这些渔村凋萎殆尽。他指着一个村子说，那地方名叫康恩茨。

“那儿还剩一台拖拉机，”他伤感地继续说，“就剩这点儿东西了，一块生锈的废铁，丢在桦树和白杨林子里，那儿以前都是农田。”

我们靠近了斯韦特拉亚，就是米哈伊尔之前提到的沿海伐木小镇。船放慢了速度，靠近岸边。村庄坐落在斯韦特拉亚河的北岸，南边对面是一道突出的黑色悬崖，像一把乌黑的利刃刺入日本海。陡峭的岩石上高耸着一座灯塔，在夕阳的映衬中俯瞰着下方码头的残骸。码头肯定是被场可怕的风暴损毁了，海浪在它勉强支撑的废墟中荡漾，无力地冲刷着悬崖下的岩石。我很庆幸眼下的海况很平静。在这里，海难大概时有发生。由于码头没法正常运转，弗拉基米尔·格鲁申科号等着一艘小船从村子方向驶来，送来十多个斯韦特拉亚的伐木工人，也是去普拉斯通。我和船长待在一处看着他们登船。船继续向南开之后，我回到了下舱。天快黑了，我想睡一会儿。

现在船上大概有三十个伐木工人，约七十个空位。我回来时发现位子被一个喝醉的伐木工人给占了，他人事不省，瘫在我留下占座位的外套上。我大概试了试，没能叫醒他，只好放弃了角落的座位。我被迫移到离电视近些的位置，但泡沫耳塞完全挡不住电视的声音，配着屏幕上夸张滑稽的画面，恼怒的排长居然还在重复口头禅：“哦，我的天！”开船差不多九个小时了，我无法入睡，四处游荡，尽可能远远地绕开食堂。我不知道食堂里的人在干吗，但高声的喧哗提醒我还是不知道为好。我在后甲板遇到了托利亚。时至午夜，只有我们两人，四下漆黑，海风冰冷。我说这船上肯定是有军营情景喜剧的全集，直到现在还在播放。

“你没看出来？”他低声说，“从头到尾都是那一集。自从我们上船，一直在循环播放一小时长的同一集电视剧。要么你说我干吗出来待在这儿？”

哦，我的天，真是这么回事儿。

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黎明时分醒来，看到了普拉斯通北面熟悉的海角。船驶入海湾，我们下船了。捷尔涅伊的熟人热尼亚·吉日科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正在等我们，他斜靠在一辆白色路虎的驾驶座里，一边抽烟一边听电音舞曲。

萨马尔加的考察结束了。我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离开捷尔涅伊其实还不到两周。十三天的时间像坐过山车一样，净在应对河冰和各种怪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后勤而不是找渔鸮。但这个头开得不错，在俄罗斯远东搞野外研究，本来就是研究人员与当地居民和雨雪风霜的不断磨合。接下来的一周左右，团队会短暂休整。托利亚和我一起到捷尔涅伊，等着谢尔盖从萨马尔加南归。然后谢尔盖和我即将开始五年计划中探索阶段的第二步——在捷尔涅伊县的谢列布良卡河、克马、阿姆古以及马克西莫夫卡河流域寻找能捕捉的渔鸮。下一段考察为期六周，将为我们之后的渔鸮遥测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