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日本侵华影响着红军战略的调整
就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红军的反“围剿”激烈进行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乘机加紧其侵略中国的步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逐渐控制了东北三省，随后把侵略中国的矛头由东北伸向华北，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蚕食华北。1933年3月，热河沦陷；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大开。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如1931年年底的宁都起义、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带领根据地军民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得知事变消息，立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9月22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
《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32年4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区各地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红军，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苏联，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澈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声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于1933—1934年间接连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和《中国人民对日停战基本纲领》，宣示党的抗日思想，初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宣传所谓“红军捣乱后方”、“中国无力抗日”。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部分红军突出重围、寻找与日军直接作战的机会。193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指出：“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澈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在阵地战使红军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之后，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的后方，实行外线作战，既可以打击敌人、扩大影响，又可以壮大红军、开辟新的苏区。这既是对付国民党“围剿”新战略的方法，也是为摆脱困境、开设新局、实现抗日的思路。事实上，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行动已经给了中共中央很多启发；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向湖南转移，就直接体现出中共中央的战略思路的变化。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最终撤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形式上统一了，蒋介石得以着手解决红军问题，连续的“围剿”即显示出其坚决态度，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战略战术也在更新变化，而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背景下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也体现出国民党的墨守成规。在共产国际扶持下，王明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持续时间长、危害大，加重了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危机与经济财政危机。虽然身处逆境，但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依然把中日民族矛盾作为自己制定方针政策的考量因素，并逐渐赢得国内外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在1928年10月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曾列举了5个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有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生存和发展条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红军原地固守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既然中央红军在苏区内已经无法打退敌人的进攻，实行战略转移就势在必行了。中共中央实行战略大转移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决策；中央红军的长征也是与时俱进、勇往直前的行动。
当然，在分析中央红军长征背景的时候，我们还要充分注意到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红军也处在人民军队初创阶段，经历曲折甚至付出牺牲在所难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奠定了领导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