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同酬
1951年,申纪兰接替李顺达的母亲郭玉芝成为西沟村妇女主任后不久,西沟村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李顺达任社长,申纪兰则与马玉兴、方聚生一同担任副社长。妇女在村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还是头一回,这亦可视为申纪兰政治生命的开始。
这一年,申纪兰22岁。20世纪50年代,还有多件于她、于西沟有影响的大事发生,如1950年,申纪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如1951年,晋东南地委试办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如195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起爱国主义增产竞赛活动》,西沟从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走向了全国。这些都为申纪兰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写上述文章的老记者马明,曾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等职,是最早报道西沟的老记者之一,曾常驻西沟,与李顺达、申纪兰结下深厚的友谊。
当时,李顺达的互助组带头响应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号召,马明认为这肯定是一条好新闻,竟在除夕夜去了西沟。
大年初一,李顺达陪着马明挨门逐户地到老贫农、老党员家拜年、慰问孤寡老人,参加村民举行的团拜同乐会,以此欢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春节。晚上,李顺达就在家里召开互助组会议,讨论制订全年的增产计划。马明及时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号召开展爱国生产运动的精神告诉大家。李顺达听后十分高兴,他立即把制订全年增产计划和响应开展爱国生产运动的号召联系在一起。在制订农作物丰产计划时,他们不仅提出要因地制宜地改善生产条件、改进技术,而且特别新增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重要内容,并且决定率先向全国农村发起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
马明将西沟的倡议发到新华总社后,时任国内部农村编辑组组长的穆青立即和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联系,又特别播发了农业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消息,号召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互助组奋起响应。
没想到,一个月内,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寄来的响应信和“应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平顺县西沟村。据新华社综合新闻报道,全国共有1681位劳动模范和1938个互助组响应了李顺达互助组的倡议。这些劳动模范大多数是曾出席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他们除响应李顺达互助组的倡议外,还向本省、本市和本县的互助组与农民发起同样的倡议。于是,全国农村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51年,马明连续报道了李顺达互助组的历史、经验和他倡议后的进展情况,先后采写了《李顺达互助组介绍》《李顺达互助组春耕播种记》《李顺达互助组的主要经验》《平顺县怎样推广李顺达互助组的先进经验》《李顺达互助组在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中得到巩固提高》《李顺达互助组向山西省农民建议开展捐献“爱国丰产号”和“新中国农民号”飞机的活动》。
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向李顺达互助组颁发了爱国丰产奖状,向李顺达颁发了爱国丰产奖章。《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向金星奖章获得者学习》。
1951年5月,平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琳第一次来到西沟。15日,李琳以平顺二区西沟村互助组全体组员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西沟互助组的情况。《人民日报》于6月11日刊发了此信。1953年1月,申纪兰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顺达和组织委员宋金山。每一件事但凡展开写,都是大文章。
年轻的申纪兰,作为副社长兼妇女主任,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初级社不同于互助组,各种生产资料全集中在社里统一调用,劳动分工更专一、更细化,特别是土地集中之后,生产范围和劳动强度都比过去大了许多,因此,合作社的劳动力便显得明显不足。
但是,要让千百年来围着锅台、炕台、碾台(俗称“三台”)转的女人,与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参加生产劳动的困难很大。西沟虽然是老解放区,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的观念仍根深蒂固。
怎么办?首先,申纪兰得身先士卒。这一点,她当然做得好,是一等一的热血女青年,从不甘居男人之下。采访中,多位西沟人说:“纪兰她最肯出力气,说担粪就担粪,说打坝就打坝,男人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在我早先对她的采访中,她无不戏谑地说:“我出了院,就不是个好妇女啦?”
之后,她耐心细致地做妇女们的思想工作——劳动才有地位。
申纪兰走村串户,一个一个地劝说姑娘们、媳妇们走出家门。
申纪兰说:“过去说‘黑咕隆咚万丈深,妇女就在最底层,想着妇女就不行’。男人挣10分,妇女只能挣5分,很不公道,有的连5分都挣不上,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并不是人与人的矛盾,是封建思想看不起妇女。”
马俊召便是申纪兰第一个劝说成功的妇女。老奶奶马俊召对第一次下地记忆犹新:“当时,我搂着 把在怀里,横竖不敢扛,很害怕别人看见后笑话。可我还是颠着小脚,跟着纪兰下了地,到地里跟男人们一块儿干活。”
村里有一个叫李二妞的,是全村最胆小的女人。李二妞在家里没有一点主见,别人问她什么,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偷偷瞟丈夫,看丈夫的脸色说话。
有人说:“纪兰,啥时候你能让李二妞改变了,那才是你的真本事。”
这一激,让申纪兰三番四次地跑到李二妞家。申纪兰对李二妞说:“咱农业社的好多妇女都下地了,你也得去。”
李二妞说:“哎呀,我可不行,我脚小,手又慢。”
申纪兰一边拿马俊召她们的例子鼓励她,一边又去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
终于有一天,李二妞拿起农具到地里了。这一幕,在妇女中最有说服力。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西沟妇女都跟申纪兰、马俊召走出了自家的小院,走到了田间地头。
“都是翻了身的妇女。”申纪兰能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归到“翻身妇女求解放”这一个大前提上,非常了不得。
这年夏秋之交,社里为发展畜牧业买回100多只羊,一时没找到羊工,有人就出主意让申纪兰领着妇女们放羊。申纪兰和一个名叫张雪花的妇女商量:“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吗?放!”一开始,她们还有些担心。后来,她们发现,羊群里有一只领头羊,只要把这只领头羊弄好了,其余的羊便会跟着走。“带好领头羊,羊多不愁放。”申纪兰不光善于在劳动中发现窍门,还很善于总结经验,常常一两句话就能把工作中的经验传达给大家。
在申纪兰之前,西沟人还没听说过有女人和“牙子”打交道的。前些年,电视上好像报道过河北有这样一位女经纪人,不过和申纪兰比起来,晚了好几十年。由于社里的牲畜不够用,又调不出合适的人去牲口市场买,社里就决定让申纪兰去办这个差。中国传统的牲口交易规矩是不喊价,捏指头。买牲口的人相中哪头牲口了,便由“牙子”出面做中间人,帮助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其形式是,“牙子”将自己衣襟下摆掀起,与买卖双方捏价格。几次下来,价格敲定。卖方不能问买方真正出了多少钱,买方也不能问卖方最后得了多少钱,中间的差价便是“牙子”的佣金。起先,申纪兰不懂这个规矩,当“牙子”掀起衣襟要和她捏指头时,申纪兰急了:“我不和你们捏指头,你明说吧,咱们该多少是多少。”在平顺的牲口交易市场上,申纪兰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不捏指头、明码喊价的买卖人。
后来,社里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搞集体猪场,计划做到户均一头猪。猪场由申纪兰负责,一开始,她还这样到龙镇的集市上买小猪崽。
不过,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妇女不愿参加农业劳动的主要原因,是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分配不公。同样是往地里担粪,男人挣10分,而妇女只能挣5分,虽然劳动强度一样,担到地里的粪也一样,但妇女挣的分就是比不过男劳力。事实上,妇女们虽然参加了农业劳动,但只有少数参加主要劳动,多数妇女只是在农忙时节掰掰玉茭或者做些杂活儿。在互助组时,妇女们做了多少活儿从没人计算过,习惯是两个女工顶一个男工。妇女在劳动方面得不到同等的机会和待遇,在家庭和社会中自然也就不如男人。
合作社让申纪兰发动妇女参加主要劳动,但她工作之初就遭到了男社员的轻视和抵触:“看透你们了,起不了多大作用。”另一边,许多妇女认为参加主要劳动要有技术,而自己没有技术,吃不开。申纪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想:“要是社里能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又能帮助妇女学习技术,那就好办了。”可她向社里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后,立即遭到了男社员的反对:“妇女们劳动得怎样都不知道,就要同工同酬?”她鼓起勇气,提出建议:派三名妇女到县里接受技术培训,同时派两名技术好的男社员帮助妇女提高技术。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于是,申纪兰和另外两名妇女被派到县里接受培训。
西沟的妇女发动起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锄麦。全社19个妇女下地,三天时间锄完35亩,让“看透”了妇女们的男人感慨道:“妇女们怎么就是看不透呢?”但干了“大事”的妇女们,每天所得的还是“老5分”,于是大家都不愿意下地了。申纪兰又向社里提出给女社员加工分,男社员说:“刚领你们学完技术就来要工分,我们劳动了几十年,也不过10分呀。”申纪兰又去找党支部,一位委员说:“你们再做出些成绩来,男社员这种思想就能扭转。”申纪兰又去动员妇女,几个妇女又跟着她下地了。就是这几个妇女,在整个春耕劳动中,让男社员进一步看到了她们身上惊人的力量。比如,张雪花跟着马玉兴耙地,最后和“老师傅”换了位置:“老师傅”马玉兴在前头牵牲口,张雪花在后面蹬起了耙——这个农活儿不光技术难度大,还得有一身的好体力。又如,谷苗长高后,妇女们就和男人搞间苗比赛。这活儿男人们不行,干不了多大一会儿便腰酸背疼,结果自然是妇女们胜出。还有许多,如前面提到的放羊,和男人们比赛出猪圈(清理猪圈)、掏茅粪、打坝垒堰、填沟“造平原”等,以纪兰为首的妇女样样都不落男人之后。
申纪兰说:“我们都去地里担粪,男人一块地,妇女一块地,原来在一起的时候妇女挣不上10分,后来就分开了。男人干完了,我们这一块地也干完了。男人就说女的行了,可不能给人家少记了,得按照公道给人家。”
西沟村原村支书王根考说:“比方说拔苗、锄地,妇女比有些男人还做得多,所以她们也就能挣到跟男人一样的工分,就这样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
1952年秋,西沟农业合作社评出21位劳动模范,妇女们占了9位,真正顶起了半边天。经过合作社的认真讨论,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男女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申纪兰等三人被认定为一个工10分,有的被认定为7分。男人们在服气之余,还特意编了一段顺口溜:
西沟妇女真是行,
赛过宋朝穆桂英。
事事不离场场到,
每次战斗打得赢。
有评论称,申纪兰多次为姐妹们争取同工同酬的这条路,虽说走得很不容易,但终究迎来了劳动妇女改天换地的新局面。那时,人们还并不知道这个为妇女同胞谋取利益的自发行为将会怎样改变万千妇女的命运。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胜利以后,西沟村的女性是个什么样,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对此,申纪兰也多次进行了回答:
“女的可积极了,以前上地还得让我动员,后来男女平等了,大家是争先恐后。男同志也知道了,不是光男人的问题,妇女们参加了劳动,对家庭也有影响。增加了收入,不用男人养活女人,女人自己还能办很多事。实际上解决了一个封建思想的问题,也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合理的报酬,才能真正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
妇女都愿意干活了,打的粮食多,挣的工分高,男人的日子也好过了。
“以前,今天用得着你才叫你,用不着就不叫了。后来,就定成正常规划了。不叫也不行,我们有劳动能力,要合理地劳动。”
再一个是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变。“以前,家里头粮食不够吃,女人喝个汤就行,男人总得吃上点干饭。就是玉茭添上糠,男人也得多吃点。后来我们在家,就是平等看待了,干一样的活儿,就得吃一样的饭。”
西沟村的巨大变化,有申纪兰和姐妹们做出的巨大贡献。
1952年初冬,长治地委召开座谈会,旨在总结交流并推广10个农业社办社经验。申纪兰作为李顺达金星农业社的副社长,是特邀代表,也是座谈会上唯一的女社长。她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她怎样发动西沟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怎样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到会来采访的《人民日报》女记者蓝邨当即采访了她,并于1953年1月25日,以申纪兰的名言“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为题(其副题为“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发表了5000字的长篇通讯。4月22日,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又发表了马明撰写的题为“农业战线上的女劳模申纪兰”的文章,翔实地介绍了申纪兰冲破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种种困难,在全国率先争取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并为之付出艰辛的历程。同日,新华社还为此播发了通稿。
男女同工同酬被国家写进宪法,成为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申纪兰动员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实践,为新中国的农村集体劳动管理探索出一个最初的分配模式,为我们国家制定按劳分配政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申纪兰也成为名扬四海的巾帼女英雄:来自祖国各地的向申纪兰学习、致敬的信函像羽片一样飞抵西沟,罗马尼亚共和国全国妇女委员也向申纪兰寄来了贺信。
男女同工同酬的评分方式在广大农村推行以后,一直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方告结束。它是挑战男权社会大获成功的坚实范本。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说:
申纪兰同志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互助合作化时期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是当时少有的女副社长。她在西沟党支部的支持下,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劳动,在所有农活儿上与男同志展开竞赛,带领西沟妇女进行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实践。她与西沟妇女用亲身实践证明,妇女的劳动能力和劳动业绩不亚于男同志,在劳动中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丰富了妇女的人生经历,为妇女的自身解放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
申纪兰同志在西沟发起的男女同工同酬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了我们国家动员全体劳动者进行国家建设的大背景,适应了我们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迈进做出了贡献。
如今,男女同工同酬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妇女在各行各业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