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晚，八点，

巴赫音乐会，管风琴演奏。

——摘自Ratzeburg教堂海报

一

坐在家里想着德国，那里就好像是充满了哲学和音乐，人们像吃饭一样听着音乐，像呼吸一样吞吐着高深的思想。于是，便抱了许多关于音乐和哲学的问题，等着到了那里，马路上拉住一个人便可得到解答似的，很有信心。到了那里，住过几日之后，竟发现那里最最充满的似乎是汽车和狗，汽车如静静的湍急的河流，从早到晚地不息；各色各种，可爱或不甚可爱的狗则像城市真正的主人那样安详地踱步。咖啡馆里喝着咖啡，啤酒棚里喝着啤酒，酒吧里喝酒，面包铺里买面包。人们步履匆匆，神色郑重，绝不像有意地隐瞒着什么奥秘。几天下来，甚至连一场音乐会也没有争取到，不由得泄了气。

在汉堡逛大街，走进了一个磁带和唱片的商店，便向那年轻的伙计打听，现在德国的依然活着的、最受欢迎的音乐家，我特别地再三地说，不是流行音乐，而是交响乐。伙计沉思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说他想不起来有谁。我便启发他道，最近有没有什么活着的音乐家的比较轰动的音乐会，我又强调，是交响乐。他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我也感到了困难，又说道，比如卡拉扬，有没有指挥过比较年轻的音乐家的作品，他十分干脆地回答说：“没有，卡拉扬是十分保守的，他绝不会去指挥一个比较年轻的音乐家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因为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再与他追究。他却又犹豫着，在磁带架上找寻了一会儿，然后拣出一盘磁带递给我，说：“这一个当代的音乐家，大家还喜欢。”我一看，却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支室内乐，我只得退还给了他。也许他不忍使我太失望，跑去找了他的两个朋友，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就向我介绍了一位音乐家，名叫Hans Werner Henze。一个月后，我在海德堡一位艺术系大学生处，才略略了解了他的情况：一九二七年出生于科隆，重要作品有一九七九年创作的《六场次的故事》(A story in six scenes)。大学生还介绍了一位他认为是重要的音乐家，一九二七年生于慕尼黑的Wilhelm Killmayer。年轻的伙计很抱歉他只能告诉我这一个名字，却没有他的作品的磁带，因为，他说，因为这些交响乐作品的磁带很难卖出去，所以就出得很少。我真心真意地向他道了谢，感谢他为我耽误了很长的时间。而在这同时，一位同行的伙伴早已顺利地打听到了当今德国最红的流行歌手，并以相当昂贵的价格买了一盘磁带，那歌手的名字是——Udo Lindenberg。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明白他是多么的流行。

在汉堡的四天里，本来计划有一场音乐会，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母鸡变成鸭，到时候竟变成了一场马戏。那马戏团演出的情景是十分的凄惨，上万人的大帐篷内，只寥寥坐了几十人。帐篷内散发着浓郁的马粪味，演到中场，便下起雨来。帐篷偏偏又漏，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地上立即积起一片片水洼。演员与动物都显得又肮脏又疲惫，且又都苍老。小丑们例行公事矫揉造作无甚可乐地逗着乐子，反叫人有些伤感。那小小的丑角不知是个侏儒还是个旷课的孩子；那小马也不知是马驹子还是改造的怪种，又小又矮且还肥胖，噔噔地跑着圆场。一只熊永远在陶醉地蹭着痒痒，叫人看得浑身难受。这天又是出奇的寒冷，休息时分，马戏团老板便请我们去他大篷车里取暖，才知这是一个有二百年历史的马戏团，欧洲唯一的拥有北极熊表演的马戏团。从大篷车跑回帐篷，雨是不下了，地却泥泞得要命，散发着极强烈的肥料的气味。抖抖索索跑回座位，场子中间正跑着七八匹憔悴的骆驼。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想到了我曾工作并生活过整整六年的那一个文工团，虽然远隔重洋，却实在是一种共同的生涯。

到了西柏林，才看到一场歌剧《波希米亚人》。早几天便十分地兴奋了，西柏林歌剧院是十分著名，《波希米亚人》且又是名剧，唱片里录音里早已听得烂熟，能看到欧洲的又是西柏林的歌剧团演出，好比是教徒们读到了真经。因此，那看歌剧之前的一整个白天，就像是为这一个晚上所做的准备。下午，我们去了一个类似阶级教育的展览会，又去了一个土耳其艺术家的工作室，然后便吃晚饭。吃饭总是一个漫长的无聊的过程，点菜，点酒，上菜，上甜点，每一道程序都不可简化，每一道程序之间且又都有长长的幕间。我们的德国朋友米歇尔斯不断地看表，流露出焦急的神色，终于结束了晚餐，立即上了汽车，米歇尔斯不断地加挡，又不断地煞车，车水马龙，每到路口都是红灯，进了剧场，已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却还要寄存大衣，一切交割完毕，跑进场子。就在我们跑进场子，门在身后最后关上的那一秒钟，灯光迅速地暗了下来，最终暗成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又渐渐地亮了起来，然后，就好像有人下了一道口令一样，观众们一起整齐划一、不轻不重地鼓起掌来。而我们一伙人惶惶然地站在那里，发现这侧的席间没有一个空位，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一下，我们便可以迅速地落座，因为我们是跑错了门，我们的座位是在那一侧。可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谴责地看着我们。人们穿着整齐的夜礼服，男士一律打领带，正襟危坐。当第一幕结束之后，我们才终于弄清楚我们是走错了门，再跑出来向那一端的入口跑去时，却因动作慢了一拍，被关在了门外。一整个第二幕我是坐在休息厅里度过的，剧院的隔音又是那么好，连小号的声音都传不出来，却能听见阵阵的礼貌的掌声，好像是在教育我们，应该怎样听歌剧。休息了，人们迈着好像是经过设计的步伐步出剧场，来到休息厅，三三两两地微笑着站着。那是在德国最最败兴的一个晚上，那坐在休息厅里的一幕，使这一整部歌剧都受了打击。坐到自己的座位之后，已对那歌剧生出了成见。那一首首已经唱过了上百年的著名的唱段，好像处理得过于的精当，反失去了情感。我闷闷不乐地坐着，心中没有一点激情，那憧憬已久的大歌剧这样贴近地在眼前演出，彻底的是一桩别人家的事情，激不起一点动荡。人们在每一首著名的唱段之后整齐划一地鼓掌，掌声总是那么恰恰好一起响起，又恰恰好一起停止，事先经过了上百年的排练似的。我愤愤地想，这里其实是没有音乐的，有的只是一种被音乐象征着的生活与身份，那音乐只是象征而已。音乐实际上已成了音乐厅、歌剧院的一个典故罢了。这一个夜晚，我气鼓鼓的，偏执狂似的发誓：再不听音乐了，心里这才气平了一些。

第二日晚上，是在一个马戏团的帐篷里举行一位埃及还是阿根廷的女歌星苏桑的音乐会。因去东柏林误了时间，便没去。去的伙伴们却兴奋不已，直到次日凌晨还兴致勃勃的，说是非常的了不得，群情激奋，那苏桑只须略一抬臂，便是雷鸣般的掌声。演到中途，还不断有人翻过围篱进来喝彩，警察也奈何不得。这时后悔也没有用了，总之觉得自己是十分的倒霉，便渐渐地将那音乐的好奇心揠下了。

后来，就到了慕尼黑。

二

一到慕尼黑，便得知所有的音乐团体都在为六月十二日的音乐节做准备而加紧排练，没有演出。于是便死了这条心，专心去玩别的了。慕尼黑好像是一座文艺复兴的大型展览会，巴伐利亚则风光宜人，即便下雨也是那样的明媚，洛可可风的修道院精致旖旎的装饰风格，墓地鲜花的凄婉与美丽，Walchen湖畔的小店且是古风淳淳，那一位南方作家Friedrich Hitzer又是情深款款。那一日，我们玩得很满意，在一家乡村饭馆晚餐后，又在乡间小路上散步了许久，千辛万苦地捉了许多蜗牛，最终为了保护生态平衡统统放了生。雨后傍晚的芳草地，清新的一展无际，矗立着童话般小小的红房子。天色垂暮的时候，我们才上了车，回慕尼黑去了。

汽车驶过一个小城，远远就看见有五彩的灯光，过山车在灯光里奇异地穿行，乐声合着叫声，十分地热闹。那位作家告诉我们，这里是在过一个节日，是不是有兴趣下去玩一会儿。一半人下了车，另一半人留在了车上，并嘱我们快点回来。随了作家往前走了几百米，进了一个很大的游乐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到处是饮料棚、面包棚，游戏车上下左右地飞转，一时间眼花缭乱。这个节日是叫做“人民节”，庆祝狩猎协会成立六百七十五周年，每一年的这时候举行庆祝，整整的十天狂欢，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可巧让我们碰上了。最后一天总是最高潮的一天，总是要通宵达旦地跳舞和唱歌，再加喝啤酒。我们由着作家的带领，进了一个巨大的啤酒棚，起码有一万个人围坐在粗糙结实的长条木桌边喝着一公升一杯的波涛滚滚的啤酒，啤酒棚的前方有一个小小的简陋的舞台，有一支管乐队在演奏巴伐利亚的民间乐曲。演奏员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意气风发地将铜管与木管吹得震天的响。我们沿了长桌长凳走到前边，找了一张空桌坐了下来。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一群来自中国的不速之客，友好地微笑。管乐队热烈欢快地奏着，高潮处，大家便随了节奏拍手，跺脚，尖厉地唿哨，大声地叫嚷。我们的作家朋友离开了我们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一个消息：乐队希望能有一位中国的作家指挥一支曲子。团长立即决定了人选，大家都没有异议，这确是一个极合适的人选，只是不知他本人意见如何，而他上厕所去了。于是便等他。乐手们在休息，将乐器横在膝上，喝着大杯的啤酒。我从来没有敢去想过：指挥一支乐队。仅仅是坐在最后一把大提琴的位置上拉着简略的根音，已足够使我欢天喜地。那一个简单的音符一旦汇入了宏大的乐声，便立即地有了活泼的生命，那一整个宏大的乐声里有着自己的一小份音响，是如何地使人骄傲。好像水流骄傲地汇入大海，好像骄傲地乘胜地行军，而我从来没有企望过指挥一支乐队。而我却不知为什么心跳得很厉害，激动地羡慕那一位上厕所去的伙伴，当他迟迟不归的时候，我竟想到：如果我说我要去……而我想也不敢去想。指挥一支乐队，这事情于我是太重大了，重大得绝不能由我一个人来决定。虽然，我至少可以去争取，而我不敢。我很焦急地等待，等待着这一切尽早结束。算起来，从那一日，在蚌埠的小小的剧场的浅浅的乐池里，在歌剧《骄杨》的尾声的合唱里，我奏完了我的最后一个根音，将那把破烂不堪的大提琴放好在琴箱里，那琴箱极像是一具棺材，然后我提起早已打好的行李，走出了剧场的破门，至今已有整整的九年。这九年里，我只在音乐厅里，坐得远远的，望着那台上的乐队。我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看见乐队，听见乐队乱七八糟的调音声，我会心痛一下。这已不仅是对音乐的情感，我对音乐并无资格谈什么情感，这也不仅是怀旧的心情。反正，忽然地有一天，我看见乐队，我的心会缓缓地痛一下。我受不了在录音机里听音乐，受不了在唱片里听音乐，受不了文人墨客在文章里写音乐，这会使我害羞到了肉麻的程度。我只有站在乐队面前，无论这乐队多么残破，我才可忍受音乐，我不知是什么东西在作祟。要命的是，那一位伙伴还没有从厕所出来。那作家似有些等不及了，他与米歇尔斯商量，似乎朝我瞥了一眼，我的心又跳了起来，我竟还是不死心，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去，如果我去了，就像是抢了伙伴的角色似的。这一个机会是太重要了，我不可随随便便地，轻而易举地得到。台上的乐队还在休息着等待，我生怕他们会等不及而放弃我们，我们可万万不能叫他们等不及了。我忽然地想，我将要如何如何地后悔啊！我将要长久长久地后悔，我觉得我的后悔将成为我的宿命，可是，我真的不敢企望，去指挥一支乐队。就在现在，当我想把这一切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在写一个杜撰的故事，这一个杜撰的故事是那么难以表达，我辞不达意，表达得颠三倒四，乱七八糟。我望着台上休息着安详地喝着啤酒的乐队，心里庆幸着自己早早脱离了乐队，而不像我的倒运的丈夫，我的倒运的同事们，苦苦地、无望地、挣扎地、支离破碎地奏着破碎的乐曲。那简直是一个陷阱，它耗尽了人们最最美好的年龄和希望，最终一无所得，却害得人得了单相思一样地念念不忘。可是，我将要非常非常地后悔了，而如果，如果我举手说——我忽然觉得我与我的好运仅只有一步之遥，仅只有一个字之遥，可是我不敢，我真的不敢举手，这于我实在是事关重大，必须有人帮帮我。那位上厕所的伙伴终于回来了，他竟拒绝了这一个机会，我觉着他是将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事情忽然变得十分的简单，团长对我说：“你去吧，安忆。”然后又说：“金弢，你陪她去。”金弢是我们团的翻译。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不知怎么就挤出了横七竖八的条凳之间，一条长凳夹痛了我的膝盖，我竟不觉得，神奇地从那夹缝里脱了出来。我们走在了过道上，向台前走去，我回过头，对着金弢说：

“我是为我丈夫去的。”我想着，他是多么多么地渴望指挥一支好好的乐队。他的乐队总是缺这少那，他不得不用钢琴甚至扬琴代替竖琴，他不得不让小号降低八度，他不得不舍弃小提琴的七联音、大贝司的四联音、长号的三联音，他四处奔走着去找一个双簧管，他做梦都在做着一支明亮的短笛，而他现在连那一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很会“操蛋”的乐队也失去了，他这半生都在做着一支不操蛋的乐队的狂想。而我是多么幸运。

我忽然伤感起来，我想起我们在音乐学院门前徘徊着等待考试的开始，我想起我们一遍又一遍去看通过初试的名单，我想起我们在复试发榜之后再也不去走那音乐学院幽静的林荫道，我甚至想起了他的准考证的号码。我是多么的幸运。这是一次幸运的邂逅。

啤酒棚里喧声震天，也许金弢什么也没听见，他回答我说：“很好。”

走向乐队的路是那么漫长，我觉得整个啤酒棚里的喧嚣都是为我的，是为我的这一个时刻，为我的这一个幸运的邂逅。我们走上了小小的简陋的舞台，金弢向大家介绍了我，掌声平地而起，夹杂着锐利的唿哨和尖叫。我朝大家深深地鞠躬，我非常非常地感激，感激这些不相识的人们给了我一个幸运的邂逅的机会。

兼任领奏的单簧管在我脑袋上扣了一顶巴伐利亚的帽子，帽顶上有一支高高地翘着的羽毛，这是后来从同伴为我拍的照片中得知的，当时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拿到了一支指挥棒，然后，我便举起了手，我竟来得及想到：我再不会后悔了。乐队奏起了，乐队竟奏起了。铜管金灿灿地放射着光芒，木管的钮键星星一样明亮地闪烁。乐声是那样快乐地雄壮着，活泼地庄严着。那是一支节奏简单规整的民间乐曲。巴伐利亚的乐手是那样英俊，吹奏的姿势好像英雄吹奏号角。我分辨不清有多少人、多少件乐器，我只觉着我被金光灿灿地包围了。我竟指挥了一支乐队，那乐声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一时上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那声音是无比的美好。我看见作家朋友在台下对我拍手，我还看见领奏放下单簧管对我拍手，然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在我身后，人们在狂欢，啤酒的雪白的泡沫溅得到处都是，唿哨声与尖叫声此起彼落，而我在指挥一支乐队。这简直是一个妄想。至今回想，我依然觉着那是一个妄想。而我的成千上万个妄想之中的一个，竟实现了一次。仅这一次实现，便使我有了理由而一径地妄想下去。

啤酒棚外是灯火通明的游乐场，游乐场外是美丽的巴伐利亚田原，忽然之间，在我面前的几排演奏员们朝着我站立起来，再接着，左边的站立起来，右边的也站立起来。全体，全体的乐队队员们全朝着我站了起来，他们站起来好像是在向我表示亲切的安慰。我从那么远的中国跑到这里，过了这么多天，似乎就为了这一刻里，一支乐队全体起立，温柔地安慰我。我非常非常想哭而我竟没有哭。那乐声是那样温柔地庄严着，快乐地雄壮着，金属的音质忽然成为一个可见的活物，闪闪发光，闪闪发光。

在狂欢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汽车上了归途，美丽的深黑的树影从窗前掠过，我想着那位作家告别时，拥抱了我说：“你是我们巴伐利亚最好的指挥。”而我觉得我是巴伐利亚最快乐的客人。我什么也不再想地看着那漆黑的树影从窗前掠过，渐渐迎来了慕尼黑璀璨的灯光，我很快乐。

三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听了许多音乐会。有一次，我们代表团去德、荷、比利时的三国之角，然后在亚琛（Aachen）午饭，饭后从爱佛尔山间走车，沿途歇了几次脚，傍晚时，却看见公路下有大片大片的露营地。米歇尔斯猜想是赛车，便停车带我们去看几眼热闹。不料却是一个摇滚音乐会，大家决定过去看一看再上路。我们走下公路，公路下是一片辽阔的黄土地，地上的或许早上还很茂盛的青草已踩进了泥里，到处抛着可乐的铁听和三明治的纸盒。我们走了很久还没有走近那音乐会场，只听得见高音喇叭里很喧闹的电流声，还有电子乐器的混混沌沌的铿锵声。地是高低不平，布满了垃圾，我们正向前茫茫然地走，却被一个年轻人拦住，他对我们说，他可以带我们进去，只须每人交他十个马克，而那票价是三十马克一张。我们自然有些不信任，他便陪我们去问票房，回答是四十五马克一张。这简直是太便宜的事了，便宜得我们又开始生疑，大家商议了一会儿，便同意让他做这笔生意，只是要先进去了再付钱，他很爽气地答应了，就领着我们往前走，一路和我们闲聊，说他是从伦敦来的，等等。到了检票口，检票员自然要看我们的票，而我们没有，他与那检票员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又点了点他胸前的一个证章。居然就放了行。走过检票的铁栏，前边是更加辽阔的黄土地，布满着更多的可乐铁听和纸杯，地是坑坑洼洼，就像是一个工地。喇叭里吵得厉害，却看不见舞台。那伦敦人将我们放在一片肮脏的荒地上，算清了钱，找给我们一个英镑代替马克，就“拜拜”地走了，我们便失去了引领地再继续向前。前边人山人海，地上铺了塑料布或是什么也不铺地坐着人和躺着人，更多的人站着，伸长脖子朝前边望。很远很远几乎隔了有一公里路程的前边，果真有一具玩具似的舞台，舞台两侧是比舞台大一倍的巨型高音喇叭，喇叭里传出震天动地的电子乐声，那舞台上活动着如豆似的一位歌星，正是当下最红的Udo Lindenberg。豆大的歌星疯狂地歌唱着，在他脚下，是一片挥舞的手臂。远远望去，就像是白色的波涛。听众们陶醉地扭着舞步，不知怎么没有一个干净的，浑身沾满了泥土。这时，天又下起小雨，人们将塑料布顶在头上，更加热情地扭着舞步。人群中，有一些穿了绿色制服的警察，据说，中间有一些新纳粹分子在捣乱，不断引起骚乱。Udo Lindenberg先是摔掉了吉他，然后脱下西装，远远地甩了出去，再将话筒抛来抛去地唱着和平与裁军。孩子们几乎要疯狂了，他们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泥水，污秽不堪，疯狂了一阵再极安乐地席地而坐，喝啤酒，吃三明治，很得意的样子。他们将在这里度过一整个夜晚。说真的，我不认为他们听清了歌手们在唱什么，歌手们在唱什么已是无关紧要，十二万年轻的孩子们，这时候只须一点点鼓动，便可大大地狂热起来。他们似乎是将他们所有积蓄着的精力与疲劳，所有积蓄着的快乐与烦恼，所有积蓄着的如可乐听那样的为清洁的德国爸爸妈妈所不齿的垃圾与秽物，都带到这里来，只须有一点点的引动，便可痛痛快快地淋漓尽致地发泄。雨下得有点大，一队孩子像接龙一样顶着长长一条透明的雨布，从挤挤的人群中卖弄地穿过。Udo Lindenberg唱道：苏联红军打进了柏林，而柏林在喝着啤酒可乐狂欢。这歌手有着无穷的精力，有效地煽动着孩子们的热情。他的歌声从喇叭里传出，盖满在十二万孩子的头顶。远远可望见公路上的疾驶的汽车，甲壳虫一般地来来去去。我们终于离开了那里，走上公路，找到了汽车。汽车停在一片无边的露营地上姹紫嫣红的帐篷中间，很传统的样子，喇叭里狂热的歌声与电子乐声一直跟随了很久。

后来我去了维斯巴登，正逢维斯巴登的城市节，满街搭起了饮食棚和摇滚乐歌台，从各地请来的流行歌手们唱着美国歌曲。有的歌台前很热烈，歌手未上场灯还暗着就已挤满了听众，有的则很冷清，歌手绵绵不绝地唱，却始终听众寥寥。我看了维斯巴登歌剧团演出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袁小平天真地穿着黑色长裙，兴奋而又庄严地与我一起走进优雅的音乐厅，那熟悉的序曲奏起的时候，令人感到销魂般的快乐。我们又爬上海德堡王宫对岸的山顶，在露天广场听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然后，我去了吕贝克，在吕贝克附近的Ratzeburg的教堂，看见一张朴素的海报，当晚要用真正的大风琴演奏巴赫的作品，在教堂里用大风琴演奏巴赫的作品，显然是努力还原巴赫的本来面目。我们一致决定晚上再来，可到了晚上，一坐进热腾腾的酒吧，我们又一致将它忘了。后来，我又一次到了汉堡，认识了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在汉堡音乐学院学习，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半生不熟的牛排，他告诉我他跟了G.Ligeti学习，这是一位真正的活着的大师，连卡拉扬也不得不正视他，他的作品《气氛》在国内也听说过的。他和我谈了他学习音乐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心得，我很喜欢他那文雅而又细腻的气质，除了学习音乐，我想不出他还更合适做什么。接着，我又免费听了一场音乐学院学生演出的交响音乐会，一位三年级或者四年级的男孩风度洒脱却略略有些匆忙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罗可可”大提琴协奏曲。听众大多是学生的家长和朋友，台上台下做着亲切的小动作，掌声总是非常地热烈。这时节，汉堡正举行一个游园或者博览似的活动，是全联邦的艺术家自发地组织起来，还动员了外国的一些艺术家，题目为“月亮，月亮”。每一个艺术家设计一件作品，所有的作品都分布在辽阔的草坪上，这将是我以后的另一个故事，我的旅德的故事就是这样纵横交错，为了合理地结构它们，我费了许多脑筋。在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提前地要叙述一件作品，那作品是一幕小小的音乐会，在一具脏兮兮的帐篷里演出。一个音乐家拉着小提琴，指挥着两个先生的屁股放屁，他竟拉着贝多芬的第五。那两具逼真的屁股一迭声地对那命运的敲门做出下流的回应。那艺术家处心积虑地搜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响屁，创作了一首音乐。那帐篷搭在一片草坪上，由于下雨和人脚的践踏，草坪已没了青草，只有恶臭的稀泥，这位创作者似乎立志将世间所有美丽庄严的信念斩尽杀绝，不留给人们一点攀附与支持，虚无成了一个理想，他又似乎是被自己心中的恶吓坏了，压抑得苦闷，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地胡闹一通，就像一个亡命之徒；抑或，他仅只是想和贝多芬开个亲狎的玩笑，而这玩笑对贝多芬却很不合适。第五交响曲里著名的段落，为那把提琴拉锯一般吱嘎着，伴着奇异的屁响。帐篷里挤满了人，以那北德人不应有的轻佻“咯咯”地嬉笑着。北德人向来严肃的面孔突然地轻笑起来，显得有些邪恶。

这天晚上，我们去听了一场“POPS”。我查找了我的许多辞典，竟都没有找到一个与我所见到的这一场“POPS”相接近的注解，最后在一本美国魏伯司特的《新世界字典》上找到了一个Pop Concert的条目，这个条目注解的内容是与我所经验的那场“POPS”相符了，那便是“以部分古典音乐与轻音乐为主的音乐会”(Chiefly of semiclassical and light classical music)。说明书的最后一页上，有一幅广告漫画，描绘着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星期二，在波士顿举行的我猜想是第一演出季的“POPS”的盛况。指挥与乐队都穿了礼服，结着领带，听众们也穿着庄重的礼服，场面却很狂热。这大约就是“POPS”的起源了。音乐会在汉堡的音乐厅举行，绅士女士们装束齐整，仪态雍容，乐队和指挥也穿得十分规矩。主持音乐会的却是两位十分花哨的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他们浑身骨头如散了架似的放松，手擎话筒，将电线随随便便地在严肃的舞台上扯来扯去，曲间不时与台上台下打趣，活跃着气氛。温文尔雅的听众只坐了大半个场子，发出很有身份的笑声，音乐厅里终有些寥落。演奏的曲目均是古典的名作，格什温的，比才的，哈巴图良的，却是重新地以轻音乐方式配器和演奏，一切全变得轻松而通俗易懂，具有挑逗性。渐渐地，乐队队员们首先地按捺不住，在台上摇头摆尾起来，像一伙街头艺术家，接着，台下的先生女士便也有些晃动。厅里只坐了六成座，六成座的先生太太们彬彬有礼地微笑着，正襟危坐，就好像是一些没落阶级的遗老遗少，努力地保持着最后的镇静。可是，台上竟跺起脚来，用弓杆敲打着，年轻的乐队队员的脸上露出了放纵的笑容，指挥便也有些胡来。台下的遗老遗少们再也无法矜持，齐声跺起脚或拍起手来，高贵优雅的音乐厅里顿时一片市民们的欢腾。六成座的鼓掌声与跺脚声在华美雕花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穹顶下发出有些寥落的回声，先生太太们再也作不得假地轻松下来，竟都有些失态。他们好像忽然地齐心协力地在做一件事，那便是将音乐最后地从音乐厅里赶出去，携裹着他们自己，一起，统统地滚出去。

我不知我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它们在音乐厅里那领带革履，甚至头发上还撒了古老的白粉的样子，固然令我感到虚伪又作恶，但如果它们真的被逐了出去，又该去哪里，哪里又是它们最应该的去处？海德堡的山顶露天广场的约会？狩猎纪念日的啤酒棚里的邂逅？城市节的街道，伴着炸春卷的油锅？那公路边的空地？马戏团的篷帐？或者干脆让它们回到教堂里，回到管风琴里，再重新出发，那么又会不会重蹈覆辙，白绕了一圈？

那交响乐充满了爵士的性感的激动，我心里奇怪地充斥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觉得，这大概是最后的音乐会了。

这是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们从音乐厅出来，已经放晴的天又阴了，天地书店的梁先生又带了我去一位上海同乡家。她原是上海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专业，现在在汉堡一家琴行工作。她的先生是一位搞哲学的德国人，我们在一起谈了一些提琴制作上的事情，在一家酒馆喝了啤酒，直到凌晨一时半才分手。雨又下得很大。

回来之后，所有关于音乐的问题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却平地生出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那便是，音乐究竟是什么？

音乐究竟是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