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克罗士先生的对话
夜晚很迷人，于是我决定什么事也不做……（说得好听一点，就算我陷入遐想吧）将来，人们会以动人而夸张的口吻说，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为未来开辟了道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样的时刻里，我心里确实不存在什么奢望，只不过有些“善良的愿望”而已。
我沉思遐想……构思乐曲吗？完成一些作品吗？这些问号都出于一种稚气的虚荣心，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久久萦绕脑际的念头，因为这一切都掩饰不住想超人一等的愚蠢怪癖。想超人一等从来费不了很大的努力，除非既想超过别人又妄想超过自己……那不过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炼金术而已，并且还得把自己可怜的个性也付之一炬，作为牺牲品……这是难以经受的，并且什么也炼不出来。再说，要想得到一致的公认，就意味着要花一段相当可观的时间在不断的表白和不倦的宣传上面，才可以获得厕身名流的权利，而人们谈起这些大人物的名字，只不过是为了那了无生气的讨论艺术的谈话重新活跃起来……我不想坚持这些看法，免得使人扫兴。
夜晚依然迷人，可是别人也看得出来，我并不孤芳自赏……我有些迷惘，满脑子都是些令人讨厌的想法。
正是这时候，门铃响了起来，于是我结识了克罗士先生。他来到这儿，是出于一些合乎情理或不合情理的小事，细节丝毫不会增加该故事的趣味，就恕不赘说了。
克罗士先生有干瘪的小脑袋和显然惯于进行形而上学讨论的手势。想一想赛马骑手托姆·兰和梯亥尔先生那样的脑袋，就能想象出他的容貌。他那样子好似一把新的餐刀。他说话声音很低，从来不放声大笑，只偶尔为了强调他说的话才默然一笑。他笑起来，鼻子眼睛皱成一团，犹如一池静水被人家投进了一块石子。笑容久不消失，令人难以忍受。
他对于音乐的别致见解，很快便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谈起一首管弦乐作品来好像谈起一幅绘画一样，几乎从来不用术语，可是用词却不平常。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板，犹如陈旧的古铜钱的声音。我记得他把贝多芬的管弦乐作品和瓦格纳的管弦乐作品作对比。他认为，贝多芬的管弦乐是一种黑白格调，形成一种由浅到深的、典雅的灰色系列，而瓦格纳的管弦乐则像均匀摊开的五彩油泥，在其中，他对我说，再也分辨不出哪是提琴的声音，哪是长号的声音。由于他露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笑容来，特别是当他谈起音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询问他的职业。他回答说：“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他答话的声调，拒任何批评于千里之外，而且他用一种平板而气愤的腔调继续说道：“你注意到音乐会场子里听众的敌对情绪了吗？你观察过那些情绪厌倦、无动于衷甚至蠢头蠢脑的面孔了吗？他们是永远也不会懂得享受通过交响乐冲突表现出来的纯悲剧的。这种交响乐的冲突可以使人登上音响大厦的顶峰，享受到一种尽善之美。先生，这些人看上去总像多少有些修养的宾客。他们耐心地忍受着烦人的差事。他们没有中途退场，是为了人家在散场时看到他们。否则，他们为什么会来呢？承认吧，有点儿叫人永远讨厌音乐哪……”我申明曾经目睹过一些非常值得推崇的热情场面，甚至还亲身参加了进去。于是，他回答说：“你是大错特错了。你表现得如此热情，那是你私下在想，有一天人家对你也报以同样的热情！要知道，美的真正感受，除了静默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效果……举个例子来说吧！当你每天看到太阳落山的灿烂景色时，你曾想到过鼓掌吗？你会向我承认，这倒是比你所有心爱的音乐作品还要有点儿出人意料的引申，是吗？还有……你感到自己太渺小，你不能把自己的灵魂融入其中。然而，在一件所谓的艺术品面前，你的劲儿就上来了，你有一套惯用的行话，可以谈起来滔滔不绝。”如果我一口同意他的看法，会使我们的谈话内容枯竭，所以我不敢告诉他，我跟他的意见是相当接近的。我宁可问他是否搞音乐创作。他蓦然抬起头来说道：“先生，我是个不喜欢专搞一门的人。我觉得，专搞一门也就是缩小人的天地，就好像以前拉着木马转轴的老马一样，在著名的《洛林进行曲》
的乐声中死去！”然而我什么音乐都见识过，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骄傲感：有把握不会产生任何惊奇……听两个小节，我就知道一首交响曲或一首任何其他乐曲的调号了。
“您瞧！虽说人们在某些伟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不断创新的‘顽强的苛求’，但其他许多人就不是这样。这些人顽固地重复着他们曾经获得过成功的东西，所以我对他们的技巧就不感兴趣。有人把他们当作大师看待！当心，这只不过是一种摆脱他们的客气的方式而已，或者是为诸多的类似做法寻找托词的客气的方式而已。总之，我想忘记音乐，因为它妨碍我去听我所不熟悉的音乐，或者‘明天’将会熟悉的音乐……为什么要热衷于人们已经知道得滚瓜烂熟的东西呢？”
我跟他谈起当代音乐家中最著名的人物，他比先前更加咄咄逼人……
“您有夸大事实的倾向。这些事，比如在巴赫那个时代，也许是合乎情理的。您跟我谈起保尔·杜卡先生的奏鸣曲。他大概是您的朋友吧？甚至是音乐批评家吧？这些都是你们互相吹捧的原因。可是别人对他的赞美已经超过了你。皮埃尔·拉罗
先生在《时代报》的专栏里为这首奏鸣曲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称赞这首奏鸣曲的同时，把舒曼和肖邦写的奏鸣曲贬了一通。诚然，神经质的肖邦没有写作奏鸣曲所需要的耐性，他写的还不如说是非常接近于完成的‘草稿’。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说，他开创了处理这一音乐形式的富有个性的方式，且不说他为此所创造的悦耳动听的音乐性了。他是个才思敏捷、主意很多的人。他经常改变想法，从不要求别人百分之百地接受他的想法。而对我们的某些大师来说，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百分之百地接受是最为显赫的光荣。
“自然啰，皮埃尔·拉罗先生在谈到你的朋友杜卡的奏鸣曲时，没有忘记召回贝多芬的伟大阴魂。我要是杜卡，就会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恭维！因为贝多芬为钢琴写的奏鸣曲是很蹩脚的。说得准确一些，尤其是晚期的奏鸣曲，简直就是管弦乐作品的改编曲。经常缺少第三手，这只手贝多芬肯定是听得到的，至少我希望如此。最好不要去打搅舒曼和肖邦。他们是真正写钢琴作品的人。如果皮埃尔·拉罗先生认为这不算什么的话，至少，他可以感激他们为杜卡……还有一些其他人所达到的尽善尽美开辟了道路。”
克罗士先生在讲最后这几句话时，其态度之冷静是什么也动摇不了的。这意味着，要听就听，不听就拉倒。我太感兴趣了。在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决定让他继续讲下去。他在长久的沉默中，似乎只关心他的雪茄的烟雾。他好奇地凝视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好像观察着青烟变化出来的奇奇怪怪的形状……也许是在酝酿着大胆的理论体系……他沉默不语，我感到很尴尬，而且有点儿畏惧感……他继续说道：“音乐把分散的力量聚成一个整体……人们将其做成一首纯理性的歌曲！我比较喜欢埃及牧童用笛子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音符。他跟风景合作，而且懂得那些你们的作曲法所不了解的和声……音乐家们只听巧手写的音乐，而从来不听大自然所包含的音乐。观看日出，比起听田园交响曲来，更有裨益。你们的艺术几乎叫人听不懂，要了有什么用？难道你们不该去掉艺术中复杂而累赘的部分吗？那些复杂而累赘的部分，就其技巧而言，跟保险箱上的安全锁相似……你们停滞不前，因为你们只知道音乐，而且遵循的是一些粗俗的、不为人知的作曲规则……人家用华丽的辞藻来赞美你们，而你们只不过是些刁滑的家伙！介乎猴子和仆役之间的货色。”
我大胆地告诉他，人们曾经试图摆脱陈腐的传统，有人在诗歌里，有人在绘画上（我好不容易加进了几个音乐家），而结果只是被人家作为象征主义者或印象主义者看待。象征主义者抑或印象主义者，是用来贬抑同行的最方便的词儿……克罗士先生不动声色，继续说道：“这样看待他们的，都是些记者、行内的人。这是毫不足道的。萌芽中的美妙思想，在蠢人看来，总是有些可笑之处的……请相信，在这些被人讥笑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羊群身上，寄托有可靠的美好的期望——那些羊群乖乖地向着命中注定的屠宰场走去。
“要保持鹤立鸡群……白璧无瑕……周围的热情会糟蹋一个艺术家，因为我十分担心，艺术家因此只能成为一个周围环境的传声筒。
“应该在自由里，而不该在一种只对弱者有用的、陈腐的哲学条文里去寻找金科玉律。任何人的劝告也不要听，除非是风的劝告。风从我们身边拂过，并向我们讲述现实世界的故事。”
这时候克罗士先生说的话似乎明朗了，因为我觉得我理解了他，听到他的言谈，就犹如听到一种闻所未闻的音乐。他那雄辩的口才，我不能恰当地传达出来。也许这……
“一个人几百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他的秘密突然被人家破解了，您还知道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吗？……做这样一种人……那他所获得的荣誉才是唯一有价值的。”
天色已明。看得出来，克罗士先生疲倦了。他起身离去。我把他一直送到房门口。他没有想到和我握手告别，我也没有想到谢谢他。久久地，我听着他那渐渐远去的、一级一级走下楼梯的脚步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哪！
附记：音乐学院的交响音乐社最近本来有机会任命安德烈·梅萨杰
先生为交响乐队的指挥。自然，交响音乐社失去了机会……为弱智者开办的音乐歌舞厅的常客们可以继续打瞌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