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现代化原点的传统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和唯物史观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从一方面看，社会形态所展示的是唯物史观的存在方式及其具体形式，属于某个节点上的唯物史观，其空间上的存在和时间上的存在是对应的，也是对称的，互为补充、相互转化。从另一方面看，将各种社会形态具体存在形式按其时间轨迹连接起来，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所要表达的历史发展规律。从横截面不同国别来看，则是各国分别处在不同历史进阶当中，它们在同一个时空中展现出唯物史观进程的长廊画卷，如同社会形态的博物馆，这些形形色色、参差不齐的社会形态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同时还意味着将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位列其中，被当作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加以讨论。至于马克思晚年涉及有关东方社会的道路问题，仍是在探讨社会形态。可见有关社会形态问题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这些内容都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形态学的研究视野。

（一）社会形态和社会形态学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说到“形态”二字，最容易让人联想到水分子。在自然界中，水分子的固、液、汽三形态最典型，非常分明，在地球上极为稳定，因而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如人类有关零摄氏度和一百摄氏度的标准都是根据水分子三形态变化的临界值定的标准。

就物理形态而言，水分子在不同条件下呈现的三形态，其分子结构却是同一的（同质性特征）。超导材料的发现，进一步展示了形态学研究的无穷魅力——物质以某种无阻尼的形态出现，不正是整个牛顿体系当中最理想的状态吗？社会形态与物理形态不同之处的特征在于，社会形态不是同质的，社会形态变化呈现单向的不可逆性，不同于自然界分子形态变化的可逆性，社会形态内在的社会结构是变化的，它所依存的条件是历史的、发展的，而不像物理形态那样仍然保持内在的同一性。

社会形态的变化单向不可逆过程，与物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只要给予不同条件，不同形态之间可逆可反。社会形态虽说也会陷入某种历史周期率而难以自拔，但大抵说来，一旦跳出来，便难以回头——不管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哪种形态，一旦其原有的社会根基被铲除之后，很难回到起初状态，而不像物理世界那样只要改变条件仍能回到原点：正常气压下超过零度冰会融化；超过一百度水会汽化，反向操作同样成立，从蒸汽到液态水再到固态冰。物理形态反向操作的那些属性并不为社会形态所拥有，人类文明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不断积累熵能的过程。

社会形态变化不仅表现在外在形式上，还体现在内在的社会结构上，内外两方面具有一致性，既可从外在的社会形态判断内在的社会结构，也可从内在的社会结构分析外在的社会形态。有什么样的内在结构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什么样的外在形态就能反映出什么样的内在结构。当然，就形式和内容比较而言，内在结构乃是外在形态变化的依据，社会形态研究离不开结构分析，对社会形态的科学判断应以社会结构为依据。显然，结构分析已成为社会形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社会形态必然会涉及其结构，由内而外，才不至于为形式主义的标签所困，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

社会形态具有历史性、递进性。它具有两个不同指向，分别指向过去和未来。社会依据不同历史条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从过去到未来的社会形态依次分别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和主要所有制形式为依据，抓住了社会发展根本特征。这就是著名的“五形态”说，经过苏联教科书的宣传之后，已经家喻户晓。

相应地，不同的历史条件主要体现在生产力上，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生产手段和劳动工具，因此大致上又可分作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子时代、人工智能或信息时代等，它们同样成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和把握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它对于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如今但凡涉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行为决策，不管是哪门哪派，或多或少都会运用物质利益、阶级斗争、集团统治、经济基础等观念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无所不在，总能看到它的影子。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图谱所展示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从生产方式的一个侧面看是生产力，即社会财富的创造、积累过程，从另一方面看则是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所以，谈生产力就是从一个侧面谈生产关系，同样，谈生产关系是从另一个侧面谈生产力，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罢了。生产力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脱离了生产关系来解剖生产力，就像考古学对待一具干尸，毫无生气可言，显然不能成为活生生的生产力，而生产关系也是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是在已有社会财富积累基础上的，甚至可以说，生产关系本身就蕴含着生产力。只要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其他物质条件都不是限制因素，这个道理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中已经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眼前最鲜活的事例。同理，以色列人面对沙漠这样恶劣的土生态环境，却能成为现代农业的典范，先进的滴灌技术克服了不利于农业发展的限制条件。反面事例也同样能够说明相同道理，一些躺着都能出油的“石油国家”却不得安生，国内不是苦乐不均，就是折腾得够呛。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附着在经济基础之上为其服务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设施）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国家机器。这就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范畴联结起来了，由此形成社会结构的基本骨架（体系）。正是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讲生产力所起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等等。

（二）“三形态”中的传统社会形态

马克思除了著名的五形态之说 ，还有三形态之说。后者起始于《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炼阶段之后，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臻于成熟。

具体来说，三形态之说最早见于《德法年鉴》，它以人的解放为主线，分别是“前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三个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有“人的本质未异化的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人的本质真正占有的社会”三个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用“共同体”来指社会形态，分别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对三形态有了相对完整的表述，即“人的依赖的最初社会形态、物的依赖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态”。《资本论》第1卷分别是“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三个阶段。

现在普遍认同的“三形态”之说，最为接近于《手稿》“货币章”的以下论述：

人的依赖关系 （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旧版译作“形态”，新版则改为“形式”，这反倒让学界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无论三形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管“形态”和“形式”有何区别，只要把握其根本特征，那就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三个面向，分别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即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现在何处？

需要知道从哪里来，要去哪儿，这显然是面向现代化的理论，不是面向过去的理论。“现在”既可以指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也可以指任何时代的“当下”，未来就是要超越过去和现在。

如果“过去”指的是资本主义史前阶段，那么，重头戏就在于研究如何从封建制中产生资本主义胚芽而不至于胎死腹中。事实上，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封建制的腹中产生过，而是在封建制的边缘产生，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中国宋、明两代历史都从反面证明一个道理，即便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于这段资本主义前史，或称史前史、前史也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贯穿马克思研究的始终。早在1842年10月写下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就已经触及此类问题，中年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及后来《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章”更是重笔浓彩，晚年《历史学笔记》更不用说了，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史前社会形态的研究中，连《资本论》后续几卷都顾不上整理。

为什么史前史显得如此重要？它不但指向（过去）中世纪及其末期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还触及（现在）沙皇俄国保留下来的作为其经济基础的历史活化石——村社制度要不要改变，如何改变，即社会转型问题。

对此，亚历山大二世曾厚颜无耻地宣称，“俄国的一切都是为保护弱者而存在”，而其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更是大言不惭地说，“农民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是国家的支柱”。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把农民同村社分开，俄国就会从内部撕裂，大量破产农民就会像溃坝一般被推入失业洪流之中；但是不分开，什么问题都耗着久拖不决，迟早也是会爆炸的。而且从国际国内的形势看，长时间也是耗不起的。这就是症结所在。

史前史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相对静止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如果中世纪也类似于同种的生产方式，那它就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个实践问题，从而成为高度理论化的命题，跟社会形态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

对包括俄国在内的集权专制社会分析，跟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答查苏利奇信中所提出的东方问题等都应作如是观，这是由于社会发育早晚不同而出现的同类问题，而不是由于地理条件所导致的两类（异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