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君书》对传统社会形态的建构

中国传统社会无疑是最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谈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论及中国传统社会，就跟郑人买履一样可笑——对墙上挂的画像顶礼膜拜，对眼前站着的大活人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马克思心目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中国、印度和俄国为底色，他在1853年对印度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这些基本特征的完整表述，堪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源头，但是要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性，首指中国传统社会。

（一）商鞅变法的内核是什么

谈中国传统社会，时常会有这样一种困顿和错乱，即两千多年来源远流长的超稳定社会形态究竟该如何认识，为何会掉进历史周期率的陷阱难以自拔呢？

这恰恰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特点。中世纪长达一千年，最终被西方人打上“黑暗时代”的标签，中国的封建时代比中世纪的两倍时间还长，社会结构超级稳定。

要论这种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得从商鞅变法谈起。我们常讲“千年只讲秦政制”“药方只翻古时丹”，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王夫之曰“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黄宗羲言“君为天下之大害”，毛泽东有诗云“百代皆行秦政制”，皆指向两千多年前的秦制，秦制的底版是商鞅变法，即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改造秦国计划。

商鞅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并且做到立竿见影，在秦魏之争中逆转胜出，迅速收复河西，一代功成，从此天下无人敢欺。其功业远不至此，两千多年来如影长伴。

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两条，一是“利出一孔”，垄断一切资源和利益，卡住所有人的生路；二是“军功爵位制”，网开一面给予唯一生路，这根救命稻草就成了所有人利益和荣誉的依靠。一旦匹配了大棒和胡萝卜，有了这两手，便无人不受其驱使；而一旦推行这套规则机制，旧秩序便将荡然无存，旧制度根基被蚕食一空。它类似无情的末位淘汰制或抢椅子游戏——只留少数几把椅子任人争夺，几轮之后只留下一个最后的胜利者，其余全部淘汰。这是抄底绝杀的权术，而在争抢过程中人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没有什么书比《商君书》更纯粹地道出了最富侵略性的强国用兵的政制了。秦制所宗蓝本是观点犀利透彻的《商君书》，而非吕不韦门客杂糅百家所编的《吕氏春秋》。

（二）“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

其实，“利出一孔”的发明权不在商鞅，而是传承了之前三百年管仲的治国之道。管仲（公元前723—公元前645）是春秋时齐桓公的大管家，他把国家当公司来经营，迅速从濒海的不毛之地崛起为富强国家，甚至超过强晋，升格为春秋五霸之首。譬如，齐桓公九合诸侯，那得要多大面子才做得到，没有相当实力所有诸侯能认吗？

齐国靠海，土地盐碱，不适宜农牧业，但有“渔盐之利”。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管仲采取“官山海”政策，整顿市场秩序，实行全国统一管理，颁发许可证，国家委托加工，转瞬间由穷国就变成富国。总之，经济权力过度集中，把国家当作公司来经营，垄断一切资源和交易。丈量土地收缴农业税、垄断矿产资源，打击贩卖私盐，对此历代王朝都不手软，任何没有国家名头的营生都宣布为非法。王安石变法时还在效法此道，青苗法、平准法、均输法都按这个套路出牌。为此，国家必须成立诸多缉私队进行围追堵截，国家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

且不说把国家当公司来经营是否合适，就是一个公司若没了竞争对手，独孤求败，久而久之效率必衰。但管仲在意的是“笼以守民”，把老百姓关进笼子，防民如同防贼。管仲强调：“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于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商君书》效法管仲做法，对“利出一孔”推崇备至，视若法宝，认为“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孔者国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国不守”，“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

汉武帝后来居上，手握大权全面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政策， 同时屯田戍边六十万人以御匈奴，可谓“利出一孔”的集大成者。然而，汉武帝一死，推行这套政策的桑弘羊就成了替罪羊，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受到“贤良文学”（地方豪绅）的清算，移官换位，几年之后死于一场官斗。《盐铁论》详细记载了汉武帝死后不久召开的这场颇具讨伐声势的争论。当然，制度总有惯性，尤其是要虎口夺粮，比登天还难，最终只改酒类专卖为征税，整体格局留存下来并无大改。

这自然是悲剧。然而，天下还有更变本加厉的事情。盐铁虽是生产生活必需品，但还算不得民本，农田才是农耕社会最大资源，明朝做得更绝，釜底抽薪直接把农田抓在官府手上，税赋“以田为宗”。明朝中叶张居正搞出一条鞭法，兴师动众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大规模清查彻查，一时间全国上下搞得轰轰烈烈。他把所有田赋、徭役和杂税一并摊入田亩折合成银两，最后按田亩多少收税，目的是要逼出全部的土地，把全国耕地资源及税源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不被地方势力截流。实践结果却差强人意，受到层层官员的阻挠及地方豪强的消极抵制。由于中央和地方配合不默契，导致改革表里不一，雷声大雨点小。

不知从何时起，周人在《诗经》中以朴素情感表达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美好愿望，无一例外都被各国用“利出一孔”手段加以“绑架”，这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连孔子都不满“苛政猛于虎”。这种紧张关系越是往后，表现得越直接，没有了任何掩饰，也不需要任何借口。

这种状况中外无有差别。马克思跟踪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反映的就是这种尖锐矛盾。19世纪普鲁士靠近法国有一莱茵省，其议会为了加快资本主义私有化步伐，把手伸向开放性的公共林地，断然否定捡枯树枝来生火取暖这一古老习俗，公然做出禁止性立法，治以“林木盗伐罪”。此事令民怨沸腾，遭致新闻舆论鞭挞，马克思作为《莱茵报》主编发表社评予以严厉谴责，认为这种强权行为有悖于自然法理，然而于事无济，还为打抱不平而丢掉了饭碗，连报社都被普鲁士政府勒令关闭。

（三）军功爵位制使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

如果只有“利出一孔”这一手，只会制造更多的敌人，将所有人推向对立面，必须要“给出路”，让其中的一部分人为我所用，同时一石二鸟，起到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作用。“利出一孔”显然过于凶狠强硬，动用国家机器拆毁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所设置的各种路障（指垄断权），碾压一切障碍，畅通道路，除了国家垄断，再无其他重重（层层）垄断，但是，还要软硬兼施，方能巩固局面。商鞅同时推出的另一政策就是军功爵位制，网开一面，给那些被“利出一孔”当头一棒、洗劫一空的破落贵族指出另一条生路。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被逼得走投无路、急得团团转的人们在大棒和胡萝卜双套龙的激励机制下，有如过江之鲫蜂拥而上，达到分化瓦解旧势力目的，减轻了改革阻力。

为树立政府声望和信誉，商鞅还搞出“徙木为信”的小把戏。把一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居然可以获得五十金，相当于中大彩，一时传为街头巷尾的美谈。花小钱办大事，百姓皆以立木为信，认为政府决不食言，因此推广政策就容易多了。这又是非常成功的推销策略。总之，在争功取利方面，商鞅的策略往往比常人更胜一筹。

军功爵位制实行农战合一、亦农亦兵制度，其建制有如现代屯田戍边的建设兵团，战时为兵，不战时为农。耕织和砍脑壳同属一个军功爵位序列，可以相互折算，都记在同一本功劳簿上，分成二十等级，名利挂钩，让所有人一辈子都在这个序列中奔忙。与此同时，为配合这套制度有效地实施，必须切断商业流通渠道等其他谋利手段，用户籍将所有成员拴起来，对号入座，不许人口自由流动。为此，秦国人除了耕织和砍脑壳，没有别的营生，连日常娱乐性活动都被打消了。

秦国所有人都被绑到战车上，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整体。统一后又将全国分作三十六郡，中央直接任命郡守县令，直插到底。过去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具有某种欺骗性，县以下分伍什里乡，出现问题唯郡守县令是问。郡县守土有责，必得将责任层层下包。哪位胆敢掉以轻心，怠慢半步？

商鞅更是直接颁布连坐法，引发基层单位内部检举揭发，大义灭亲，如有包庇者连同罪犯一同处罚轮刑。当然，商鞅最后也死在自己所设的圈套中，结果就是国家意志一贯到底。《商君书》多处提到“壹”，“壹”就是集中统一。如：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作壹，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

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

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赏壹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

（四）商鞅这套一体化体系治理效果如何

商鞅思想的核心是让秦孝公垄断一切权力，打扫房间好请客，扫除一切既得利益集团和反对势力，祭出的手段就是“利出一孔”和“军功爵位制”这两招，它们构成了全国一盘棋的肱骨。秦国围绕着这两招确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涉及户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及民风民俗，都有严刑苛法，由此构筑起庞大的上层建筑，最后也压垮了民生。

利出一孔、军功爵位制两套制度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构成全国一盘棋的一体化体系，这么做当然很成功，而且一劳永逸。从结果看，秦国战车不但碾压了晚周时代所有旧贵族势力，而且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一百年所向披靡，有如神助，而其制度框架都是商鞅那时敲定的，而且放之四海皆准。只是当时其他国家旧势力过于庞大，拦住不让实施罢了。

事实上，无论秦以前的分封制还是秦以后的郡县制，也无论是商鞅的军功爵位制还是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抑或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形式各异，花样翻新，表现方式不同，其实质都在追求“垂直一体化”的高效行政统治。整个国家犹如一家高度组织化的大公司，由公司统一考核业绩和分发福利，这无疑也是商鞅致力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