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遗待访录》对传统治理国家方式的反思

一代明遗（亡民）黄宗羲著有《明遗待访录》，痛陈明朝失去天下，字字血泪，转而追溯三代以下有乱无治的根源，在于一人之天下而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君主把天下当作了私产。因此，要回到三代之良治秩序，必须先回到公天下之善治，天下人之天下岂可公器私用？

然而，“天下人之天下”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从来没有实现过，历史是沿着利益集团统治的轨迹向前发展的，即使是分封诸侯和行政一统这么大的形式差别也了无实质性区别。只是到了近代，开辟了贸易新航线，政治发展轨迹出现了分化和岔路，才带来国家治理新的变数。

（一）黄宗羲的中心议题

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写下《明遗待访录》，藏之名山留待后人，直到清末才流传开来。在《明遗待访录》中，黄宗羲不断追问“三代以下何以有乱无治”，最后挖出“一人之天下”这个总根子。这是他剖析所有历史疑问的一把刀。所谓三千年，已经追溯到了周王室这种王权统治模式，而不是只追溯到“百代犹行秦政法”，或是只算明朝的账。若没有亡国的切肤之痛，断不会问得这么犀利，也不可能答得这么彻底。

这个结论一旦成立，就成了他立论的基石，所向披靡，有如阿基米德要找的那个支点，足以拨转整个历史的罗盘。

朱明时代的国本之争，核心在于让天下人忠于一家之姓，否则国将不国。这在现代人看来是非常荒唐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却被当作了国家的命根子。这分明是一家子或者说一个集团绑架了天下所有的人。即便如此，到了明朝中晚期，国家（天下）与君王之间还是出现了罅隙，不再像过去所描述的那么合拍，这拉开的距离足以让有心人窥见皇权的私处。譬如万历帝，三十年不上早朝，国家机器照转不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家与君王是可以分开的，离开了君王，国家机器可以照转不误。可见，天下是天下，君王是君王。

这种说法未免让人浮想联翩，可想象的尺度相当大。如皇冠落在谁头上还不是戴，这不就给了“虚君”政治以口实，使其有了可乘之机了吗？一旦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么，长期以来争执不已的所谓国本问题，也就子虚乌有，如同安徒生童话故事里穿着新衣的皇帝，演的不过是滑稽的空城计，或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嘲笑的沐猴而冠，露出的光腚盖着旧封建的戳子。假设把天下比作一家大公司，君王只是首席执行官而不是董事长，那么，帝制的危机顷刻降临。崇祯帝到死都没弄明白，谁该为这个王朝覆灭负责？

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是古老的政治理念，也是几个世代的政治宣言，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的《贵公》篇，而其思想源头可以直溯先秦时的孟子。在黄宗羲眼里，一人之天下便是国家治理的祸首、乱源之所在。三代以下之所以有乱无治，根源就在于独夫民贼窃取了国家机器，以为从此以后天下利害皆出于我，沐猴而冠，独断乾纲，强行推行大私以为天下大公，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这分明是对野心家的最大奖赏。这种包赚不赔的买卖，谁见了不分外眼红？不仅秦时的吕不韦视天下为个人莫大产业，汉高祖刘邦不也在乃父面前“晒富”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合着就是一个盗国集团在推着走。

要知道，清朝康雍年间大兴文字狱，迫害最为疯狂，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明遗待访录》说的这些大实话无异于犯上作乱。它要不是被“雪藏”了近两百年，逃过有清一代所有人的视线而鲜有人知，免不了招来文字狱的横祸。安徒生为什么要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来点破皇帝的新衣？这则寓言的高妙之处、神来之笔在于，真相让最无知的小孩道破，而那些心智健全、有辨别力的成年人都在装模作样。童言无忌说了也不犯法，而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说了真相，免不了身受牢狱之灾。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出戏滑稽吗？皇帝赤身裸体参加大型群众集会活动，更像被游街示众，斯文扫地，哪来的权威？真相一旦被捅破，结果就是一出草草收场的闹剧。无独有偶，秦始皇周游列国以彰显皇恩浩荡，到头来却咸鱼裹尸，灰溜溜地择小路而返，不也是闹剧一场？

《明遗待访录》共计二十一篇，篇篇都在探究为国之道及其制度设计。黄宗羲因窥见密室里的交易，因而对所得结论非常自负，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既然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岂可公器私用？

后世人们只要是讨伐独夫民贼的檄文，莫不是从上述逻辑立论。特别是清末民初夹杂着诸多的排满情绪，此类檄文更是慷慨陈辞，充满了道义上的正确性，看得人们义愤填膺。

为了论证有力，黄宗羲把三代之治捧上了天。尧让天下，即使许由、务光这样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也避之唯恐不及。可见，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杰才能做到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三代之治就是由这样一些道德楷模担当的。黄宗羲一方面承认天下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各为其私、各为其利（这种见解当然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又让统治者占据无人企及的道德高地，因此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好像统治者不是从人堆里产生的，而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人能够效仿。这种二元假设不正表明思想的分裂吗？黄宗羲以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作为立论的基础，是相当危险的。黄宗羲自己坦言，用三代君王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三代以下私欲膨胀，根本守不住如此高的道德底线，那么，明知如此还强求岂不添乱？

只要仔细推敲，这样立论也是不充分的。如果碰上霸王硬上弓，非要公器私用该怎么办？退而言之，倘使君王装模作样、表里不一，假公济私或私通款曲，玩一出调包计，如之奈何？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便身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何止王莽，近代袁世凯、汪精卫等一干人，都是前恭后倨的势利眼。倘若狐狸不露尾巴，世人岂不都要被蒙在鼓里了？

（二）追问制度现代化的条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回到三代之治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几无可能，天下早已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把戏（trick）就在谜面底下。所谓“共天下”者，是豪门显贵结成利益联盟之下的共治，也就是分赃议会。若将此理进一步延伸到君王和天下的关系，就更像拖拉机手和拖拉机的关系，君王只是出现在了它该出现的位置上，他的背后则是强大的利益联盟。古罗马元老院的集团势力一直牢牢把持着朝纲，尾大不掉，倒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护民官走马灯似的换，成了元老院台前幕后的傀儡。即便像凯撒这么有实力的人物，他一旦想把这个格局扳过来，最后也只能沦为元老院集团势力的刀下鬼。

既然君王操控国家机器，又像拖拉机手操控拖拉机一样可以轮换着开，那么，谁开不是开呢，难道不是这个理吗？如果这个理成立，那么，僭越就是潜在的危险。有位才有为，其他人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如是而已。

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操盘手的，那么，谁有机会上手，谁有资格开这部机器呢？对此，《逸周书·殷祝》说得还比较含蓄，“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但意思很清楚了，如果李家、赵家、朱家相比拼，那就看谁的拳头硬。

看上述两句的前半句，都跟古人说法并无二致，看点是在后半句。后半句已经越出了常理，然仔细推究起来，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在如此纷争的时代，倘若还用三代之治那种“想象的共同体”来自欺欺人，未免有点恍若隔世——当别人把自己卖了的时候，还在帮人数钱，岂不是连三岁小孩的智商都不如，皇上如此裸奔也太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了吧？

不管是周天下的分封制，还是古罗马的共和制，基本格局都是豪门显贵的联合统治。君王是豪门显贵利益联盟这条船上的总舵主，天下之治，无非是要理顺这种利益格局。只要摆平了“山头”，也就摆平了天下。这才是历史秘籍。周天下自不必说了，有饭大家吃，维护了八百年。这个“大家”你我都是懂的，平头百姓并不在内。东晋南渡“王与马共天下”，此王（王导）此马（司马氏）位置倒了个，皇帝是外来户，混迹于江南豪门显贵中间，也能苟延残喘好几十年。小说《红楼梦》描写贾雨村一到地方任职，便有手下人递上护身符，那是拜码头用的。如果不拜码头，说不定哪天阴沟里翻船也不知道谁干的。

这种利益联盟像一张无形网那样铺天盖地，窒息了整个政治生态。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大时代背景——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些时代背景下，再讲什么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显然已经过气。文艺复兴时代把中世纪描述得无比黑暗，讲的实际上是自己身处的时代。

无论是分封诸侯还是行政一统，都离“天下人之天下”久远矣，分封和行政之别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内部能不能摆得平，想不想分家单干。秦并六国、凯撒专权，都是这种情形下发生的事情。秦并六国与七国权变是一盘棋，不讲秦并六国，不知道秦国厉害，反之，不讲七国权变，就会夸大秦国实力。若不是七国权变，秦国怎能吞得下六国？哪怕只剩下三国格局，也能维持很久。从力学结构上讲，三国格局是最稳定，也是最有利于稳定的。为什么这种稳定的格局反而维持不了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内部异质性。不论是秦并六国还是七国权变，透过虚与委蛇的礼义廉耻，骨子里使的都是权变之术。如此互相欺骗，也就破坏了诸侯内部的协调一致性。春秋战国，讲权谋、权术之变开始大行其道。先秦诸子兜售权谋法术并以此为业者，大有人在，不止是法家、兵家而已——兵者诡道也，孙子不过在其行为正当性方面加了修饰，用的还是那些手段。

有需求才会有买卖，这些法术最终都卖到了帝王家。如公孙鞅见秦孝公，秦孝公只喜欢听霸道不愿听王道，结果公孙鞅在秦国只贩卖霸道。霸道可以富国强兵，霸业一代可期。苏秦为此也挂上了六国相印，俨然成了联合国军总参谋长，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一个只讲利益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人们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此人信誓旦旦的背后是不是又在打什么鬼花样呢？这就是悖论。孔子讲听其言而观其行，商鞅如此宣扬背信弃义、不择手段，怎么可能取信于人？分封何以最终敌不过一统？历史会循着绝对君主制越走越远，讲的也是这个理，如果做事情都像这样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没有下限，那么商鞅给秦国开出的药方就是最合胃口的，各国都是拼拳头。诸侯之间的信任完全丧失了，这是走向联盟最终解体的第一步。孔子想要恢复先王之治，宣扬克己复礼，就是想把诸王手脚捆住。

春秋时诸侯之间还能会盟，摆摆公道。齐桓公九合诸侯，摆平事端，未发一兵一卒，靠的就是一张脸。后世人们见此不免耻笑，你齐桓公就是个十足的老炮儿。春秋时仅剩的这点礼数，到了战国也不管用了，没有国家会仗义执言，只讲见利忘义的地缘政治。可见，走向一统的思想基础早已在秦并六国之前很多年就完成了，剩下的只是谁来当大掌柜。七国不合心已分，再无仁义名分约束，秦国只是后来居上罢了。

一人之天下逐渐胜出取得历史性的主导地位有其必然，唐太宗的那番大白话没见过大世面的人是讲不出来的。春秋战国消磨了500多年时光，最终天下还是让给了“唯一者”。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这方面中国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前列。所谓黄宗羲定律，实在是一条铁律。

反观欧洲中世纪，还处在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中。梵蒂冈相当于周天子，各国像护法的诸侯，相互之间也斗了差不多一千年，更像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到了近代，新航线出现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股新的源流就来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治制度的变迁，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激烈碰撞。巧合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到17世纪）与明朝（1368—1644）处在同一个时代，两地在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探讨同样的问题，即国家如何由乱到治。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学术现象。从结果来看，一个化腐朽为神奇，闯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另一个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问题在于，为什么差别会如此悬殊？这里面到底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几分是运气，几分是人力；几分是偶然，几分是必然；几分是外因，几分是内因？借由这种比较，对国家治理达到更为本质的认识。

黄宗羲亲历明亡清兴的代际转折年代痛定思痛所写下的《明遗待访录》，自有其独到的价值，如对历史的考评及对治国理政源流的考察等。当然，能窥见历史“真相”的远不止黄宗羲一人，欧洲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比黄宗羲早一百年就已经将真相公之于世了。由马基雅维利以下至霍布斯、洛克等，欧洲政治思想史一路逶迤前行，披荆斩棘，不仅降服了国家机器利维坦，还对之进行重构，使之不再助纣为虐，这才有后来的西式现代国家构造。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能够促成这么大转向的，背后必然有某种强大的势力，破坏了它们，遁入像中国这样千年帝国的历史周期率，那么，这股强大的破坏力量是什么呢？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同时代中，除了商业的力量，中外之间没有其他更大的差别。在这个商业时代，海洋与陆地相比是一个更加活跃的因素，也更不可控，因而变数更大。有明一代出于家天下稳坐龙椅的私心，长期实行海禁，甚至撤销海关，连民间制造稍大些的船只都是违法的，要受《大明律》严厉制裁，政府唯恐禁海不力，还隔三差五拿出这部法律来宣告一番，渲染紧张空气。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经济早已沦为政治的附庸，有明一代的最终结局是事先能够料到的。

再看欧洲地中海沿岸，就难以实行海禁之类的行政干预，因而商业很容易滑出行政权力控制范围而自行坐大，由于行政权力做不到全覆盖，出现了两个交叉的世界，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黑白两道。尤其是贸易新航线开通之后，更是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最终转化为旧贵族与所谓暴发户两大集团之间的内战。这场战争也就决定了很多国家的未来走向，由此推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