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国理政重心下移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如果统治者急功近利，只考虑自身眼前利益，不管死后洪水滔天，那一定会处在历史轮回中。韩非子曰：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将禁止性行为分成上中下三个层次，以为只要拿捏得当，就能将国家玩于股掌之间。作为前辈的商鞅其实做得比韩非更彻底，不仅上中下三路齐发，还都要一个鼻孔出气。政策趋于步步收紧，最后画地为牢，老百姓更不敢乱说乱动。

《商君书》刻薄寡恩，“驭民五术”充斥着官民对立、相互猜忌甚至彼此仇视的情绪，上下交恶，毫无容人之量。诸如“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又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辱则贵爵”，“民愚则易治”。可见它本身就是始作恶者。其中《说民》甚至认为“任奸则民亲其制”，已经到不择手段地步；《去强》认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这些当然都是阴谋诡计，上不得台面，若任其公然横行天下，善于权谋，工于心计，必然会毒害民风，结果必然使得个人和国家关系交恶，两方面都不得善果。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几乎是同时代的商鞅，却反向操作，摧毁人民意志最好的办法是剥夺他们的财富，家无积粟，疲于奔命，驱之如牲口；倘若家有余食，则逸于岁，不好驱使，代价也大。例如，“水门事件”曝光后，尼克松支付了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几名成员的“封口费”，虽然连任成功但已濒临破产。即便总统也没有权力动用公款支付这笔费用。如果能用纳税人的钱摆平多数媒体，这事情也不至于闹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事实上，治国理政不是只有《商君书》推崇备至的那一极，还有《贞观政要》等其他秘籍所讲的另一极。高明的统治者如李世民，将自己和百姓的关系比作船和水的关系，指出其中的利害关系，劝诫后来者不能不顾及百姓的生存状况。自孟子以降（甚至更早时）就在强调民为邦本，治国以百姓的生存为前提，不能一锅端。

上下是互动的，你怎么对待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怎么对待你。孔子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苛政猛于虎。最后的结果是，百姓坚壁清野，都跑进森山老林躲起来了，竭泽而渔反而没鱼。故此，黑格尔提出以历史辩证法为要义的“绝对精神”，因此要守中有度。例如，沿海渔业都有休渔期和捕捞期，而且不许大肆捕捞鱼苗。又如，近代德国人工林讲求永续利用，不能短视到“有水快流、吃干榨尽”。发展到后来，联合国也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涉及面扩大到矿产资源、山林湖海、大气环保等广大领域。

在商业贸易领域，斯密的《国富论》同样强调合作关系要以对方的生存和发展为条件，合作只有共赢，关系才能扩大，整个市场因此会越来越火红，而不是榨干对方。犹太人之间做生意从来都只赚二成收益，这是旧约规定的商业信条。反过来，吃独食一花独放，哪来的满园春色？商业合作中恭喜对方发财并非一句客套话，而是商业精神之体现。那些零和博弈的独角戏，如欺行霸市不以竞争合作为准则，把对手逼到墙角，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都是反垄断法中的禁止性行为，不允许继续存在下去。而在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些野蛮行径作威作福，倒是司空见惯。

相形之下，高度行政化的社会结构看重的是等级和特权，以此造就巨型的笼子，将所有人一网打尽。尽管儒家始祖孔子有教无类，仍然未能脱身世俗，不但做不到“乘桴于海”，还在刻意将所有人划分为“劳心”和“劳力”两大阶级。在这个有着辈分、资历、等级的序列中，越是上层拥有的权势越大，享受的特权越多，完全置身于国家福利荫庇之中的也不乏其数。另一端，越是下层，人数越多，也越不重要，大多数人都处在尾大不掉的体制边缘挣扎。试问，为什么反对中世纪扯起的第一面大旗竟然是“平等”？就是针对世袭身份、特权而来的，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结果得到山呼海啸般的响应。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充斥其间的是国家机器这个庞然大物，它是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即便是伯里克利标榜为民主典范的雅典城邦，它何尝没有等级结构呢？十几万常住人口仅有两万人是城邦公民、拥有投票决策资格，享受着城市给予的福利，世袭的统治阶层只占城市人口的少数，而占人口大多数、在城市中劳作的那些外乡人，则被摒除在“外人”之列，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福利。自然地，守城职责也就落到本邦人头上，外乡人不负任何责任，对后者来说，他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无论谁统治都得照章纳税。可见，本邦人和外乡人这两部分人离心离德。这两部分人口比例悬殊，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心不稳，时刻都有被倾覆的危险。而越是不稳，就越有抱团的倾向，最后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封闭。其结果，非但不能促使行政权力松绑，反而使其加倍地上收，最终走向独裁。这种历史轨迹，从全世界范围看都几乎没有例外的。

就中国史而言，商鞅之后的两千年始终处于这种历史轮回之中难以自拔，反复地从一个公元前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形成钟摆效应。商鞅生活在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之间，两千年之后，近代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如马基雅维利（1469—1527）、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一系列思想巨匠相继诞生，从中世纪的迷雾中穿云而出，迎来精神重生的曙光。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行文风格有如《商君书》，将政治权谋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全面展示出来。同样都是旧制度的套利者，然而两人死后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商鞅备受后世谴责，被认为是小人得志的弄臣和恐怖手段的设计师，而马基雅维利则不然，备受追捧，跟但丁齐名，成了新时代的领航者，是揭露王权裸奔真相的吹哨人。

何以至此？究其根源，在于商鞅是在影响实权人物（如秦孝公），触及很多既得利益者，而马基雅维利则相反，为很多既得利益者所利用。他当时已是失势的小人物，并不招里奥十世待见。两人就像李斯形容的不同境况中的老鼠，一个活在粮仓里，有恃无恐，硕大无比，对人毫无畏惧，另一个是粪坑里的老鼠，骨瘦如柴，还整天提心吊胆。商鞅属于那种粮仓里的老鼠，而马基雅维利差不多是粪坑里的老鼠。

真正认识到现代意义上国家功能的是霍布斯。1651年，霍布斯于英国内战期间出版了《利维坦》，将国家比作一只无人能挡的巨型怪兽。国家是人造的，但它反过来吃人。虽然霍布斯和商鞅两人相隔近两千年，无任何交集，但对国家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认为国家机器是人们必须面对、回避不了的庞然大物。商鞅和霍布斯分别揭示了国家本质，但是立论的起点及对待它的态度截然相反，商鞅是要努力成就它，建立它的权威和对它的崇拜；霍布斯却要破除对它的迷信——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反而受到威吓，那就抵制它。

霍布斯的立论基础在于此。这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带来的影响。然而，那些自以为能驾驭得了它的人，最终都为它所吞噬。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我们都听过骆驼进帐的故事。骆驼一旦把头伸进来，接着就把身子也伸进来，直到把主人踢开。“利维坦”就充当了这种反客为主的狠角色。

任何思想都不是空穴来风。有了以上理论铺垫，洛克《政府论》才得以横空出世。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从降伏“利维坦”这尊庞然大物开始，降伏的办法是实行结构性改革，对国家权力重新配置和分配。因此，洛克的推论早就暗含在霍布斯的前提当中。洛克的贡献在于，一是将国家和国家机器分开，政府作为国家机器是可以改造的，甚至打碎重建。例如，洛克的三权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就不是一回事，不是神圣不可调整的天条。看不到洛克立论的前提，未免就有刻舟求剑之嫌。二是认为国家主体是民而不是君，国家意志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在海外突如其来的巨大商业利益面前，连当时的女皇伊丽莎白（1533—1603）都得放下身段悄然入股——这种行为要是放在过去为人不齿，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时代更张，国家机器已遭侵蚀，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意志正在历史性地发生深刻改变，不能再拿老皇历来衡量。洛克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对滥用权力的政府，人民有权推翻它。这种革命觉悟比法国早了一百年，法国直到卢梭出现，才能响亮地喊出“主权在民”这个口号。这个时候路易十六才回过味来，但为时已晚，被送上了断头台。

欧洲迟至近代才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之前到处都是领主封地，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偶有几个城市独立，也都臣服于封建领主的统治。封地是世袭的，有如私人财产，会因继承或婚姻关系而改变，国家边界反倒不重要，不时地会发生改变，有土地并入或迁出。例如，英王继承了诺曼底大片的土地和人口，同时获得诺曼底公爵身份。不要说土地，就是王位因为联姻彼此都有了继承权。整个西欧更像是皇族的大家庭，远及俄罗斯都沾亲带故，从而构筑起强大的封建堡垒。如哈布斯堡王朝，其家族成员曾充当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皇帝或国王、大公、公爵等，以超国家的形式统治西欧长达半个世纪。在这样一个君权神授、“王比民大，王是民的主”的世界格局里，国家边界随国王意志而变更，就像身子只能跟着脑袋跑一样，脑袋的自主性自然要比身子大得多。

很显然，主权在民的国家和君权神授的国家性质完全不同。倘若主权在民，“民比王大，王服民意”，那么，国家边界自然稳定下来，不会像送鹅毛那般被轻易地改变。主权在民是治国理政现代化的理论基石，但也只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一个个民族国家才挣脱了旧制度的牢笼，比较彻底地独立出来。在此历史性剧变中，旧秩序分崩离析。现在回过头看，整个20世纪都旨在揭示这个真理。

“人”是贯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因素，切不可忽视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所具有的最基础的细胞功能，它有如一根红丝线将不同层面串连起来，起到了社会结构上下沟通的效果。在整个生产方式发展变化中，一切皆以人的积极性作为检验社会活力的标准，近代以来这些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若是离开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一切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俱是泡沫，皆成枉然。《礼记》记述孔子也曾感叹“苛政猛于虎”，当人民负担不起税负时，也就跟官府玩起了“躲猫猫”游戏——既然交不起税，从此也就不再交税，这基本上就是双输的格局。汉初休养生息，轻税赋，财政反而盈余有加。正向和逆向选择机制导致的后果何其大也。

可见，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得考虑人在物质财富创造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并以此为核心来创新制度，这个社会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可谓上下同气。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所侧重的“人”不尽相同。魏晋时期靠九品中正制、靠门阀也能长期维持，古代雅典城邦依靠为数不多的公民（最少时才一两千人）也能繁荣富强。至于“圈外的”人则不算在其中，奴隶社会更是视广大奴隶性命如草芥，即使如此仍能长治久安，这也是不争之实。然而，当代以科技创新为主，就不能靠人盯人，管得了身子做什么却管不了脑子里想什么，需要有激励相容机制，也就是自己的发展要以他人发展为条件，交换关系的发展壮大就依靠这个原则实现。

迄今为止，商业、交换和市场的发展，已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资源、要素的流通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在繁荣的背后则是人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的巨手强有力推动下，则是更多人、更大的积极性汇聚起来的洪流。看看乔布斯所领导的苹果公司的人力资本创新模式所取得的成效，再对比从前施乐公司（Xerox）的组织创新模式的绩效，不难窥测人力资本创新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影响力有多大，顺之逆之昌亡两判。因此，还得广泽天下，不能有特权和歧视，要一视同仁，顾及每个人的积极性。哪怕是大公司在激励机制上都得改弦更张，更加倚重“干股”和“外包”这些办法来提高效率，人的要素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更加突显出它的重要性，说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大写的“人”而不是资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做到“三让”，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三让”的每个层面背后无不反映这一指导思想。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定“九五”计划时，党中央就提出转变生产方式，改变过度追求投入、追求数量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实现小康社会满足温饱等基本需求之后，党的十九大提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创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时，它才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