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前史时，仿佛是不经意间插入对于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锐利的见解，实则不然，传统社会是发展史研究的起点，洞察历史真相的源头。如他认为，“人的孤立化〔指个体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现为属的存在物〔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 东方社会锁死了这条历史道路，走不出历史周期率，究其原因就在于“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 ，它们把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结合起来，形成“自我满足的统一体”，对贸易和个人发展不作任何要求。马克思再三强调这些“自我管制的村落”把农业和手工业结合起来，变得自我满足， 尽管表面看起来并不令人生厌，却是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使“父权”“君权”这种“最高统一体”得以永生。它所助长的不仅是“专制主义” 还有公社的原始性。正是这种原始性使其成为封闭的社会，从而使“作为国家的”公社和作为“最高的地主”的国家得以“通过国家支配的水利灌溉系统实现权力的集中”。 由于私有财产缺乏真正独立性，国家有权支配公社的剩余劳动，个体只有依附性而没有任何独立性，使得这种统治方式长盛不衰。

事实上，即便没有水利灌溉，只要采纳商鞅的利出一孔和军功爵位制也能达到同样的治理效果。资本主义前史与东方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本质上是一家亲，中世纪千年面貌呈现出来的不也是这么一种死而不僵的状态吗？可见，马克思并没有离开主题或随意插入有关资本主义前史的论述，而是有意为之，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必然要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