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现象呈现的脉络

（一）俄国的经验教训

近代史的所有问题都出在资本原始积累这个环节上——能不能跳过去，怎么跳过去？就相当于商品的价值实现环节，商品脱手是实现商品的价值的重要环节，卖不掉砸在自己手上，倒霉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为了实现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摆在各国近现代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通过野蛮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实现，另一条则是避开资本原始积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路。

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历史使命和要求，就是要终结资本原始积累（现象、行为和阶段），不再经历西欧式的原始积累阶段，而是采取直接过渡的办法，以直接的公有制形式占有资源，解决初始资源分配不公问题。从一开始就避免人为造成的剥夺、剥离和两极分化，避免了私有化、大量资源被私人侵吞这种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历史厄运在本国的重演，避免制造新的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

第一，社会主义不是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苏联的诞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初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随着民族意识、人权意识、民主法治意识觉醒，经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老路走不下去了，野蛮和血腥的直接剥夺和剥离方式再也行不通。

第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方式堵住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去路，一旦没有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就很难产生出新的资本主义。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资本主义的根基。

然而，直接过渡最不利的后果在于泼出洗澡脏水的同时，连带着也把盆中婴儿一并泼了出去。这里的“婴儿”指的就是本来就很薄弱的商品货币关系，这时候连带着也被取消了，其目的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在萌芽状态。

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所导致的后果，一是失去了经济核算的尺度，二是失去了正常生产和交换的动力，意味着不再按价值规律办事，只会使得经济关系更加扭曲。由于预算没有限度，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不反映稀缺程度，货到地头死。计划经济所设想的目标与实际操作的结果反差甚大。为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分别以奥斯卡·兰格（1904—1965）和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899—1992）为代表，辩论双方围绕社会主义生产到底有没有核算、怎么核算的、不靠市场能否行得通等问题展开。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最初阶段，曾认为国营体系能够撑起整个再生产关系，因此试图用计划取代市场，但始终不能成功。究其根源在于两点，一是就空间来说，计划的盘子大不过市场的盘子，无法全覆盖，因而取代不了。如果只发展计划经济，就不会有义乌小商品市场出现，意味着牺牲了相当于世界五百强企业那么大的生产力。计划经济再强大，都像一座座孤岛，处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是倒过来。跟市场越对立，越是排斥市场经济，意味着计划经济即便没有增加任何生产力也得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就好比小牛拉大车，显得力不从心。由于损害了交换关系，整个再生产关系不能正常实现，此时摔坏的就不止是商品，还有商品所有者。这个时候，作为这个体系一分子的国营工业（国有企业）还能独善其身吗？二是没找到利益结合点。仅就劳动时间来说，严格来讲计划只定义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八小时之外不存在计划，但市场没有如此苛刻的时间限制，因此不把市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丧失的将是其他三分之二时间的生产力。这对于加工制造产业来说是致命的，意味着丧失市场和竞争力。

所有计划经济的改革都以价值实现为突破口，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不能逾越商品货币关系。1956年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毛泽东讲“价值规律是一座大学校”，1987年党的十三大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商品货币关系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些都是经过惨痛教训之后得来的经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充分发展，不可能有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在重新放开市场以后，除了价格一路飙升，其他方面如生产和供给都毫无起色，致使再生产关系更加混乱，从而为私有化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这种现象看，苏联发展程度那么高，都没能跨过“卡夫丁峡谷”，最终退回到历史的起点。从事后回头看，苏联解体是才刚开始的序曲，俄国私有化和休克疗法才是重头戏。1992年俄国私有化，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全国1.5亿人口，全部国有资产作价1.5万亿卢布，每人分得1万卢布不记名可转让有价证券（私有化券）。

请问，谁有能力收购廉价股权呢？毫无疑问，只有那些企业实际负责人和掌握贷款权的银行家及掮客，倘若没有内贼，很难轮得上门外伺机破门而入的“陌生人”。

不难设想，在股权完全分散的情况下，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其经营状况甚至比没有私有化预期的情况下还要糟糕，普通百姓持有的这种股权就形同手纸，不如换取生活必需品来得实惠。这就使得那些能获得银行贷款的掮客有可能大量收购廉价股权。此时，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外部条件成熟了。

从内部来讲，企业受内部人控制，只有股权相对集中地被内部人收购之后，才有积极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股价才会恢复应有价值，否则企业会一直亏损下去，股价不正常地被沽空，直到有人接盘为止。由此内外配合，全面洗劫了国家和国民。俄国私有化和休克疗法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内外两大条件。

俄国私有化之后在很短时间内迅速结成金融寡头的利益集团，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资产价格才走出谷底，恢复到它应有的价值。这是典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这个阶段变本加厉地促成俄国的两极分化。试想，如果股票还是分散的个人所有，那么，股票价值仍然会一如既往的低迷。

实行如此简单粗暴的私有化手段，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持股比例严重不对称，占90%的小股东们持股不到10%，占1%的大股东持有85%以上股权。它所实现的是寡头控制，这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最坏的结局。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不可能有市场效率。美国于19世纪末开始打击寡头垄断，恢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想到俄国还处在这段历史的前夜。令人诧异的不仅在于这么迅速地完成私有化这一事实本身，还在于为什么整个社会如此纵容私有化现象发生。就像偷盗行为，为什么满大街的人都装作没看见呢？

其一，俄国私有化是在财政危机得不到化解的情况下发生的。财政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国有部门效率下降和私有化预期。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导致生产力严重下降，于是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的停滞状态。这不是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深刻的社会危机。当然，国际油价下降导致债务危机也是促成这场危机爆发的重要外因。这是俄国发生私有化的大背景，它是改革不成功的表现。危机越大，私有化动机就越大，私有化动力也越强，最后出现一卖了之，出现卖厂、卖地、卖矿真忙的景象。

其二，俄国私有化采取人人有份的策略，表面看实现了初始分配的公平，1万卢布私有化证券人人有份，结果则不然，助长了贫富分化。因为初始分配的价值既无股息，也无权参与决策，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而且这种状况所有人都无法改变。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被内部人收购，让股权相对集中。这就是所谓的“沉船计划”。由于资本市场高度不发达，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扭曲，大部分人最终只得将股票廉价转让，换取面包等生活必需品来克服当下经济危机，度过下岗失业的难关。这种再分配格局无异于乘人之危时的再次掠夺。

其三，休克疗法较之私有化进一步造成更普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对于那些本已不堪负重的广大中下层民众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相对贫困化，甚至是绝对贫困化。

利用国家意志加速财富集中和社会分化，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阻力满足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性条件，无疑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新方式。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这些细节正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张大眼睛看住的。

一是监守自盗。存在多种手段、通过各种手法瞒天过海，千方百计掏空国有资产。私有化有多种渠道，有合法和非法、直白和隐蔽的办法，有用行政手段，也有用入股方式或利用资本市场的，真真假假的招、拍、挂，不一而足。

二是由私有化引发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由于私有化过程当中没有人对债务、信贷（无论是借方还是贷方）负最终责任，结果必然是债台高筑，金融领域更是重灾区。

三是金融垄断。两极分化不只是结果，而是一开始便形成了，以后只会越来越大，愈演愈烈。金融垄断使得近水楼台先得月，一部分能得到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支配较多的金融资源，初始资源分配呈现一边倒状态，秋风扫落叶般地落入少数人手中。

四是私有化往往烙有“原罪”的胎印，为了使之合法化必然要洗白或藏匿资产，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可用外汇紧缺，国家不得不实行用汇管制。而这些现象又是全面危机爆发的前兆。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有着更广泛的内涵

落后的农业国为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有过各种尝试，苏联搞过集体农庄，中国搞过人民公社，都碰了钉子。对于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不能仅限于资本主义前史，而要着眼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眼界才会豁然开朗——跨越“卡夫丁峡谷”无异于冲击“夹击线”：

第一，所谓“夹击线”就不是只有一股力量，而是新旧两股势力较量，因此未来将是一条刃锋道路，时间窗口转瞬即逝，短暂而宝贵，机不可失。

第二，如果跨不过去，结果将是系统性危机。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摔坏的将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商品所有者。

有了这两条，可以更全面理解近现代史转型和转变过程。可以讲，“我”和“有”是现代性所赋予的特征，就是强调产权明晰，这是让一切资源充分涌流，让一切要素竞相迸发的必备条件。非私、非有的原初状态没有产权观念，适应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时代要求，所以才会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产权明晰是党的十三大对所有制改革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于包括国企在内的所有企业都适用，包括乡镇企业、联营企业及其他合作企业。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就是引入产权观念和产权制度。产权不明晰，不可能有效率和激励。

在所有制改革和流通领域改革孰先孰后问题上，曾有过无数次争论。传统的教科书讲得非常肯定，所有制决定一切（社会属性）。事实却证明，任何没有市场基础的所有制改革都将一事无成，不管是实行企业承包也好，股份制改革也好，都难以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所有制改革最后还是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国企上市实现保值增值，迎来国企发展的第二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必须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落到市场经济关系上，而不是单纯地用所有制来贴标签。

所有权和产权理论讲得更透彻，在不存在交易费用、交换关系畅通无阻的情况下，无论采用哪种所有制形式都同等有效。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是第一位的，所有制改革是第二位的。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让一切资源充分涌流，让一切要素竞相迸发，就是着眼于创造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样的市场条件。

反观计划经济和统配价格，我们同样能得到如下结论，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才要统配价格，而是因为统配价格才要有计划。计划经济是逐步实现的，但只要有了统配价格，计划经济一定会实现，而且必须实现。但是，统配价格在实际执行中又会被打折，有了对内、对外双重标准，否则难以执行。即便是实行计划经济最为彻底的苏联，在规划、计划、平衡投入产出时也得考虑影子价格，否则失衡会更严重。 由于计划执行中的价格有内外之别，存在对内调拨价和对外销售价的差别，因此，但凡计划经济实行久了，谁都知道批条子的含金量，寻租机会极大。一旦放开价格，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显性化，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计划内价格会自动向计划外价格靠拢。正因为如此，实行价格双轨制就很容易把计划经济搞乱，隐性价格显性化意味着涨价。然而，不搞价格双轨制，所有资源都被几个部门垄断，哪来市场？又何谈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呢？

一旦没有了市场，连价格都会失真，还哪有效率可言？20世纪30年代，兰格和哈耶克的争论之一就在于计划价格能否保真，兰格认为可以用试错法实现，这就是后来的影子价格计算法。苏联计划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较长时间，是因为在投入产出计算中考虑了影子价格。如果只允许单一的计划价格存在，资源配置只会更加扭曲。当然，影子价格跟真实发生的市场价格还有很大差距。

计划经济一统天下时，市场涉足领域很狭窄，处于计划之手够不到的边缘地带。即便如此，市场仍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除。在行政支配经济的情况下，由于缺少价值规律的有效调节作用，“放乱收死”恶性循环就成了基本周期律。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得很清楚，放放收收是基本规律，过七八年调整一次。中国之所以能打破旧格局华丽转身（转型），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市场开放和外向型经济。供销两头在外，才能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体制外空间从而得以释放出来。当然，开放市场空间是不断拓展，逐步实现的。先有四个经济特区，以后又延伸到十四个沿海城市，再后来就是沿江、沿边开放经济带，最终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等开放城市群，从而奠定今天的开放格局。

相形之下，国内市场（内需）和价格改革是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在此之前通货膨胀一直难以克服。事后来看，加入世贸组织更像是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冕礼。事非亲历不知艰，从“非私”“非有”的原初状态向“我”“有”财产存在状态，这是多么巨大的观念转变，存在若干环节的惊险跳跃，是社会的根本性转型。

第一重转变是从“非私”“非有”到“公”和“有”，变成了内部人控制。前述表明，但凡涉及“有”都有排他性，即“私”的一面。“公有”也不例外，“公”是有限的“公”，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只是强调体制内的“公”。所以，从“非私”“非有”到“公有”、“国有”（部门、企业），本身也是“私”，只不过尺度大小不同。但凡落到“有”上，产权有所归属，即便不是“私有”，也都是“私”的一种表现。这种“私”导致的后果就是内部人控制。“单位人”的优越感就是这么生成的。否则，就很难想象“小企业办大社会”，会将生老病死的负担统统包下来。一个开放的、社会化的福利体系才是健全社会应有的标记，企业办社会是极大的资源浪费，正常的企业，都会尽可能节约成本，而将这些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的负担推给社会。

第二重转变发生在“有”的层面，将“此有”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名目转变成“彼有”，转包、委托加工、上市、兼并、重组、拍卖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侵占、转移国有资产，化大公为小公（小金库）、化公为私，完全取决于内部人自我约束，加剧国有资产流失。

以采矿权的拍卖为例，由于所有者“不在场”，所谓招、拍、挂就流于形式，起不到抑制瓜分国有矿产作用，最终都是内部人说了算。这个时候官商双方就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巨大的利益在内部分赃，只有分赃不匀才会内讧。

其他典型的案例还有2004年被叫停的MBO，即内部人杠杆收购企业或其部分股权。由于股权激励非常有效，MBO制度在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很普及的，使得职业经理人的利益跟股东利益高度一致，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此项制度设计不是基于股东利益而是基于职业经理人自身的利益，由职业经理人自行设计，岂不是让二当家僭越成了主人？可想而知，其结果只会加速国有资产流失。

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及之前三十年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没有“效率”就不会有“共享”，只能沦为共同贫穷。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超英赶美”，然而真正超英赶美只是最近十年才有的现象，其速度令人目眩，其成就举世瞩目。其中，“效率优先”政策起到了强劲有力的牵引作用，倾其所有，几乎将所有优质资源、所有优惠政策集中作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产业。然而，光有“效率”还很不够，作为经济共同体还必须兼顾到“后富”，没有“共富”很容易在高速运行时因重心不稳而侧翻，或在刹车降速时由于结构性冲突而散架，由此看来，“效率优先”的政策窗口期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到了第三步战略，应要侧重解决“共富”问题，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性”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念念不忘初心——“全面性”就是它的初心。所谓“全面建成”，不只是看人均水平，还要看大多数人有没有达标。如果人均水平达标而大多数人不达标，这样的“人均水平”，更像是一块遮羞布，掩盖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共享既是社会化生产关系不断得以扩大的动力，也是它的结果，最大的共享莫过于社会化生产关系扩大所实现的规模效应。共享是建立在效率原则、分配再平衡和补偿原则基础上的，由此建立起整个庞大的共享体系。这个体系内在地有着优先序，如果违背了这个优先序，共享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共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真正的共享要使得大多数人都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激励相容的有效机制。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性”正体现在这里。

前面所讲的原则都旨在于防止两头极端化，避免富的极富，穷的极穷，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花费大量财力物力，然而，关键不在于两头的“少数”，而是中间大多数人。只有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大多数人不断跟进，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而且能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先富”政策不只是有人先富，还有广大的就业，这才是它能够四十年长盛不衰的源泉。

无论效率原则也好，公平原则也好，都应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可持续发展动力，立足于这样的发展目标，而不是首先着眼于两头。先着眼于两头，就会顾此失彼，到头来整个政策体系是扭曲的，彼此相互消减；同时又由于重心不稳，因而左右摇摆，没有准信。决定政策的主线和方向的准绳在中间大多数人，这才是大头，至于两头少数人，完全可以适用例外法则，并不会影响到大局。

重估效率原则和先富政策，必须着眼于鼓励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眼于做大分母，而不是允许一部分人挑奶皮，甚至吃独食。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抑制，最终丧失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

[1] 马克思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标题是马克思自己加的，主体由7册笔记构成，计308页，包括《货币章》和《资本章》。莫斯科先后于1939年、1941年分两册用德文出版，编者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标题，《大纲》由此得名。马克思在1858年5月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及这部手稿，称“写得很乱但整个轮廓（ Grundrisse 即大纲）已经有了”。1858年11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及这部手稿时称之为“草稿”。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