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研究历史无疑是对过去的重访。然而,过去是不可重复的,后人无法穿越到过去以当事人的角色经历同样的事态,只能尽量想象或模拟当时的场景及事态进展情况。历史也从不售后悔药,因此所谓回到过去,实在是永远回不到的过去。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史记》有关霸王虞姬垓下对话的内容是不足信的,不可能有见证人。同理,李斯被腰斩前还想着再次跟儿子东门遛狗,这通愿望也很可能是杜撰的。 然而,为什么《史记》偏偏成了信史,并为人们所乐道,长期受到史学界的追捧并被奉为圭臬呢?
这就引出一个严肃话题,如何正确地叙述历史,准确把握历史脉络?当然,历史也不是靠史料堆积起来的,仅靠考古当中刨出的片鳞半爪,显然不足以支撑起整部历史叙述,必须要有内在的逻辑将它们串联起来。就如同山势地形,纵然鳞次栉比、一山更比一山高,仍然是错落有致、变化有节的。会看门道的人,任何伪装的掩体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假的就是假的;看走眼的人,就容易迷失其中,找不着方向。
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靠什么接引?
当然是思想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即存在着洛夫乔伊所说的“观念的巨链”。 我们所讲的那些历史上留下有影响力的思想,既不是无根基悬空的,也不是孤立无援的,思想史研究要不断追根溯源,按着它固有的脉络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由此拎起来的就不是片鳞半爪,而是一连串的思想。思想的高峰不是孤立存在,也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重峦叠嶂,同样也是这山连着那山,形成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山脉。要达到顶点,须不停地翻山越岭,而指引我们顺利攀登到达顶点的,不就是怀里揣着的那张明示山势走向的地图吗?
研究思想史,首先是想方设法回到过去,即设身处境地想象过去的场景。思想史是有体温的,对于思想发生发展的原点不断地作回顾式探访,很有必要。今人毕竟不同于古人,生活的环境和习性有了很大改变,尽可能多地掌握思想的素材,就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功。 与此同时,今人站在过去思想巨人的肩膀之上去跟古人对话,回访不是复古或炒冷饭,而是同一种思想在不同时间(时代)的对接,只有对接得上才有活思想的体现,思想史的价值就在于体现思想的时间刻度,即它的过去价值、今天创新、进步和发展。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因为它对所有史料开放、对未来开放,才具有普遍性,这是古今对话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所在,否则研究思想史就跟品评古董差不多,虽有某种隐约联系,但毕竟相隔太远,缺乏令人信服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这种回访是单向的而不是互动的,达不到回访应有目的。
思想史的重访包含了对真理的时间价值的重估,这恰是它令人肃然起敬之处。将思想史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不是停留在从观念到观念、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的演绎之中而不能自拔。虽说思想的脉络反映的是思想的印痕,但它的源头仍在现实层面,是某种社会存在状况的反映和对时代使命的回应,只有置身于历史脉络中才能找到根基,彰显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不至于沦为空洞的大话套话。
找准这把钥匙,等于打开了思想史宝藏的大门。如果文本足够多,就文本研究思想也是可行的。过去较长时间,因素分析法占据了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位置,然而,因素分析能否替代思想本身,一直是存有疑义的。譬如,同样的社会基础会有多元的思想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又作何解释呢?况且,思想不是孤零零存在的,思想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它包含着大量人间烟火气息,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思想,也不管它是片面偏激的还是全面中和的、平铺直叙的还是有意歪曲的,都是某种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只要它是真实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磨灭不掉的痕迹,就不能被漠视或虚无化对待。
思想内容本身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反映(或部分存在的片面反映),是各种社会存在反映的聚合,文本本身包含了思想史研究所需的全部信息,充分而完备。任何思想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不仅能容得了这个现实世界,还包含了自身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并不断逼近某种现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体现了思想固有逻辑、内在起伏变化等特征。因此,就思想(文本)研究思想,并没有脱离现实,更不是另起炉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迅速地成为一门显学,无疑受到了这种方法论的有力支撑。思想史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史,即使按文本自身逻辑演绎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层面,不管承认或否认,现实都在那里——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他的脚后跟总要触及大地——必须在现实中找到自身的落脚点,这恰是思想史与现实史重合的地方。
当然,思想史研究有它自身特点,不是历史背景所能替代得了的。虽说哲学是时代产物,但时代替代不了哲学,也代替不了思考。让背景走到前台,毕竟不是那么回事。例如,同一个历史背景下,会有形形色色的思想存在,一因多果现象也颇为常见,好比一个大屋顶下住着形形色色的房客,不同类型,各种形态,模样不会千篇一律。思想史有其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思想多元性、丰富性的根源,不是因素分析法能取代得了的。
可见,就思想来研究思想,仍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就忠实于思想本身而言,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的办法。就思想来研究思想,文本时序是主要依据,因素分析是辅助手段,后者不可能喧宾夺主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根本方法,这应是思想史研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