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唯物史观再认识

（一）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关系

“文化层”概念借用了考古学术语，指历史遗址残留的人类活动遗迹在土壤剖面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譬如，罗马城底下还压着另一个罗马城，今天的罗马人不同于古罗马人。开封府也因战乱和黄河泛滥，底下重叠着至少六层古城遗骸。面对越是久远的年代，就越要借助这些考古手段。

考古剖面呈现分层现象，各层土壤品质和内容物不同。通过对各层遗物的鉴定，能够确定各个年代与文明程度。与此类似，一个概念或一种观念也同样具有这种时间面向，从它的起源到发展、从过去到现在经历过不同时期的转换。概念谱系就是文化层在历史哲学领域的运用。

具体到唯物、唯心史观，概念谱系就很有指导性。长期以来，我们坚信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黑白分明、根本对立，唯物史观是对唯心史观的根本否定。殊不知，从文化层的考证来看，唯物史观正是叠加在唯心史观之上在近代（才）崭露头角的主流意识形态。唯物史观提到的一个词“扬弃”，准确地揭示出两种史观的前后关联性，表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在一个时间轴上的累积，是同一史观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不是“二”而是“一”，各自表明了它们的时代性。如果非得要把唯心史观抽空了让唯物史观填满整个历史，等于抽掉了历史。同时，弱化了唯心史观进一步发展为唯物史观的另一面潜质与可能性。历史地看，简单二分法本身显然违背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

那么，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根本区别究竟何在？

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侧重点不同，其对立性体现在，虽然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都承认经济基础的作用，但它更强调政治上层建筑的统领作用，并以此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和指挥棒调配一切资源。唯物史观认为，它的整体逻辑体系是颠倒的。

所谓唯心史观，并非如字面解释的“万物唯心造”，从而沦为不切实际幻想的代名词。唯心史观也好，唯物史观也好，都不否认物质财富创造的基础性地位，这一点从双方都承认“经济基础”就能看出究竟来。“经济基础”这一称谓并非马克思发明创造，而是马克思秉承了唯心史观的概念加以改造。所谓基础，好比盖房子的地基部分，是看不见的部分，裸露在地表上的是辉煌建筑，地位最显赫，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不难看出，所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种表述方式，本身就表明了高下、主次关系，以及优先序。事实上，唯心史观承认经济基础，但认为它处于下层，跟高高在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认为经济基础能反过来起决定性作用。显然，唯心史观仅承认“基础”而已，此后便不再越雷池一步，不肯承认物质财富创造会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否则，旧秩序岂不动荡、从此天下大变了吗？ 当然，它也不相信物质财富创造能起多大的历史作用。

唯物史观则不然，它将物质生产方式看作决定因素，一切都是围绕着物质财富创造及其生产方式展开的。虽然政治等贵为上层建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但不能不受制于物质生产条件，都得围绕物质生产而展开。可见，在马克思的观念体系中，虽然沿用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概念，但在旧概念中加入了新内容，不仅肯定经济基础起着基础性作用，更是强调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改造了旧观念。

相形之下，唯心史观则把政治看得高于一切，把经济看成政治的婢女，甚至瞧不起物质生产，轻易不言利，贬低商业价值，视金钱为粪土。

重义轻利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并非不讲经济利益，而是认为经济利益是附着在政治利益之下的，有了政治权力便有了其他一切。据此推论，最大的买卖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不在商业领域。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表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唯心史观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地位。这里举历史上的两个典型案例，涉及秦皇、汉武，作为对甚嚣尘上、不可一世之唯心史观最好的注解。

据《战国策·卷七》记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子楚），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 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晓。吕不韦对赌成功，赢得了与子楚“分秦国共之”这样的大局面。

另一则例子见《史记·高祖本纪》。汉武帝的曾祖刘邦功成之后给老父亲祝寿，调侃说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一句话引得哄堂大笑，殿下群臣皆呼万岁。到汉武帝手上，西征北讨，祖业撑得更大，如今十几亿人口的民族仍都自称“汉人”。

可见，那时的人们已意识到，最大的买卖不在商业而在政治，之后的历史更是变本加厉，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汉武帝时代登峰造极，盐铁专营，利出一孔，天下俨然是一人之天下矣。诚如《庄子·胠箧》所讥讽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强盗逻辑盛行之下，经济基础的作用隐于幕后，只能是潜流、弱音，无法显山露水。物质生产再重要，都受制于政治。因此，长期以来，物质生产的重要性都不是从积极方面表现出来的（只有到了近代才彻底改观），更多时候是以消极方式表现出来的，如江山不稳，这个时候潜流就会显性化，从而揭示给人看，即通常讲的历史周期率，遭受“如若不然，定会怎样”的历史惩罚。一句“天下（百姓）苦秦久矣”，说明统治不得法，不得人心。一部《资治通鉴》面陈的是帝王，讲的是帝王术，对帝王苦口婆心加以规劝以表忠心：若想长治久安，做到江山永固，一定要守规矩，不能逞强蛮干，大有临时抱佛脚的味道。这样那样的谶语，无非从反面证明历史铁律确实存在，并非妄语。最不知趣的要数明末的崇祯帝，所有大臣都负他，而他不负天下，到死都转不过这个弯来。

唯物史观是对物质财富创造的双重肯定，既肯定它的地位又肯定它的作用。唯心史观迈半步、留半步，永远保持清高姿态。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认知结构是颠倒的，二者彼此对立，不能同时成立。诚如前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都承认“经济基础”，但唯心史观仅到这一步，不再越雷池一步，而唯物史观不仅肯定物质财富创造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认为这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谓唯物史观的唯物性，集中体现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唯心史观讥笑唯物史观为庸俗的唯物史观。

将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相提并论，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唯心史观占据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跟物质财富急剧膨胀的近代史紧密相关。大航海时代呈现出巨大的物质诱惑，突破了中世纪的樊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推动近代史的根本动力，连英国女王都放下身段投身生意场，悄然入股海外公司，不再仅仅靠地产和税收过日子，可见，物质财富这股洪流的裹挟力量有多大——中世纪千年垒成的旧制度根基正在被一点点蚕食。倘若没有出现富可敌国的巨大利益，以法治见长的英国断不会出现如东印度公司这种公私不分的法外之域。自此以后，英国政府的海外行动，更像是一家多人合开的配备国家武装的股份公司。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很快为帝国主义所取代。

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自上而下都受利益诱惑不能自拔，那么，旧制度终将经不起长期腐蚀而自行溃败。近代史跟古代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古代战争是为掠夺而掠夺，近代战争是为了贸易和可生产的资源（原料）——尽管都由贪婪引起，但这个分水岭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择手段地靠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获得财富终归难以为继——对多数人而言是一场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绝路。近代史将这种对物质的诱惑引向物质财富创造，由此闯出了一条新路，带来一片生机。

如果将这股历史洪流阻挡在国门之外，后果会怎样？以1792年的中国为例，这一年马嘎尔尼率领多达九十人的英国代表团访华，带着新式技术前来给八十三岁的乾隆祝寿。这时候机器隆隆之声已经震撼了整个西半球，法国大革命浪潮掀翻了整个西欧，相形之下，中国则患上了自闭症，处于地球另一侧充耳不闻，仍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外桃源”。 究其原因，清朝皇帝（乾隆）出于自保目的，只知道防民，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婉拒（断然拒绝）外国通商的要求。私心作祟，自以为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谁也奈何不了我，以静制动，不思进取。可想而知，结果惨不忍睹——未出五十年，被打得稀巴烂，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整个国家都成了陪葬，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若以当时清朝国力计算，无疑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人均水平极低，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马嘎尔尼在中国逗留半年，感到大失所望，没有看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遍地是黄金，人人身穿绫罗绸缎”那种令人垂涎三尺、富得流油的东土世界，而是“一小撮鞑靼人”“靠棍棒进行威吓统治”“停滞于农业的社会”，于是大呼上当，形容自己所见到的是“一座雄伟的废墟”，对东土世界不再有任何敬畏之心，对天朝的幻想破灭了，看清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到了这份上，箭在弦上，战争已不可避免。事实证明，一旦开战，很多老百姓为了讨生活争相为洋人开道。

尽管现实如此不堪，但是，要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仍然有着极为苛刻的历史条件。因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唯心史观，即便像上述这样千疮百孔，备受指责，甚至被人指出全部缺陷和漏洞、虚伪和做作，都不会令其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宁肯赖着脸皮经受千锤百炼，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努力地撑下去。

只有当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洪流淹没（吞噬）了整个旧秩序，即物质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工作，让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利益和价值所在，这个时候唯物史观才能从潜流转而上升为主流。这时，一个新时代诞生了。有需求才会有供给，理论上也同样如此，唯物史观就是这个新兴时代的产物。只有到了近代，才突出经济基础这条主线；如果还是以农为本，让所有人都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能跳出历史周期率。

唯物史观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力量究竟来自何方。它的根本要义在于：第一条，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使得物质财富创造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重要特征。但是，仅有这一条，避免不了庸俗化的嫌疑，甚至会被唯心史观讥讽为庸俗的唯物史观，因此还要有第二条，即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物质财富创造只有跟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才有源头活水。具备了这一条，唯物史观才不会被庸俗化。第三条，促进普遍的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不断提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尤其是当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的时候，普遍的人的发展成为整个社会持续发展的条件和源泉。

具备上述三条，唯物史观才是彻底的。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及技术进步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再生产关系能够自动实现，极有可能导致另一极端，即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这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表征，越是发展程度高、技术进步作用大，经济危机也越深。危机就是强制再平衡的手段，借此提出了满足普遍的人的需求这一客观要求，尽管它是以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二）历史一再证明生产力内生性

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最大成就，在于证明生产力是内生的（endogeneity），现实也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以斯密为代表的最早的古典经济学包含生产三要素，三要素彼此独立，也就是外生的，三要素本身又是生产关系的体现，生产关系影响社会财富和生产力水平。内生是相对生产关系而言的，这是具有革命性的结论，唯物史观需要吸收这一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证明这个结论无比正确。我们见证了这样的历史奇迹，即在生产力条件没有多大改变的情形下，（生产关系）改革开放造就了新的巨大的生产力。

这种现象一直被看作是生产关系领域的能动反应（作用）。如此巨大的力量仅仅被当作能动表现，可见决定它的力量有多大！事实上，从1958年到1978年长达二十年，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即使处境如此糟糕，生产关系仍要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见起决定力量的生产力这个时候（时期）起的是反向作用。相形之下，1978年之后调整了生产关系，（边际）生产力就自发地产生了。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如此强烈的前后对比，安徽小岗村是如此，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同样如此。

这里没有什么事先已知的生产力在起作用，未知的生产力就蕴含在调整后的生产关系之中，不需要新技术，不需要机器大工业，粮食亩产就自发提高了，不再出现饿死人逃荒现象。这个神奇的决定性力量究竟是什么，不言自明。

从生产关系看，孕育着新生产力的有机体被严重束缚了，需要被打破。小岗村18个农民实在忍受不住饥饿煎熬按了血手印，要求包产到户，就这么低级的要求创造了农村生产力的奇迹，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难题。改革开放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绝不是预想得到的。更想不到的是，在不长的四十年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能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真正实现超英赶美。

这是从前难以想象的巨大生产力。站在过去的节点上，对于一个无法估量的未来生产力，只能称之为未知数，它在求解的数学方程中是被决定的因素，不能作为已知数，它又怎么能决定未来的生产关系呢？被求解的未知数（未知力量），怎么能当作已知的决定力量呢？我们只能称之为内生的变量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