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辩证法的实践彻底性

简而言之，历史辩证法就是对历史正反两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是两方面合一，因而它具有预测功能。 历史辩证法虽然隐于幕后，但永远不缺席。历史的彻底性就在于它要反复地证明自己的规律，像翻烙饼似的，不弄顺直滑溜就永无宁日。难怪几千年中国史会那么跌宕起伏。历史辩证法的实践性和彻底性毋庸置疑。历史就是发生了的事实，每一件事都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哪怕像王莽那样的伪善，跟舞台戏剧表演还是两码事。

虽然历史辩证法这一观念迟至十九世纪才现身，但它实际发生作用并非自那时始。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在推演历史轮回变化的周期；仲尼厄而作《春秋》，很有担当地将那些反面事例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非常执着，不怕得罪人，使得历朝历代乱臣贼子有所忌惮。无论是《春秋》还是《史记》，或是《资治通鉴》，都在扣其两端，隐约其中始终有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讲的“执中”吧，而在《老子》五千言中，更是直呼其为“道”和“德”。“道”和“德”二者本是一回事。所谓“德”者，即得或达也，仍是“道”。

道从何而来，就从扣其两端而来，没有比较就没有甄别和取舍。这是历史辩证法的第一层含义。另一层含义，不是只有经历失败才能走向成功，而是尽可能地避免失败。历史辩证法的本意就是要通过正反两面的间接经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历史不允许犯同样的错误。这是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等一干人写作的用意所在。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的话：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反复出现，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成了滑稽戏。 很多人都援引林肯说过的一句真理，你能骗得了一时，也可能蒙骗某些人一世，但无法永远蒙骗所有的人。第一次或许还心存侥幸，第二次就连被骗者都成笑话了。例如，清末民初袁世凯还要称帝，连铁杆跟班徐世昌都不答应。这说明，时代确实是进步了。

扣其两端，目的在于执中，把握历史主线，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这才是正道。前人犯过的错误还用得着再犯吗？史家一心所要维护的道统，就是这个历史辩证法，而不是别的什么“统”，更不是只要江山坐得稳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偏力、用蛮劲。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法家成就再大，都只能算一个极端，而不能称其为道统。事实上法家也少有善终的，几乎无一例外都遭秋后算账、拨乱反正。如此冤冤相报，势必不可能有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秩序。这就是历史辩证法强有力的表现形式。

有人认为统合才是正道，有人认为仁义才是正道，岂不知反例同样多如牛毛，可见历史不能只执一面之词，否则都是极端，而将另一个极端遮蔽起来，将历史辩证法所昭示的结果统统遗忘。譬如，中国史只有一半时间处于统合状态，高度集权，另一半时间中央政权近乎瘫痪，形同散沙，处于地方武装割据状态。大的乱世如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前221）五百多年，从董卓乱政开始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没有真正统一过，三国（220—280）、东晋及十六国（317—420）是其中最乱的。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907—979）也有近百年乱世，再就是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清末民国，杀伐现象变本加厉。可见，历史不是落在一个极端上，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难道几千年这种分分合合、大开大合的场面还不足以警醒世人？

同理，汉以来统治者所标榜的仁义之道也只是一极而已，另一极端则认为，成王成圣“乃欺世盗名耳”，吃亏的总是老实人。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汉宣帝教训太子“柔仁好儒”之弊，道出了真相：“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原来如此！鲁迅讲礼教杀人，让老百姓吃人血馒头。

历史的秋千（钟摆）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荡到另一个极端，来回往复，跳不出地心引力，只能围着它转，历史周期率在长时段里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历史辩证法就是要扣其两端，看清历史全貌和它的整个过程，不至于走向偏执极端的一端来回往复摇摆。它的真谛就在于，除非能够消除异己，完全同一化，否则，历史的钟摆始终有一个向心力，那就是双方形成的合力——只有合力才能生成最大的生产力，离这个中心点越近，合力越大，离这个中心点越远，合力越小。历史辩证法所传授的全部智慧都在其中。如何让分头使力的各种极端（状态也罢、势力也罢）趋于一致，彼此从对方角度考虑求得各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形成激励，促进合力，这才是正道。

有鉴于此，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要素生产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三让”，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合力，而合力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要素生产力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紧密的逻辑关系。新中国七十年不断探索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怎么样提供一套有效激励机制，不断扩大协作合作关系，形成最大的合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就走出来了。

理论自信需要在实践自信中找到归宿，并找到赋予这种自信的源泉，需要有新的动力和活力。再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这是合力创造生产力的典型例子。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义乌的成功概括为“小商品大市场”六字真义，非常到位。满大街都是前店后厂的小作坊，每家仅有几台机床而已，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所创造的合力生产力，足以与任何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相匹敌。

巨大的生产力体现在产值和效率上，它们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从生产关系的纵向深度来看，具有高效的自我激励机制，可以24小时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丝毫没有任何被迫现象。从交换关系的广度来看，作坊与作坊之间形成广泛的分工合作关系，其协作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任何一项加工品从设计到批量生产都能在24小时内完成。这就是它的规模和效率，协同合作，可分可合，同时具有了大企业所不具有的灵活性。这些都是它的竞争优势和成功之道，换作任何一家世界五百强，未必有它那么高的效率。

既然是合力，就需要维护双方的利益才能持久，因此自身的发展必须要以对方为条件，从对方角度考虑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案，而不是强调单方面牺牲，或舍弃自我，放弃自身利益。当然，也不否定彼此斗争的必要性，但很显然，斗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形成最强大的合力。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更不能将斗争当作本质，其目的性、主次、轻重、层次都是分明的。

可见，越能被普遍接受广泛认同的共识，越接近于历史辩证法的真谛。这跟平均主义无关，而跟公平有关。例如，手心手背有不同的赋权，要能摆得平，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以掌勺分羹为例。如何让众人相安无事，相与无争？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掌勺者分到最后一杯羹，是得到公平最简便易行的办法。离开了这条准则，其他方案再怎么去完善，除了徒然增加交易成本（包括监督成本在内），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只会引起更大的纷争——不消除掌勺者特权，再怎么提倡仁德爱心，讲尧舜谦让，都只有一时功效，不是什么长治久安的办法，缺乏应有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