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主义彻底性贯穿于意识形态批判始终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完成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稿。这是马克思首先做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批判基础之上，没有这把卓越的剃刀，不可能有后来的两大发现。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唯物史观第一次得到了正式表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稿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思想史上具有很高价值，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猫头鹰（die Eule der Minerva）从这里起飞了。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批判史。马克思的批判性非比寻常，一般人只知道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却不知道他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批判同样犀利。很多观念，貌似已经被当作垃圾从前门扔了出去，又顺手从侧门捞了回来，更不要说那些从后门偷偷溜进来的，《共产党宣言》就尖锐地指出，有的屁股上还留有封建主义的胎记，却恬不知耻当作自我标榜的勋章。

什么是意识形态（ideology）？简单地说，就是跟“物质形态”相对立的“观念形态”，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这两种形态是此岸和彼岸的关系，有如镜子成像，是镜和像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在物质后面加上“形态”二字时，它本身就已经被充分意识形态化，赋予柏拉图式的理型观念（不同程度上）。物质形态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穿透力是多么的强大。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兰西院士特拉西（1754—1836）在1801年出版的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目的是要确立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不偏不倚的观念的科学形态。这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难怪拿破仑会对这帮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麻烦制造者”不以为然。

事实上，观念形态内在地有着共同信仰、价值或技术结构，即范式（paradigm）。对此，马克思最先作出批判性揭示，马克思之前还有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之后有尼采（1844—1900）等人，包括海德格尔，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真相，这个名单可以罗列很长，甚至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可见其渊源之深，流传之广。但是，要论对意识形态批判最深刻、挖掘最深的还是德国人，其深刻性已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这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德意志意识形态呢？

“范式”这一概念迟至1970年才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正式提出，它准确地传递出意识形态固有的属性，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虽然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相比，范式提出的时间晚了一百多年，但毫无时间隔阂，二者能直接对接，彼此遥相呼应——因为没有人不在意识形态中思考问题，思考都是意识形态化的思考。自从有了这种自我意识之后，人们再提出任何一个观念，都会瞄准它背后的价值取向。套用卢梭的话，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但无时不在（意识形态）枷锁之中。

如果我们不把枷锁当作枷锁，岂不重获自由了吗？这当然是“聪明”的做法，这是否属于自我欺骗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行为呢？

未必尽然如此。假使从来都生活在这种环境，预先没有枷锁意识，视之为必然或不可克服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则另当别论。“交学费”论调不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吗？这是所有心灵鸡汤惯用的麻药。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庄园奴隶们并不认为自己受到压迫和虐待，奴隶天然地依附于奴隶主，主仆关系井然有序，至少表面上风平浪静，并无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倒是北方佬手伸得很长，要实行长臂管理，去解放南方劳动力。电影《飘》对此揭示得相当深刻，这是南北方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对南方来说，奴隶与奴隶主是共生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奴隶一旦离开了奴隶主，无法生存。 但北方缺劳力，因此不答应，要伸手解放黑奴。

人们往往笑话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套中人》的角色，岂不知自己在观察和思考问题也是不知不觉地套用某种范式，表面上是在争论某个观点，背后则是不同范式之间的较量。所以，要驳斥某人观点，最好将对方的范式连根拔除，否则还只是意气之争。显然，没有不偏不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这个特征跟特拉西的初衷正好相背。

对意识形态最好的批判，就是避免落入意识形态陷阱，而避免落入意识形态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去除意识形态幻觉。例如，要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得法，每个人所说的话首先让自家孩子能接受，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拒绝接受，怎么好意思拿来说服大家？某些裸官，大言不惭地高谈爱国主义，拿谎言来击鼓传花，终有落地被击穿的时候。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马克思主义彻底性表现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无产阶级要将自身置于被审察的位置上客观看待，不为任何利益所束缚。越是彻底，不心存侥幸和任何幻想，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越彻底。狭隘地死抱自身的利益不放，终将落空。譬如，工资提高了，或是劳保福利水平上升了，但在既定生产关系下如果效率没改变，财政并没有额外的来源，结果必然是新一轮物价上涨，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又如，如果教育资源不放开，供给端没有增加，需求端争来争去，表面改来改去看着眼热而已，实则于事无补。

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虽然我们前所未有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看到的高度尚不及巨人，甚至于马克思所批判的现象，刚从前门扔出去，不幸又从后门被全盘拣回来了。最典型的就是教育的强行灌输理论，重答案轻思想、重结果轻过程，用一个模子去套，标准化的大规模应试教育这种生产方式，是当代教育体制失败的根源。重新提倡创新型思维方式和学习型政府，就是对现代教育体制的纠偏。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给今天话语体系建设、怎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这既是一个愿景，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过去是被束缚在整个生产关系底下，现在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自由意志。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同时也取决于）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人的全面发展”达9处之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及时将这项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要在如何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成为现实这个主题上做大文章、做好文章。 在“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整个社会分工协作关系是建立在每个人自由意志、自愿合作基础上，激励一切生产要素的投入，由此来看市场，是否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有的特殊现象呢？由此回过头来看一和多、个体和整体是什么关系，人民的概念等过去所理解的教条主义，不觉得过于片面（偏激）和呆板（机械）了吗？

其次，一切都以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以此作为衡量尺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都是手段，当公有制能够促进这一目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就采取公有制形式。尤其是具有规模效应的基础建设，外溢效应非常大，天然地具有公有制性质，要求实现公有制形式。这些领域如果任由私有制为所欲为，假公济私，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当然，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公有制而公有制，它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纯粹的政治行动，如果用政治行动完全取代经济行为，等于消灭经济行为，结果扩大两极分化。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实现的，当公有制走过头，沦为大锅饭时，就开始搞包产到户，1958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直接影响党内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一直主导着此后的政治走向，长达几十年。这样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沉重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两代人就在这一历史的反复中折腾，成为试验品。

事实上，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计划经济都是派生手段，从属于实现生产力大发展这一根本目的。要实现生产力大发展，必须要让每个人自由充分地发展。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才是检验制度优劣的标准。至于按劳分配原则，是迟至马克思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才提出的主张，计划经济更是苏联人想出来的对策方案。这一切都是权宜可变的，只有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矢志不渝、始终不变要坚持的宗旨。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支撑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支点，阿基米德的地球就是这样被撬起来的。舍本逐末只会捉襟见肘，狼狈不堪。此正所谓一处被动，处处被动，苏联教科书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三大原则本末倒置，最终将整个国民经济紧紧地束缚起来，出现长达一二十年所谓“勃列日涅夫停滞”阶段。

若不是被教条主义束缚，哪用得着松绑？事实上，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改革都从松绑开始。

再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总纲。虽然物质发达了，体现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仍然任重道远。例如，GDP上来了，却买不来健康，其目的性就丧失了；如果国家富强，人均水平上来了，但大多数人低于平均水平，社会矛盾就会激化。

举纲张目，才成体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架设人类文明桥梁、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更是谁战胜谁、实现制度优越性的不二原则，走到东西方的哪个角落都叫得响。它从根本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局限于一隅（国）一时（发展中国家、初级阶段），而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