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警惕发展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危害

在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史论并进、理论和实践两条腿走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格局。理论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用之于实践，跟历史有割不断的联系。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视是有传统的。跟列宁同时代的梁赞诺夫作为这门学科的奠基者，在苏维埃政权初建之时就在欧洲广泛地搜集马克思原始手稿，这项专款由列宁特批。当时卢布极为宝贵，但苏联领导人远见卓识，即使勒紧裤带也做到精神不断粮，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对于有效开展马克思原始手稿搜集整理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有这样扎实工作做在前头，第三国际在跟第二国际斗争时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不至于在资料占有上先天不足。试想，如果当初第二国际垄断了马克思的所有原始手稿，苏联在思想舆论斗争中会多被动？

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烽火和德国纳粹党人迫害，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几经辗转还是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史料就是“草料”，有了草料，研究的骏马才能跑得起来。正是有了这些原始资料，才有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 ）的编辑，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一次国际盛会，其编辑方式、合作模式影响至今，直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直接影响到如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EGA 2的出版工作。尽管现在看来 MEGA 的规模显得过小，但好的开头非常重要，它架起了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

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像这样辉煌的历史终止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之后。自联共党史教科书出版之后，所有历史叙述都定于一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研究）就越来越受到政治束缚，只能按照其“四章二节”的调子复述，在此框架体例内不再越雷池一步，余下的工作只不过用来证明它的正确性。

联共党史就按两条路线斗争来编排，正确的永远正确，错误的永远错误，历史就按这个简单粗线条的套路来编写，成了事后诸葛亮，将整个艰辛探索过程一概抹平。如此一来，历史成了政治诠释的工具，成了如黑格尔所说的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延安时期编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历史文献是用来整风的重要文件，一度就干脆命名为《两条路线》。这是政治家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其真实可靠性就只好宜粗（就轮廓而言）不宜细究。毛泽东自己就常讲（针对某件事情）“一风吹”，不再追究。类似地，对待“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也主张“宜粗不宜细”，一旦纠缠于细节，牵涉面太广，必然会没完没了争执下去，不利于安定团结。

然而，对于史家而言就不能这么简单化一风吹，要讲求证据链充分，经得起推敲，要一个萝卜对着一个坑，不能有半点马虎。就像刑侦破案一样，不容错过的恰恰是细节，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头。在对待局部与整体、“一”与“多”关系上，要一视同仁，“一”放大了就是“多”，现代技术可以将细胞克隆成人，因为它们拥有同样的基因信息，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忽略活生生的个体，只表述为王侯将相史。

真正的理论创新，在史料面前是开放的，在辩证法面前是彻底的，这样的理论创新才能永葆青春。理论不能脱离活生生的真实生活，否则理论就成了木乃伊、纸老虎。当苏联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甚至大胆地说（直言不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地改变了。除了列宁，没有第二个人敢讲这样的话，而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不也是这么讲吗，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并不以真理自居成为人们膜拜的教条，而是拥有认识真理的强大动力和方法。

刻板的教条主义者割裂了史论关系，甚至切断了理论创新的脐带，成了无源之水，还在夜郎自大，怎么不跌得鼻青脸肿，甚至于粉身碎骨呢？1957年4月，毛泽东回忆党史时曾感慨：“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 1930年的《调查工作》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是管它叫“本本主义”。1961年这本小册子失而复得，重新发表时就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一部中共党史，就是跟教条主义斗争的血泪史。教条主义的禁锢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故步自封，设置了重重禁区和敏感地带，只能大而化之、轻描淡写，容不得认真二字。

理论创新应呈现史论相互促进、齐头并进的局面。史能明辨是非，论从史出，在辩证中求得正道，这个正道就在于扣其两端而执乎其中，这是历史辩证法的真谛。如果史从论出，这就难免会削足适履，向教条主义称臣纳贡，教条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阉割，危害至深至远。马克思发展史上每个环节重大争论无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契机，每一次重大挑战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转机，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历史辩证法将充分表明，每一次的历史反复都更加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性，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加彻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就是这股创新之风吹进来的风气，也是理论创新的试金石，即允不允许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多大尺度上允许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能不能从站队意识转向秉持实事求是原则，都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彻底性的风向标。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但是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其内容，还要方法创新，以及态度的转变。我们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在世界各地出版时都曾引起思想界不小的骚动，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布达佩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们都惊异地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马克思。究竟是另一个马克思，还是同一个马克思呢？

当然是同一个马克思，只不过以前给人看的只有一面，不够丰满和立体罢了。 教条主义不回答这些问题，只采取封堵办法，造成思想禁锢和理论僵化，行动上裹足不前，在现实中寸步难行。教条主义带来的危害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双重迫害，它的影响是长期的致命的，就跟阴霾一样。

教条主义就是新时代的“啃老族”，它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是在不停消耗价值，坐吃山空终会有山穷水尽之时，那时又该咋办呢？老祖宗给的是探索真理的方法，现成东西总是有限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又该咋办呢？

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可怜世上风波恶，最有仁贤不敢行。然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不行仁而得国者有之，不行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想过没有，人生终要老去，留下的精神遗产会是什么？当我们回首往事，不要因阿谀奉承而耳赤，也不要因投机钻营、沽名钓誉而羞愧，更不要因虚度年华而后悔，这样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就能无愧地说，我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世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