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的传达

“意思”的传达或交流，应该说是一件微妙至极的事情。时至今日，那众多显赫的学科，比如社会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接受美学，似乎也都还没把这桩事情弄得很清楚。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意思”的传达根本不像一个人把篮球嗖的一下递到另一个人手中那么简单。至于“填鸭”或“灌输”这样一些隐喻性的用词，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隐喻罢了。我们经常体验到要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多么困难。谁没有在电话里这样着急地吼过？“喂！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喂！喂？我再说一遍……”这也许得归咎于通信线路的不畅或噪音太多，闻声不见面的传达方式影响了“意思”的接受。可是在各种“面对面”的传达（比如交谈、争论、吵架等等）之中，类似“你这是什么意思”的追问，其出现率也是颇高的。当然，“面对面”有其十分有利的一面，质疑、驳诘、深入、展开、重复，都可以及时进行。这就难怪许多紧要的事情，比如相亲啦，谈生意啦（“价格面议”），非得“面对面”不可。

同样地，“面对面”的艺术，作者对自己的“意思”的传达，能够加以比较有效的“控制”。君不见说书人乎？凭三寸不烂之舌，惊堂木一拍之后，让场内的男女老幼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说惊就惊，说怒就怒，要不隔壁老太太每次都预备好了几条手绢才出门呢。她准知道能得着足够的、令她老泪纵横的那些个“意思”。文艺理论家把这叫“共鸣”，叫“感染”，叫“移情”，叫“卡塔西斯”或者“净化”，还叫什么什么来着？——反正，名堂多了。这是“面对面”时的传达。说书人的表情、动作、姿势、语调以及“现场气氛”等等，统而言之可用语言学的一个术语来概括，叫“语境”，这语境加强了、帮助了艺术“意思”的传达，以实现作者预期的效果。

最“理想”的传达，当然像“灌输”那样，水龙头一拧开，哗哗哗的作者的全部意图一滴不剩地转移到了观众、听众、读者的脑子里或“灵魂深处”。然而，与把有形的货物从甲方转让到乙方大不相同。首先，“意思”是无形的，不可见的，它的传达要经由“符号化”的转换。其次，我把一束花交给恋人之后，这束花就不再归我所有；可是我的爱意虽经表达，这爱意并未从我的心中丧失。也就是说，“意思”的传达使之成为你我所“共有”的了。

这两点带来了“意思传达”中的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

既然我们传达的只是“符号”而不是直接的“意思”，那么就很难保证从符号里释放出的“意思”与转化成符号时的“意思”毫无出入。（在这里我们先不说是不是“毫无出入”就一定好。）

于是，既然“意思”经过传达已经为你我所共有，我没有理由不把我得出的“意思”（即使出入很大）看作就是你的“意思”。很多“文字狱”之所以能够搞成功，而且成功得那么理直气壮，我想，很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在起作用。常见的手法，就是摘引一段文字，然后下一转语曰“这实际上是说……”，于是我的意思就变成你的意思了，往哪儿跑？这时候，如果我们提醒这位仁兄，说当他从那符号中得出这种意思时，其实已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创造，他是绝不承认的。抡出去的棍子变成了澳洲土人的“飞去来镖”，岂不令人沮丧？

毫无出入的、理想的传达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言者（发讯者）与听者（收讯者）之间，线路完全畅通，无噪音干扰；解释“意思”的代码必须对言者与听者都具有明确的、强有力的规定。但是，你会立刻感到，这种“理想的”传达不太像是人类进行的通讯，却更加适用于机器之间的固定信息的传达。只要把它们组编起来，它们就会完全按照代码的规定操作，而且只要不发生故障，它们就不会拒绝编制、解释讯息。在这里，发讯者与收讯者完全由封闭的线路所连接，外界的参与完全被排除了。显然，对当事者来说，它们之间传达的固定信息不可能叫作“意义”，更不能叫作“意思”。

只要一加入“人”的因素，通讯回路立即被变成“开放系统”，理想的传达被新导入的不确定因素打破了。人不可能被固定的代码所束缚，人还可能遵循多种多样的代码，更当紧的是，人还企图超越代码，创造新代码。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收到一些“脱离代码”的讯息。如果是机器，它就不会接受这种讯息。但是作为人，他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而拒绝接受讯息。学龄前儿童所说的不合语法的句子太多了，他们的母亲却能听懂这些话，并且做出积极的反应。中国话说得很糟糕的外国人买东西，急于“创汇”的个体户决不会因为他们的话超越了代码而不去想法弄清楚他们到底想买点什么。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崇拜著名诗人的诗歌爱好者们读“朦胧诗”的时候，他们努力在“前言不搭后语”之中领会出意思。“意思”的传达绝不是毫无出入的、理想性的传达，然而却是富有创造性的传达。

那些“越出”代码的讯息常常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决定，它是否值得加以解释，如果不值得，就放弃它，正如我们经常扔下读不懂的诗集时那样。如果认为值得加以解释，然而已有的代码又不够用，我们便常常参照“语境”来体会。黄口小儿的牙牙学语对我们可能是不可解的，然而处在具体语境中的他的母亲却接收到了大量的“意思”。如果说，科学的通讯是“代码依赖型”的传达，那么意思的通讯却是“语境依赖型”的传达。前者是对讯息的解译，而后者则是对讯息的解释。

我们，文学读者们，当然不是那种僵硬的机器。我们热爱文学，正如母亲热爱牙牙学语的小儿，正如个体户热爱汉语蹩脚的外宾，我们主动地、创造性地介入到文学作品之中，以解释我们接收到的这些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多义的文学讯息。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了，文学阅读，是一种“背对背”的意思传达。与听说书人说书大不相同，我是在脱离了现场“语境”的情况下，读到“诸位看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文字的。作家住在高级宾馆里写下的小说，我在大杂院的防震棚里拜读。千年以前的古人刻在竹简上的经典，我视读了微缩胶卷来领教。万里之外的洋人用打字机嗒嗒嗒打下的作品，经由翻译家的努力转换成以汉语为代码的符号系统，然而我所处的“语境”显然与洋作家的“语境”大不一样。广义的“语境”是多层次的，从阅读时的心理，到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越来越宽广，越来越丰富。既然每一个阅读者的“语境”都是具体的，他从文学作品中领会到的“意思”也必然是多种多样，各个不同的。从作品中生发出来的多种意思极大地丰富了作品本身。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作者的角度看，这还能唤作“传达”么？喜欢“灌输”的作者憧憬于“理想的传达”，就像当年“最新最高指示”下达时那样，最好是“宣传不过夜，传达不走样”。文学的魅力不可能像政治的权威那样用“句句是真理”来保证，耳提面命的愿望和方式不能不说是用错了地方。

似乎有一种更严厉、更苛刻，因而也更高雅的情形：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子期逝矣，伯牙碎琴。这两位知音之间的经由音乐符号的传达是否就是原原本本的“理想的”传达，我们无法起古人于地下而问之。依我的“意思”，更愿意看作是他俩各自的创造性审美活动在某一高层次中（对人格理想的向往之中）得到了契合。倘把钟子期当作一部内在的“Hi-Fi”（即“高保真立体声音响设备”），那恐怕是对古人的一种亵渎，这千古流传的佳话也就黯然失色了。

把这个音乐界的例子推广到我们的文学阅读中来，可以看到这里也不单是一种“单向的传达”，而是存在着我们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在阅读之前我们就抱着某种期待：“你将告诉我一些什么新东西呢？”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猜测、反驳、赞同、惊奇、厌烦……大量的空白、大量的语焉不详之处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地加以填充，我们的创造性审美活动被紧张地调动起来了。因此，我们的“语境”被我们携带过来与作者的“语境”也产生了对话。我读《红楼梦》的时候，不单只是与曹雪芹老先生闲聊，我周围的一切也挤了进来与曹老先生周围的一切磨牙。是的，在这种“背靠背”的磨牙中，你批判曹老先生也好，你指出他的历史局限性也好，你不过是代表你和你的时代、意识形态等等与之展开了对话。曹老先生向他的同时代人，也向着遥远的未来发出了讯息：“谁解其中味？”

我相信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个较为深刻的命题。你会问：如果各人都是依据向己的语境得出作品的意思，那么所谓文学阅读不是乱七八糟得一塌糊涂吗？曹老先生的悲哀不正成了永远难以消弭的悲哀了么？

如果我们对“言者”（作家）、“听者”（读者）、“话语”（文学作品）与“语境”（世界）有着前述的那种开放的、宽广的理解，“意思”的传达在何种条件下成为可能的问题就不难解释了。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经历、气质、修养与古作家、洋作家、又古又洋的作家都大不相同，他们的作品却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说明了“意思”还是穿越了浩渺时空得到了传达。当文学符号被我们引进心理、社会、历史、文化，引进一层又一层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化的语境的时候，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与古今中外作家所共同分享的语境——人类共同面对的困难。夸父逐日普罗米修斯盗火吴刚砍桂树西绪弗斯推石头屈原沉汨罗但丁游地狱红娘为他人作嫁衣裳费加罗自个儿要娶媳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茶花女病死修道院堂·吉诃德战风车阿Q画了圈儿大团圆安娜·卡列尼娜卧铁轨陈世美躺在老包的铡刀下马孔多下大雨黄河决堤发大水老渔夫拖回一具大鲨鱼骨头架子小海碰子要找六垅刺儿陌生的海滩交叉小径的花园红房子绿房子金房子娜拉走后怎么办在人间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五号屠场世界末日之战高山下的花环我是谁？五光十色的文学符号带着它们各自的语境在我们面前旋转着、交融着、展开着，在那深处浮现出人类共同的困境：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所创造的自然（“第二自然”）之间旷日持久的、永无止境的对峙和搏斗。每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都在程度不一地描写、表现、解释和回答这一困境。这一深层的语境像一座庞大的回音壁，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呼喊都在这里互相撞击着震响着传入人们的心底。“意思”的传达之成为可能，正在于坚信“我们都是世界的孩子”，在于坚信每一个人（作者与读者）都有责任为回答人类的困境贡献自己的创造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