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误解

泰晤士河畔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园。公园里有一座“中国塔”。前些年，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参观了这个公园。临离开的时候，代表团里一位年长的学者很认真地对接待他们的主人说：

“中国的宝塔一般都有十一层或十三层，你们这个塔却只有六层。”

主人笑了一下，说：“所以它是伦敦的中国塔。”

我想这位主人不光有幽默感。他并不因为这塔不是“原装进口”而深怀歉意。他很可能觉得既然是“伦敦的中国塔”，那么它只有六层就不奇怪了。他很可能甚至为此而自豪，就像我们谈起“中国之精工”或“中国的巴尔扎克”时那样。

联邦德国的汉学家阿克曼也讲起过，他的家乡慕尼黑市最美丽的大公园里也有一座“中国塔”。它是人们在十八世纪按照当时对中国塔的想象建筑的。“当然这座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作用上，都已失去了一座真正的中国塔的本来面目。”

“这可以说是一个误解的产物。”阿克曼说。

他以这个“中国塔”的故事作为开场白，讲到了他作为一个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国当代小说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些理解，这些理解肯定会被中国同行们认定为“误解”的。比如说《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一段描写：

他几乎用小伙子般的热情抱住童贞的双肩，热情地说：“喂，工程师同志，你以前在我耳边说个没完的那些计划，什么先搞六十万千瓦的，再搞一百万的，一百五十万的，制造国家第一台百万千瓦原子能发电站的设备，我们一定要揽过来，你都忘了？”童贞心房里那颗工程师的心热起来。

阿克曼提请大家注意，这里是一颗工程师的心，而不是一颗爱人的心。可是他在中国，没有碰到一个人对这段描写有异议。作为一个西方读者就会对这种工程师同志式的而不是爱情式的拥抱，感到不太自然。他把这解释为“性意识的下意识躲避”。爱情的拥抱以及有关它的描写，在作者及其主人公眼里总是所谓“不正当”的，所以在乔厂长拥抱童贞之前，必须将他恋爱的女人转换成工程师同志，用心理分析法的理论来说，这个过程叫作“移栽”。也就是说，一种“不正当”的与性意识有关的活动用另一种正当的好像与性意识无关的方式来表达。

在我们看来，这里之所以存在着阿克曼所说的这一些“误解”，显然是由于西方读者采用了与中国读者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的缘故。在文学艺术中，中国的爱情表达方式历来与西方大不相同，最方便的例子是《小二黑结婚》与《茶花女》这两部歌剧中女主人公的咏唱，她们之间的显著差异甚至成了一段著名相声的素材，尽管在这段相声里又暴露了我们中国观众对《茶花女》的“误解”。小芹对小二黑的爱慕是与他的“当劳模戴红花”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恋爱+生产（或战斗、革命、抢险、开荒识字、承毡、改革，等等）”这样水乳相融的情景，是一点也不会觉得不自然的。可是对西方读者来说，如此含蓄的、吞吞吐吐的、旁敲侧击的、顾左右而言他的爱情表达方式就很难理解。何况，是在弗洛伊德学说“污染”欧美大陆的二十世纪呢！类似“下意识躲避”“移栽”这样的心理分析学术语很容易被用来批评他们所读到的别一文化产品，产生连作者也未意识到的一些“意思”。

阿克曼先生还列举了一些别的同样非常有趣的例子，这里无法尽数转述。不过，我完全同他的这一观点：

一般来说，“误解”被认为是有害的，是引起偏见和仇恨的根源，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在两种文化相遇时，误解有时却能起积极的作用。在两种文化对话时，误解是不可能避免的。当它使对话无法进展下去时，误解有害；当对方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理解并愿意进一步理解时，误解有利。

是的，误解的利与弊都不是无条件的。很多人愿意承认他可能误解了你的意思，并且对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抱着冷静清醒的态度，对这样的人你肯定乐意与他进一步对话，在对话中你发现那些误解都转化成了积极的有益的成果。最可怕的，是鲁迅所说的“谬托知己”者，一上来就认定他是你的意思的权威解释者，把他的误解当作唯一的“正解”。最后，当你发现他把你罩在他的误解之中开展起“革命大批判”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

在这里，积极对话的愿望，进一步互相理解的愿望，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以前讲到过，理想的、原原本本的传达意思，只存在于运转良好不出故障的机器之间，一旦加入了人的因素，意思的“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人们互相理解的愿望产生于他们经常互相误解的实际处境之中。古往今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向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慨叹，乃至“理解万岁”的口号响彻九州，无一不是这一愿望的表露。但是，倘若把人们之间的“理解”理解成原原本本的灌输，那就错了。人不是复印机。很难设想脑袋里装满了别人的意思的复印件会是个什么滋味儿。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在对话中发现了各自意思的相通之处与互补之处，“理解”才会如此激动人心。与那种毫无生气的、奴隶般的“不理解也要执行”不同，真正的理解是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在理解的“增益效应”中，误解起了积极的生气勃勃的作用。

在人类观念的发展史上，各种误解的例子简直俯拾皆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学史上的一些事实。一个经典的论述是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提到的：“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思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那么，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每一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呢？马克思认为：不能。因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08页）这里谈到的是文学家对历史遗产的误解。所谓戏剧中的“三一律”，即要求情节、时间与地点一致的规则。其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只要求过“动作或情节的整一”，至于时间的整一只不过是希腊剧作家的一种普通的用法，他们更没有提出过地点的整一，因为古代的戏剧没有幕间休息，不存在变换地点的问题。但是，联系“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来考察这种误解的时候，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自己艺术的需要”就被看得更清楚了。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正是哲学上的唯理主义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等等的对应物，从而使得这种“被曲解了的形式”成了“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这种误解只起了消极的作用。

倘说，纵向的文学继承经常发生有趣的误解的话，横向的文学交流中这类误解就更多了。最常见的，当然是文学翻译中大量的字句的误译。这类“常规性”的误解一般很难见出其“创造性”来。“中国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林纾，并不懂外文，他的合作者口译，由他落笔成文。所以他有时把误译的责任推得干净：“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林纾：《西利亚郡主别传·序》）有时又全部包揽下来：“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重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林纾：《荒唐言·跋》）其实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一个“责任”问题，而是一个深沉的悲哀：“凡所译者，均恃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不幸矣！”（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钱锺书先生曾举出林译中许多“增补”而来的“讹错”，说他根据自己的“古文义法”为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了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先生说：“作为翻译，这种增补是不足为训的，但从修辞学或文章作法的观点来说，它常常可以启发心思。”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也就是说，倒是这些“创造性误解”的部分，较之亦步亦趋的“口译实录”部分，更有流传与研究的价值了。

观念的误解显然比一般字句的误解更能说明两种文化、两种价值系统、两种意识形态在“转换”过程中无可避免的“损耗”与“增益”，正是这些“损耗”与“增益”揭示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需要。古代，我们的祖先根据自己的社会需要误解了印度的佛教而产生了“禅”，这“禅”又经由日本人的介绍而在欧美继续产生着形形色色的饶有兴味的新误解。近代以来，严复对达尔文主义的误解产生了激励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天演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对尼采哲学的误解产生了现代文学史上发人深思震撼人心的作品。多年以来，我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命题的误解又产生了一系列值得考察的理论现象……

倘若以为这只是中国人“以我为主”的心理定式才会产生这样多的“同化”现象，那就是一种误解。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兹从《论语》中得出结论，中国人在世界上创造了唯一的一个公平和合理的社会。这一“误解”影响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在欧洲艺术中，引起了所谓的“艺术品的中国化”。这是我们的孔夫子在慨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时绝对料想不到的。类似的误解也曾发生在伏尔泰、歌德等大哲人的身上。

如果把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理解为广义的“语言系统”的话，在这后面蕴含的深层结构可能是不同的思维模式，揭示了人们心目中不同的“世界形象”。单个的文学作品或观念被置入不同的“语系”中来理解的时候，很难不在新的“世界形象”映衬下发生某种变异。倘使我们意识到，在不同的“形象”后面，人类面对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那么，我们就会乐观地看到，这些无可避免的变异尽管有时导致各民族之间或者“邯郸学步”或者“买椟还珠”或者“以讹传讹”，然而在积极地对待这些误解时我们发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丰富多彩。就文学作品而言，多一些理解它的方式终归比只有一种规定的方式要好。有一种“图解文学”或“证明文学”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它的一切都由事先要图解或证明的理念表述得明明白白了。可是——众说纷纭的《红楼梦》呢？如果曹雪芹老先生还魂再世，一定会矢口否认他是一个“红学家”的，然而这正证明了一部名著的价值。我们开头提到的阿克曼指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像一座有好多门的建筑物，其中有一些门作者本人也未察觉到。”

如果我们有一天有幸见识到了伦敦或慕尼黑的“中国塔”，就不再会由于其“不伦不类”而哑然失笑，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就矗立着各式各样的“不伦不类”的“塔”。这并非坏事——只要我们严肃坦诚积极地对待这些误解的产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