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在题目当中
——《艰难的选择》小引

《艰难的选择》，赵园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不是我们选择了题目，而是题目选择了我们。我们被纠缠上了，命中注定地，要与它撕掳不开。这感觉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惶惑，说不清哪样更多一些。

题目选择了我们

喧嚣尘世，苍茫人海，我们会和什么样的题目邂逅呢？几乎有无数的可能与偶然。我总在想，也许，被这样的题目选中，是幸运的——如果它显示了一种可观的研究前景，在地平线的后面你直觉到了某种不但可以“描述”而且可以“论证”的东西，即通常被称之为“发现”的东西；如果它正好出现在现有研究成果的“空档”，有如目标出现在由缺口和准星连成的直线上那样；如果它为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科研能力所胜任，不以过分令人昏眩的高度使我们望而却步；如果它与我们所生活的现时代紧密联系，因而经由对它的献身，我们能够参加到同时代人的事业之中；如果它与我们的个性、经历以及对人生对世界的体验有着奇妙的契合点，因而它能激发我们持久不断的（不怕失败也不甘失败的）热情和注意力，并使我们在与它的相互作用当中一天天地成长起来；如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无疑就是幸运的。

知识分子形象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在印刷术发明了一千二百年的今天，更是如此），一时代的文学风貌，与一时代知识分子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至关密切。鲁迅先生准备写的中国文学史，把六朝文学这一章拟为“酒·药·女·佛”，把唐代文学的一章拟为“廊庙与山林”，都是着眼于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道德面貌、心理状态来立论的。一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把这说成是一种机械的平面的镜像当然是危险的，总是有所扭曲变形，有所放大缩小，有所隐藏装饰。这种种变形，又正是知识者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使之然。研究者探讨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便不单要窥见那镜像，更须同时考察那镜——凸透镜、凹透镜或哈哈镜，将那镜的折射率、焦距、制作时产生的气泡，以及映射时的角度、光线明暗等等，一一指给我们看。不单解释了镜像与镜外之物，也解释了那镜。

然而研究者自身也是知识分子，检视那镜者亦映入镜中，我们将看见双重的映象。以后倘有人来考察这一考察，多半亦会映入其中。于是我们获得一种叠印的丰富性。这是一代代知识者执着的自我反省积累起来的丰富性。反省的又不仅仅是自我，其中蕴含的，却是由时代、世界、民族、个人诸因素交织起来产生的逼人质问所引发的思索：关于命运与道路，责任和自由，理想与代价，生和死，爱与恨……

但文学毕竟不单是一种自我反省。“在语言中，我根据他人的视界给自己以形象。”（巴赫金）我是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之中写作，我是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创造形象。对形象和形象史的分析，最终不能不归结为对文化与文化史的分析。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自觉创造者与敏感承受者。文化内部的破裂与修护，外部的撞击与交融，都最集中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其形象史中烙下印痕。我们经由一个似乎是很小的口子切入，突然间线索像树根一样在深层伸展开来，纠缠着蔓延着，却并未使我们迷失于这些线索之中。所有这些线索，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民俗的等等，终至汇集于我们的目的地同时也是出发点，即它们如何制约了、化入了文学形象的创造。文学研究于焉而超越自身并返回到自身：超越自身以获得活力、获得丰富与充实；返回，则知所行止，获得完整与结构。

“盗火”与“理水”

鲁迅曾想写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包括章太炎的一代，鲁迅自己的一代，瞿秋白的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可惜未能写出。实际上，这一宏愿是由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画廊来完成的。在接续而至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又有好几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得到了描绘。每一代人都面临艰难的选择，选择道路、方向、目标、意义和归属，从而，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形象。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当两种文明发生碰撞之时，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有如“变压器”。他们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率先学习发达的文明并将其精华传播至全社会；另一方面，是慎重地用新的眼光重构固有文明，使之获得新生而得以延续。不单要“盗火”，而且要“理水”。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是在这双重的重负之下辗转挣扎，留下其零乱的脚印与不屈的身影。文学，自觉不自觉地，部分地然而生动地，表现折射了这一艰辛漫长的历程。即使仅仅经由文学来探视这个历程，也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至今仍在继续的历史进程。我们自己，也正身处在这一进程之中。因而，所谓“史”的研究，也就在这一点上获得了某种当代性与实践性。

治史的诗心

题目选择了我们，却原来我们就在题目当中。正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于是我们无法保证研究的“客观”。然而，在人文学科的研究当中，真的有可能“客观”么？如果题目不能与我们的生命“长在一起”，我们与它的结合就只会充满了痛苦。与其用一种无个性的主观去冒充所谓“客观”，不如毫不犹豫地掷笔敛手。

朱自清先生讲到闻一多先生治中国文学史时曾说：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是“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我想，文学史的研究者，最难得的，莫过于这一颗跳动的“诗心”了……

赵园嘱我“海阔天空”地写一点什么作她这本书的小引，于是，我涂了几段类乎札记的文字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