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意思

在电影院里，你听到一对恋人边看片子边嘀咕。最后，女的说：“没意思，咱走吧！”椅子咣当一声，他们出去了。你却津津有味地看到终场灯亮。这天下午连放两部片子，第一部讲十七岁少女的初恋，第二部讲孤独的女教师凄凉的晚景。这第二部片子刚开了一个头，退场者就陆续咣当而出。显然，都是些年轻人。而你，却看得老泪纵横……

蒋捷的《虞美人》词曰：“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少年、中年、老年，这是时间的推进；歌楼上、客舟中、僧庐下，则是空间的位移。同是一“雨”，便听出种种不同的“意思”来。

“意思”的有无深浅浓淡，依一定的情感经验态度动机和价值体系而转移。当我们说，每次重读某部名著时都发现了一些新的“意思”时，名著本身并没有丝毫变化，而是我们的情感、经验、价值体系有了新的调整。“参照系”变了，“意思”也变了。

当有人说某部作品“没意思”时，我们不要忘记考虑，他依据的是什么样的“参照系”。很可能他刚跟老婆吵了一架，正怄气呢，看什么都没意思。不出半个钟头，两口子言归于好，他又会钻到床底下去找刚才扔掉的书，咂吧着嘴读将起来。要是他并没有跟谁怄气，不但心情平静，而且读得又细致又认真，也可能这本书真的没意思。所谓“真的”没意思，也只是意味着，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持有大致相同的参照系。显然，持另外一种参照系的人，比如这本书的作者吧，绝不会同意我们的看法。至少在他写作的时候或领取稿费的时候，这本书是大大的有意思。

哲学史上有个著名的难题：“森林中有一棵大树，倒下时周围空无一人，那么这时是否有声音呢？”这个问题依据不同的参照系，至少有两个答案：在物理世界里，大树倒下当然会引起空气振动，因而这时显然有“声波”；就心理世界而言，既然无一人听到它倒下，那么这时并没有“声音”。我们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感到为难，是因为不善于区分出不同的参照系，然后依据不同的参照系得出不同的“意思”。我们有时会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犹豫不决，被“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习惯所束缚，不愿意承认不同的“意思”都可能是合理的。

只需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领域。球迷们对球星在每一场比赛中的表现了如指掌，你对他们的狂热表现总感到大惑不解。影迷们津津乐道于明星们的一举一动，直到私生活的一些细节。在集邮门市部门口你会发现小小邮票构成了多彩奇瑰的世界。在湖边你了解到各种鱼饵、水流、鱼的习性等等大有学问。老烟鬼闭着眼睛也能区分香烟的牌子甚至产地。美食家可以就佳肴与你聊上几小时。你仿佛闯入了一个从前并未注意到的全新的世界，你还以为那里没多大意思呢。你觉得更有意思是另外一些问题，就拿国际政治来说吧，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两伊战争，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你侃侃而谈，可是轮到别人却感到意兴索然。人们按照一定的“意思圈子”聚在一起交谈。“圈外人”可以说那没什么意思，却不能否认那圈子存在的合理性。游离于一切圈子之外的人是危险的，差不多这个人自己就没什么意思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发出“没意思”的抱怨呢？

有时候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无知这词在这里不是贬义，当然也并非褒义。我们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全知。“百事通”对第一百零一事就不那么通了。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全才”也仍然所知有限。任何无知都意味着一种局限。当我们出于无知而说“没意思”的时候，只不过暴露出自己的某种局限。这种暴露有时是无伤大雅的，有时却难免被人嗤笑。然而，任何“意思”都依据一定的“译码系统”而得出，一个毫无局限的人，见了什么都一概连呼“有意思”，不被视作怪人才怪呢。

因此无知经常得到原谅。妨碍我们得出“意思”的，更有“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的偏见。偏见是理论化了的无知，是用理论武装起来的无知，是“强不知以为知”。持有偏见的人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的精神是可敬佩的，但他抹杀这一体系之外的一切体系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按照他的方式来整理的世界才是可理解的，他种方式的整理在他看来是不对头的、别扭的。我所不通晓的外语对我来说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音节的连续，这是由于我的无知。然而汉语里头保留下来的“胡说”“胡扯”“胡言乱语”等词，就表现了古人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不理解以及由不理解而形成的偏见了。

有时候则是由于厌烦。千篇一律的、单调的刺激使我们变得麻木。我们说“没意思”，是说缺少新意，“唉，老一套！”厌烦使我们失去对刺激物应有的敏感，这一点有时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在流水线旁工作的工人，驾驶长途汽车的司机，当他们失去对“意思”的把握时，往往酿下了重大的事故。以前人们以为笔直的公路是最好的公路，现在人们发现在笔直的公路上事故发生率最高，因为路上缺少打破司机厌烦的必要刺激，缺少“意思”。人们在高速公路两旁设置一些醒目的变化丰富的标志、凉亭、花坛等等来改善这一点。厌烦是激发人类创造性的必要心理因素。无法摆脱厌烦心境的人，世界于他是索然无味的。他陷入一个可怕的处境。这时，变“没意思”为“有意思”，不消说其重要性就不亚于“救死扶伤”了。

文学艺术是人类与世界缔结的一种“有意思”的关系，也是人类对自身感到“有意思”的一种确认。就文学艺术的本性而言，它所不懈地与之搏斗的对象，正是种种侵蚀着我们的感觉、情绪、意兴的“没意思”。它从“没意思”中唤醒我们，使世界重新显现出意义，显现出新鲜而激动人心的一面。

因此文学艺术不得不生存于一种张力场中：一方面它必须是与我们已知的经验世界相联系，必须拥有与我们大致相同的参照系，它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嘲笑我们的无知，也不能以一种全然陌生的面容出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打破千篇一律的单调，必须是对世界的新整理新组合，它不能人云亦云地重复人所共知的东西，也不能淹没在我们以往的经验世界之中而无从辨认。

同样地，文学艺术还不得不与偏见搏斗。当文学艺术沦为偏见的说教工具的时候，不但变得索然无味，而且面目可憎。

世界之所以是“有意思”的，是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中看到了自己，是因为世界以人为尺度呈现在人的面前。文学艺术是对“有意思”的肯定，因而不能不是对非人的、疏远人的世界的抗争，不能不是无知、偏见和厌烦的解毒剂。

正是在文学艺术中，世界同时变得亲切和陌生，但最终是变得亲切了。变得亲切是由于它消除了我的某种无知，以往从未进入我的意识域的东西突然向我微笑了。变得陌生是由于它使我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凝视世界，世界从我的司空见惯的鼻子底下推到一个可以端详的距离上，我不能自欺欺人地对之视而不见了。重新端详的目的是为了在我和世界之中寻找新的平衡与和解，因而最终是变得亲切了，尽管这是一个仍需继续下去的进程。

文学家、艺术家不懈地与世界的“没意思”搏斗。这并不排除他们也时常制造着（甚至是大量地制造着）“没意思”。但是，我们已经深深知道，使世界变得“有意思”的是人，是创造着的人，是争取自由的人。因而，为了保证文学艺术“有意思”，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是“有意思”的人，而我们——读者、观众、听众，也应该是同样日渐变得“有意思”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