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
如果“有意思”的事物对我们渐渐变得“没意思”了,我们把这叫作“意思的老化”。
你经常听到有人如此这般地自我解嘲:“咳,老夫老妻了!”这通常都是为了掩饰他俩之间真正的恩爱之情。但也可能隐伏着某种危险,也就是说,他俩已不再像热恋中的情侣一般互相感到非常“有意思”了,他们仅仅是“彼此在一起习惯了”。有一天,他俩发现,在他们平淡无味的关系中终于涌现了“意思”,却是某种颇为严峻的“意思”,那已经为时太晚了。
我认识一些真正的“老夫老妻”,年过花甲了,可几乎每天他们都能在对方那里发现新的“意思”,因为他们每天仍在创造着,使自己始终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但也见过这样的老两口儿,每天无聊而冷漠地相对而坐,老头儿翻来覆去地看同一张晚报,老太太不知是在织还是在拆一件毛活儿。偶尔,老太太唠叨起来:
“别那样大声地擤鼻涕。”
老头儿不吭声,擦擦鼻头。
“我真是受够了,听你这样擤鼻涕都听了五十年了。”
“管得着吗?这是我的鼻涕,我爱怎么擤就怎么擤!”
老头儿阴沉沉地吼道。但很快他们又相安无事地复归于无聊和冷漠之中。
“意思的老化”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它又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必然产物。对于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人们总是遵循“扫描—注意—归类—命名”的程序,迅速地把它安顿好:“哦,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去应付新出现的情况。如果每一种“意思”都老是那么新鲜而富于刺激性,我们也受不了。热恋中的情人总是忐忑不安、兴奋激动、废寝忘食、掉好几斤肉。“老夫老妻”之间有安全感,彼此协调以应付新的人生课题。倘若他俩之间还像热恋时那样老出现新的情况、考验、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之类,这一家子可就热闹了。“意思”的老化并不是“意思”的死亡,它融入了由“老意思”们组成的可靠背景之中,腾出地儿来方便新的“意思”的涌现。
一个民族的语汇中的成语、读语、熟语,常常是这些已经老化的“意思”的结晶。每一条成语在它刚出现时是很新鲜而引人注目的。“守株待兔”“揠苗助长”,曾是多么生动有趣的寓言;“破釜沉舟”“四面楚歌”,曾是多么悲壮激越的历史故事。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引用,它们已消融于熟套的语言背景中,不再像刚出现时那样鲜活了。一篇文章倘全部用成语写成,那是会令人“不忍卒读”的。旧时尺牍一开头总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于今读了便觉得酸腐不堪。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成语说话或张口就是名言警句的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乏味之极的人。不少相声挖苦了这种怪人。可是,倘若把一个民族的语汇中的全部成语、俗谚都一一剔除,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突然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历史和文化赋予它的那份财富。已经老化的词汇有如死去的珊瑚虫,构成了一个民族智慧的珊瑚礁坚牢的礁盘,使得新的珊瑚虫得以继续活活泼泼地生长。其实,经常争执不休的“传统与创新”问题,亦可以用这个比喻去说明。
任何比喻都只能说明问题的某个方面,这时就需想出另外的比喻。死去的珊瑚虫只具备石灰质了,老化的“意思”却可能由于某种原因重获新生,有如埋藏泥炭层中的千年古莲子重新发芽,开出了荷花。比如“走马观花”这个成语,改动一个字,曰“下马观花”,便被赋予了新意。有人曾举过另外一个例子,“遍体鳞伤”译成英语的时候(be covered with bruises like the scales of a fish——“身上伤痕遍布有如鱼鳞”),便重新以其鲜明的具象的悲惨令人震惊。
不难看出,“意思”的返老还童是由于语言表述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实际上是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产生了调整。某个环节被挪动了,某个局部被展开了,某种出乎意料的并列出现了,某个细节被强调了,某种对比被尖锐化了,某种角色落入了很不相称的环境之中,等等等等。使习以为常的事物涌现出新鲜的“意思”的程序,叫作“陌生化”程序。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程序是艺术的根本程序。
他指出,诗人的使命不在“把未被认识的东西告诉人们,而是从新的角度来表现习以为常的事物,从而使人们对它产生陌生化之感”。他又说:“人们称作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是为了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更像石头。艺术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真的去看一个对象,而不只是认知它。艺术程序是事物的陌生化,它产生一个更复杂的形式。这个程序增加了观察的复杂性,因为艺术中的观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且还必须被强化。艺术是体验一件事物形成的手段……”
所谓“认知”,就是匆促地简单地给事物命名并搁置了事。在“意思”涌现的全过程中被剥剩了最后一个步骤,“意思”只以一个硬壳的形态提供给我们。因而实际上并不是给一个新的“意思”命名,而是把万事万物纳入现成的概念体系中去对号入座。这种“认知”的语词化,表现为对陈词滥调的爱好。而艺术的陌生化程序,就在于打破这种习以为常的“自动化认知”,使观众和读者回复到“意思”涌现的全部初始过程中去,去体验“意思”那奇异而顽强的生成。仿佛是用慢动作镜头重放这种生成,艺术的陌生化使我们回到了“第一次感觉到”这样一种无比新鲜而令人激动的境况之中。
在艺术中,“意思”的生成过程显然比“意思”的现成灌输要重要得多。有时候作家抑制不住地出来指点:“瞧!这里说出了多么深刻正确伟大的思想呵!”可是读者并不领情,他们更关注这么个问题:“它是怎样完成的?”平庸的作品一旦“真相大白”就索然无味。有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位爱好看侦探剧的先生,由于急于看清楚已经开场的剧情,而忘了给领他进包厢的侍者小费,侍者就凑近他的耳根殷勤地说:“喏,凶手就是这位园丁……”一个美好的夜晚就此给破坏了。而伟大的作品,即便你已能把结局倒背如流,也还是翻开任何一页就使你沉浸入语言之流中,百读而不厌。舞蹈比魔术耐看,因为它把“生成过程”而不是最后的“揭宝”作为自己的目标。音乐在演奏中呈现。即便是一幅静止的画,善于欣赏的人也透过形、色、线、光、影等诸因素的张力一点点地品味其表现性的生成过程。艺术,绝不是“理所当然”的,由于它是“生成”的,它才需要体验,需要理解,需要解释,需要辩护或者反驳。它绝不是一种单纯地被“接受”的东西。陌生化程序邀请我们(观众、听众、读者)参与到“意思”的生成中来。
文学读者在阅读中享受到的乐趣是别的艺术欣赏无法代替的。“意思”的生成在文学阅读中显然更为微妙复杂。因为这位文学读者是在直接与语词打交道,每一个语词都实际上隐含着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一系列命名。在文学阅读中,这些语词一方面与我们固有的语义体系、文化背景、社会价值体系相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又仿佛力图从上述背景中挣脱出来,被置于一个艺术地创造出来的言语系统中而重新界定。语词的固有含义仿佛被“半消磁”,文学读者在一个新的语域(“上下文”)中饶有兴味地捉摸这些重新“录制”生成的“意思”。逐渐生成的言语结构与我们固有的语义体系之间的张力,赋予文学读者极大的创造性和表现能力。我们由于被置于既陌生又熟悉的境地中而感到震动。陌生化程序对于文学来说,较之其他艺术部类是更为生死攸关的。尤其在诗歌中,有那样多的对固有语言的反叛、“扭断文法的脖子”、惊世骇俗的比喻、通感、象征、断裂和拼接,就毫不足奇的了。文学通过给世界的“重新命名”来刷新我们对世界的感知。
陌生化程序使我们回到新鲜的感觉中去,回到原始的经验中去。然而,这并不是艺术的目的。把“意思”从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这只是第一次否定。我们绝不会满足于这一点。我们的头脑会自动地从这些初始经验出发,向着得出“意思”的目标进军。陌生化把我们与事物“间离”开来,是为了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去打量它,从而与之获得新的和解与和谐。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就是“积累不可理解的东西,直到理解出现……”。这是第二次否定。这才是艺术的目的。陌生化是从不充分的理解,经过不理解的震惊,过到真正的理解。正如“老夫老妻”之间重新变得有“意思”绝不是让他们又陌如路人或陷入焦躁不安的热恋之中。习以为常的、众所周知的、熟视无睹的东西被细细打量之后,重新与我们和好,却不是那种“和好如初”的和好,而是更高水平上的契合。因此,陌生化是真正的令人熟悉。这个世界对我们蕴含的“意思”在陌生化的折射中因其返老还童而获得了丰富性。所以,说“朦胧令人气闷”也好,说“朦胧是一种美”也好,都有几分道理又都没说到点子上:朦胧是迫使我们更清晰地洞察世界的手段,尽管这清晰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