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侵华日军在华反人道罪行述略

战争规模巨大激烈，战事时间持续长久，战祸波及区域辽阔，这便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所处的大环境。一方面，在这种环境中，中国人口的存在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抗战人口损失又恰是这种严重影响的直接表现。

我们在前文中曾明确地提出，就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而言，它不仅仅直接表现为抵抗日军侵略而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的中国抗日官兵的阵亡，同时还直接表现为广大沦陷区及作战区境内因日军种种残酷杀戮或迫害而造成的普通民众的死亡，以及日军对战区之外区域的城镇乡村实施无差别轰炸所造成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死亡。我们同样知道，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社会人口的伤残，必然也会造成广大民众生命价值的受损。如果把这个因素计算在内，那么在人口死亡即社会人口保有数的绝对减少之外，受伤人口也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会将在中国抗战中军民因战争因素而导致的伤残情况一并加以考察，并引入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的概念，即合中国抗战期间社会人口因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和伤残两方面的内容加以讨论。而且，当我们试图从考察人口伤亡比例的角度讨论中国抗战人口直接损失等问题时，对战时中国人口的伤残情况进行讨论，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侵略者的严重破坏，社会物质财富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劫掠，文化遗产遭受巨大损失。从19世纪70年代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台湾开始至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一部长达70年的中日近代关系史，同样也是一部持续70年之久的日本侵华史，是一部日军官兵对中国民众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历史，是一部用中国普通民众与抗战官兵们的鲜血涂写而成的中华民族悲惨苦难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凶残屠杀中国无辜居民、屠杀中国非战斗人员，逐渐成为日本一项基本的侵略政策，为日本战争指导者和侵华日军当局长期地奉行着，并在中国的大地上毫无忌惮地实施着。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的残酷杀戮所造成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死难，与中国抗战阵亡官兵一样，是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期间，日军官兵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残暴罪行，种类繁多，难以计数。简而言之，大致可分为大屠杀、大轰炸、大焚掠、大奸污，以及对中国儿童的残害，强掳和酷虐中国劳工，违反国际法实施细菌战、毒气战，等等。每一种类型的残酷暴行，都造成了无数中国普通和平民众的伤亡，这些伤亡当然也都被视作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人口损失的一种直接的表现形式和构成部分。这充满着杀戮、奸污、焚掠与各种非人道罪行的情形，同样也是当时中国人口存在环境之恶劣的实况。

一、延绵不绝的大屠杀

从1874年第一次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并大肆屠杀当地少数民族开始，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血腥屠杀的历史便拉开了残忍序幕。此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台湾、东北三省、华北大地制造了数十起大规模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血案。在这些血案中，无数的中国和平居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宝岛南北血迹斑斑，长城内外白骨累累。

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官兵在战场之外依然持续不断地对中国民众实施肆无忌惮的血腥屠杀，犯下累累罪行，制造了数千起乃至上万起的残害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有四五千起之多。笔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加过大型史料丛刊《抗日战争》的编辑工作，这部资料集的第7卷为《侵华日军暴行日志》。该卷是一部反映日本军队在华暴行的史料简集，它把日军在其铁蹄所至或飞机窜袭所达的26个中国省份内制造的血腥惨案，分别省区并按时间先后次序，择其规模巨大、极端残忍者汇集在一起，编成一卷。书中收录了侵华日军杀害中国无辜民众的屠城、屠村、屠镇等重大暴行血案4000多起。在每一起血案中，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无辜居民，少则三五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更甚者乃至数千人、数万人。在这些血腥的暴行中，难以计数的中国无辜百姓被日军官兵以各种超乎人类理性所能想象的罪恶手段加以杀害。

当我们论及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时，最令世人震惊、最能表现日军官兵残暴本性，同时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事件，是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间侵华日军对沦陷后的南京城内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在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中，攻占南京的日军以各种手段残杀中国同胞30万人以上，强奸妇女数万人，焚毁城市建筑三分之一以上，制造了人类文明历史上罕见的暴行。这一大屠杀事件在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认定，被当作日本军队在华暴行、日本侵华战争罪恶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既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唯一的大规模屠杀。它是日本在近代侵华史上一贯实行的对中国人民疯狂残杀之国家政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长期地对中国人民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残杀无辜的罪恶实践的必然结果，是自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在华北和华东地区由东向西进攻过程中，在南北两条线上大规模屠杀中国居民的暴行活动的极端发展的结果。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之前、之后，伴随着侵华日军的铁蹄所经、战车所过、炮口所向、飞机所至，日本侵略者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屠杀着中国民众、随时随地制造着令人发指的暴行，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最后败亡。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至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之前，随着日军在华北和华东地区由东向西军事进攻的展开，侵华日军同样在长江沿岸南北两线上，对中国无辜的和平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大规模屠杀。而在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当时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极端事件发生，日军残暴行径受到世界舆论强烈谴责之后，其对中国无辜民众的大屠杀，并未由此停止，仍然在随时随地发生着。在日本全面侵华的8年之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杀害中国和平居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屠杀血案有四五千起之多。这四五千起大屠杀暴行血案，除较少一部分发生在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前，其余绝大多数则是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之后。这些暴行案件，已被我们记录在《抗日战争第7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中，厚厚的一册，是真正用血肉粘连起来的历史。

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血腥罪行，从地域分布来看极其广泛，遍布当时中国的20多个省份，几乎覆盖中国三分之二的国土范围；从时间延续上来讲也极其长久，涵盖了从日本全面武装侵华战争开始到其败亡的整整8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8年，也正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极端残酷、大规模地虐杀中国无辜民众的8年。中国人民在这8年之间所付出的生命牺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大悲剧，同时也是近代日本对外侵略之反人道罪恶的永恒证据。

每一个遭日军屠杀致死的中国民众，都会直接体现在中国抗战人口损失之中。日军以大规模的屠杀剥夺中国民众的生命，正是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也是其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口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在这样一种形式的人口损失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无差别的狂轰滥炸

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除在战场上凭借其空中优势，动用大批飞机投入战斗，造成中国无数抗战官兵死难受伤外，还严重违反国际法，派出飞机对中国战区及后方城镇乡村实施无差别的轰炸。空袭轰炸除作为战斗手段外，又成为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后方城镇无辜民众、摧毁中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战备重要设施的一种手段。

抗战期间，在日军疯狂的大轰炸下，无数的中国城镇化作一片瓦砾，无数的中国居民被炸致伤、致残，甚至失去生命。其中，尤以抗战爆发初期日军飞机对上海、南京等地的轰炸，以及在抗战中期日机对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重庆市及西南云贵各省的轰炸最为惨烈。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上海、南京等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

以上海为例。淞沪会战期间，日军飞机对上海的轰炸，不仅密度极高，时间持续长久，而且轰炸范围也极为广泛。不论是市镇、乡村、华界、租界，也不论是民房、店肆、车站、学校，皆遭轰炸。由于日机轰炸主要以车站码头、火车轮船、民宅商肆、学校工厂为目标，每次日机过后，中国民众伤亡人数都十分巨大，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建筑群落、公共设施也尽被炸成瓦砾废墟。1937年8月14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路与黄浦滩，炸死729人，炸伤865人。同一天，日机轰炸爱多亚路和虞洽卿路，炸死1011人，炸伤1008人。8月23日，日机轰炸同济大学，该校校舍等各项建筑物及所有教具设备全遭炸毁，损失无计。同日，日机轰炸上海公共租界和江西路一带，永安、先施两公司及邻近各商店多被炸毁，市民死伤达700人以上。8月28日，日机12架轰炸上海南北两个车站，投弹8枚，炸死难民与居民七八百人，伤者不计其数。8月31日，日军飞机轰炸世行汽车站，炸死候车离沪的难民、伤兵200余人。9月5日，日机空袭北新泾、周家桥地区，致300余人死伤。9月8日，日机猛炸松江火车站，一列难民客车亦被炸，死300余人，伤500余人。9月10日上午，5架日机轰炸龙华镇，投弹30余枚，炸毁房屋80余间，龙华寺500尊罗汉尽化为劫灰，死伤五六十人。9月13日下午，日机在虞姬墩吴淞江上空投弹4枚，炸沉上海驶往嘉兴的3只难民船，死伤300余人。9月24日，日军飞机结队滥炸交通设施，沪杭铁路西门站建筑被毁过半，炸死乘客300余人。10月18日，日机三次轰炸难民车，死伤妇幼700余人。同日，日机轰炸虹桥镇，炸死炸伤100余人，炸毁虹桥桥梁和30余间民房。10月28日和29日，日机向松江县城厢投弹200余枚，毁屋极多，炸死炸伤平民400余人。11月1日，日机对松江县钱泾桥、小仓桥一带进行猛烈轰炸，西门外北起菜花泾，西抵小仓桥均落有炸弹，死伤200余人。11月7日晨，日军飞机数十架次，轮番投弹轰炸朱泾。接着日军冲进市镇，放火焚烧，有78个隐匿在家中的居民被屠杀，全镇2460余幢房屋尽成瓦砾。经此浩劫，上海市工厂、建筑等遭到极严重的损失，人员伤亡情况也非常严重。

再来看战争期间日机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市的轰炸。从1939年年初开始，日军出动飞机数千架次，对重庆市实施了长期的狂轰滥炸。1939年5月3日下午1时许，日机26架空袭重庆，投弹100余枚，大梁子、苍坪街、左营街、陕西街等地均被炸起火，炸死炸伤居民近千人。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空袭重庆，市区发生大火，市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为废墟，大火多日不熄，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遭到毁损，居民死2000人左右，伤3300余人，全市约有30万人被此次空袭波及受难，驻重庆的英、法、德使馆均无幸免，人员亦各有伤亡。此次日机空袭重庆，为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飞机对中国重要城市最猛烈的轰炸。 5月25日，日本海军飞机继续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据国民政府官方之《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敌机空袭伤亡损失的通报》称，日机此次空袭所造成的死伤约达2万人以上。 1940年至1943年间，日军飞机几乎无日不以上百架次轰炸重庆。以1940年6月为例：6日，117架次空袭重庆，炸毁民房100余栋；10日，129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投弹数百枚，毁房约60栋；11日，126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投弹200余枚，市民死伤60余人，炸毁房屋70余栋，苏联驻华使馆，德、法两国驻渝通讯处亦中弹；12日，154架次空袭重庆，投弹480枚，死伤200余人，毁房屋300余栋；16日，117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投弹300枚，炸毁房屋371栋，死伤400余人；24日，117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在市区及江北、北碚投弹400余枚，炸毁房屋50余栋，英、法使领馆均中弹；25日，125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26日，90架次空袭重庆，死伤30余人，苏、德大使馆被炸，沙坪坝学校被炸毁校舍数十栋；28日，90架次空袭重庆；29日，90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 1941年6月5日，日机夜袭重庆，导致校场口和平大隧道大惨案，当时避难躲于隧道中的上千名中国民众窒息而死。

西南云贵地区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贵州省贵阳市，仅在1939年2月4日一天，即遭受日军飞机18架次投弹200余枚的轰炸，民众被炸死488人，被炸重伤者735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民房被炸毁1326间，财产损失按当时调查统计在3380万元以上。 在云南省，省会昆明、蒙自和保山等县城先后多次遭日机轰炸。1939年12月4日，日机空袭蒙自县城，炸死民众186人，炸伤185人，炸毁房屋1285间；1942年5月4日、5日，日机轰炸保山县城，并投下燃烧弹，整个城区房倒屋塌，烈焰熊熊，血肉横飞。据《保山县志》记载，保山县全城除东北角外，被炸区域有90多处，所有繁华街道、机关学校、店铺商肆及其他公共设施等无一幸免。保岫公园内的中山礼堂、图书馆、阅报室均被炸毁，嵌于壁间和展列于入口处的历代石碑无一完整，公园内被炸死的观众300余人，学生100余人。太保山麓的元代建筑法明寺，只留下一堆废墟和七八个弹坑。吴家牌坊中弹后毁坏，因石块飞落压死10余人。上巷街孔宪章家中燃烧弹，除孔宪章及子孔庆余外出幸免于难外，在家10人均被火焚而亡。云集于环城公路一线的汽车、摊贩、修车工死伤两三千人，其中多数为南亚归国华侨。华侨中学遭第一批日机轰炸，师生死伤100余人，占该校师生人数的一半左右。省立保山中学校舍全部被炸毁，大殿后的操场上，30多名学生被炸死。保山县立中学男生部校舍被炸毁过半，教务主任雷祖荫和30多名学生被日机炸死在校内。位于马里街的女生部校舍中燃烧弹全毁，100多名女学生葬身烈火，前往参加运动会的学生更是死伤无数。此后，日机又先后于5月13日、23日、24日数次轰炸保山县城。据当时的调查统计，日机在保山县城先后炸死平民和学生计3828人；云南省会昆明市，从1938年9月至1943年12月，先后遭日机67次、1311架次、投弹1742枚的轮番轰炸，无辜民众被炸死者1430人，被炸受伤者1717人，民房被炸毁14990间。

中国西北内地，同样遭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8年间，陕西省仅西安市及周围各县即遭受日机200多次、投弹2200多枚的轰炸，当地民众被炸死炸伤6000多人，民房建筑被炸毁者更是无法统计。 又据1947年甘肃省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在1937年11月至1941年8月期间，日军飞机先后出动38次共1700架次，对甘肃各地的城镇乡村实施轰炸，炸死炸伤当地民众1343人，其中被炸死者663人，人民财产的直接损失按1947年8月份兰州市批发价折算，高达国币64789亿元。

侵华日军利用飞机飞出战场之外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究竟炸死了多少中国无辜平民百姓，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时至今日人们尚未作出相对准确的估计。但其作为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所犯反人道罪行之一种，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与战争法规，应该永远受到人类正义的谴责。同时，日军飞机大轰炸所造成的成千上万中国普通民众的伤亡，与日军大规模屠杀所造成的中国人民伤亡一样，都会直接反映在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之中。日机大轰炸造成的中国平民严重伤亡，同样也作为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表现形式，对当时中国人口发展产生了恶劣的、直接的影响。此外，日机轰炸还摧毁了战区或后方地区无数的民用设施。日军空袭之后，城镇乡村化作废墟，战争时期已然处于极为悲惨境地的民众，复以住房被毁、生产生活等基本条件丧失而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在极端恶劣的生活境况中，因饥寒交迫而复死难者，又不知凡几，这也同样是日机轰炸对中国人口造成损失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肆无忌惮的焚烧劫掠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官兵在中国境内，除用手中的战刀、枪炮和天上的飞机，制造成千上万起大规模屠戮中国无辜民众的血腥惨案，致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伤亡外，还对中国实施了疯狂的大焚烧和大劫掠。日军铁蹄所过，中国无数的城镇乡村、商肆民宅、古刹名寺尽被纵火烧作一片废墟，无数的财富物品、文物图书、家畜粮食也尽被抢走；即使抢运不走，也被日军临离时付之一炬。侥幸从日军屠刀下逃生苟活的广大民众，又会因为失去家园、缺衣无食而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甚至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日军再一次的侵扰、屠杀、焚烧和抢掠。因此，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实施的大焚烧和大劫掠，同样是其在华所犯罪行的重要类型之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杀人放火是最无耻的强盗行径。在武装侵华期间，日军更是把这种强盗行径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时间上持续了整整14年，在地域上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侵华日军所制造的焚掠事件，遍布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日军在每一次“扫荡”“讨伐”之际，在每次屠城、屠镇、屠村的同时，都会伴以疯狂、贪婪的抢劫和掠夺，都会继以灭绝人性的焚城、焚镇、焚村。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侵华期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多少起暴行，就会有多少起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掠夺，也往往会伴随着多少起纵火破坏。在日军这种极端的暴行之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生命牺牲和财产损失，更是无以尽书，难以计数。下面，我们再以全面抗战初期上海、南京所遭浩劫为例，来说明日军大焚掠的野蛮与疯狂。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上海以极为凶残的手段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进行了毫无人性的破坏和摧残。在以枪击刀刺、炮轰空袭等恶劣手段大肆屠杀上海民众的同时，日军到处纵火，焚毁无数民宅、工厂、商店、仓库，造成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1937年8月27日，日军侵入闸北后，大举纵火，一时烈焰冲天，连绵数里，日夜延烧，至30日未熄，全区民房及其他建筑、财产，几乎被焚一空，整个市区变成一片焦土。据《立报》1937年10月31日的粗略统计，此一地大火所造成的损失至少在2万万元以上。 11月12日，日军占领南市后，一路纵火，大火整整烧了5天。繁华街市顿化火海，无数店肆全成灰烬。在上海市郊农村，日军同样肆意纵火，所经之地，无一例外。据不完全统计，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在上海市郊纵火，仅蕴藻浜以北各乡就被日军烧毁房屋87700间，占原有房屋总数的81.42%。境内疮痍满目，元气大伤。罗店、吴淞、大场、杨行、刘行等地及宝山城厢外围遭日军轰炸、炮袭、纵火，房屋大部分被毁。罗店被烧房屋7258间；罗泾在日军小川沙登陆时被烧毁房屋10948间；大场在战争中屡遭日机猛烈轰炸和炮袭，落下的炮弹、炸弹达160吨之多。大场镇东起康家桥、西至西街马路桥长约500米的整条大街以及浜南的房屋，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在金山地区，日军仅在金山卫一处即烧毁房屋3059间；山阳地区被焚房屋4269间。金山全县共有19个乡镇遭到日军的大焚烧，被焚毁的房屋共达26418间。

攻占上海后，侵华日军沿沪宁线挥刀西向，冲向南京，一路之上，残虐地实施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在其途经的常熟、太仓、苏州、江阴、无锡、常州、丹阳、句容、镇江等市县及沪宁间的大片乡村土地上，日军一路杀人放火，在其身后留下了成百上千处黝黑的焦土和无数中国死难民众的尸体。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的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大规模屠杀的同时，日军还在南京市郊和城内肆意抢掠、到处纵火。南京城厢内外，烈焰冲天，浓烟蔽日，无数房屋、粮食、家具、财物、牲畜，尽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市区内无数公司机关、学校商店的建筑皆付之一炬，无数公私财物、文物古董、衣物粮食、书籍字画尽遭抢掠或被焚毁。经此浩劫，整个南京城被日军杀成了一座死城，抢成了一座空城，烧成了一片废墟。对于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纵火的罪行，战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中判定：“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之惨烈，亦无与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物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计。”日军“至12月20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区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敢有营救者，尽杀无赦”。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亦在其审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书中称，“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以后，经常是放一把火烧掉它。最重要的商业街道太平路被火烧掉，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一个地被烧掉了。日本兵毫无一点理由地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了。这类放火就像按照预定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

日军在上海、南京城内或市郊进行的大焚烧、大劫掠，绝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制造的焚掠事件，遍布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4年间，中国大地上火海遍地，强盗横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广大民众，生计断绝，境况悲惨，直是在死亡线上艰苦地挣扎。在日军这种极端的罪行之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生命牺牲和财产损失，无法用数字作出精确统计，也无法用语言准确地加以描述。由此所导致的人口减损，同样作为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

四、对中国妇女的残害

妇女是人类的母亲，歌德在其不朽名篇《浮士德》的最末章曾高唱：“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 但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在战争期间，妇女往往会沦为“最大的受害者”，成为各种极端反人道罪行的无辜受害者，成为侵略者残酷杀戮与蹂躏的对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同胞同样遭到侵华日军残酷的蹂躏和疯狂的屠杀。14年间，日军铁蹄所至，屠刀所向，无数中国无辜百姓成为冤魂。在这些遇难的中国居民中，有着大量的中国妇女同胞。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几乎用尽了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残忍手段。本人曾经作过粗略统计，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官兵对中国民众所采取的残杀方法在250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超出了人类正常理性想象，超出人性所能容忍的程度。所有这些残杀手段与方法，其中大多数也都曾被日军在中国妇女同胞身上实施过。在这250多种残害方法中，又有几十种是日军官兵专门施于中国妇女同胞身上的暴虐手段，每一种都极其残酷，令人发指。中国妇女同胞有的遭日军强奸、轮奸致死，有的被奸后杀死，有的孕妇被日军用刺刀剖开腹部挑出胎儿，有的被砍头割乳，有的被撕作两半，有的被斩指切肉，有的被开膛挖心，有的被肢解尸身，有的被剥皮抽筋……

战时日本军队作为一个“兽类的集团”，在对中国民众进行残酷杀戮的同时，还对中国妇女同胞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奸污，无数的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官兵无耻的强奸、轮奸。

在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方在最高当局的纵容、许可下，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并实行了军中“慰安妇”制度。在中国境内，日军在上海、南京、天津、山东、安徽、江西、山西、河南、海南，在每一块日军的占领区内，几乎都设置了规模大小不同、名目不一的“慰安所”。日军通过诱拐、强征、抓捕等各种非法手段，把无数的中国妇女羁押在“慰安所”里，充当日本官兵的性奴隶。不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逻辑上来讲，“慰安妇”制度的普遍实行，都是出于日本国家战争指导者和日本侵华最高军事当局的蓄谋和安排，是日本军方有组织、有意识的犯罪行为，是日本及其军人对人类文明犯下的最严重的反人道罪行之一。换言之，“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侵略当局有意确立下来并组织其数百万军队官兵对被其侵略的亚洲邻国妇女进行的大规模强奸犯罪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军中制度和国家政策。

在这种国家政策与军中制度的导向下，日本军队一踏上中国土地，其官兵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犯罪事件就层出不穷，为日本军方所无法控制，亦无意控制，强奸几乎成了日本军队“特许”的事情。全面侵华期间，在日军所到的每一处中国的城市、每一处村落，都发生着大规模的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奸犯罪。有学者估计，战争期间，约有二三十万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被羁押在“慰安所”中，遭到日军官兵的肆意蹂躏。与此相比，在日军“慰安所”之外遭到日军任意强奸的中国妇女人数，可能要比这个数字高出许多。有无数的资料证明，伴随着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每一次军事行动、日军对中国乡村城镇的每一次“扫荡”、日军在中国所制造的每一起血腥惨案，也都同时发生着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奸犯罪。我们也可以说，在日本侵华期间，几乎每一天都发生着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罪行。14年间，在日军铁蹄所到的每一块中国土地上，都留有日本军队凶残罪行的记录。中国妇女同胞在14年间所遭到的残害与蹂躏，罄南山之竹无可尽书，倾东海之涛难濯其辱。

受到残酷凌辱的中国妇女，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弱者，战后幸存下来的人，也一直生活在苦难与耻辱的阴影之中。在汗牛充栋的史料文献中，能够反映这一部分弱者的苦难与声音的资料，却又少得可怜。有些资料保存在口述史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地各级的政协文史资料或地方史志的相关篇章记载中。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对日军在战争期间对中国女性的残害情况稍有了解。下面，我们就从无数日军强奸、性奴役中国妇女的案例中择取极少一部分，借以说明侵华日军在有组织有系统地设置的“慰安所”之外对中国妇女同胞所犯下的严重侵害罪行。

据统计，在上海，1937年11月6日，日军在金山县亭林镇四乡大肆淫杀，杀害百姓152人，强奸妇女195人 ；从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日军仅在青浦县境就奸污妇女1540人。

在江苏，1937年11月13日一天时间内，日军仅在常熟吴市一带，就奸污妇女374人 ；11月23日，日军在无锡东亭强奸妇女504人 ；12月1日，日军攻陷江阴，8年之间，日军杀害江阴平民2万多人，强奸妇女无以数计 ；1937年12月9日，日军侵入镇江市区后，凡山洞、地下室，一律以机枪扫射，避难妇女，均惨死其中。“日寇狂肆兽欲，见妇女不问老幼，不问病人与产妇，均无幸免，被轮奸致死者极多。仅红十字一机构收尸共3000具，男尸多在途中，妇尸多于床榻。之后，日军在旧武庙医院内设立关东武妓院，供军官泄欲之需，士兵仍在四乡淫掠。”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超过30万的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同时，日军在南京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妇女的大规模强奸罪行，在不到5个星期的时间内，大约发生了2万多起日军侵犯中国妇女罪案。关于日军官兵在南京强奸中国妇女同胞的丑行，《拉贝日记》附件中记载颇多。当时的日本第114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也供称：“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关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至20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从后面向女的开枪。因为不杀的话会给自己惹麻烦……尽管不想杀，但还是杀了……虽然在南京几乎没有宪兵。” 12月16日，日军侵占仪征县城，仅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侵占仪征之初，城乡居民就有400多人被杀害，200多名妇女遭到日军强奸。 1938年2月19日，日军再次侵入江苏溧阳县，四处掳掠，恣意蹂躏妇女。日军将其抓捕到的妇女就地轮奸后，又带至驻防地，强迫脱光衣服，裸体禁闭于一处空房内，到夜间任由日兵入内奸宿。在一旬之内，仅此一处空房内，就禁闭了被掳的中国妇女50多人，不久这些妇女全遭日军官兵奸杀或溺毙。

1938年，日军在江苏盱眙掳掠1000多名中国妇女，以铁丝洞穿手掌，鱼贯押送到蚌芬军，夜间供日军官兵淫乐，违者以刺刀剖腹，死者累累 ；1940年5月，日军在龙华镇扫荡，从天主堂内抓去20多个妇女，关在一间屋子里，晚间由日军官兵任意轮奸，其中有一个13岁的女孩，被几个日军轮奸后，又被刺两刀，抛到半山草丛中致死 ；仅自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军在江苏启东县东南地区一带强奸妇女871人 ；8年间，日军在江苏武进县强奸妇女2570余人 ，在盐城县境内强奸妇女500多人 ，在建福县境内强奸妇女986人。

在浙江，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咀登陆，当天即在白沙湾全公亭沿海一带强奸妇女200多人 ；1939年6月23日，日军侵入舟山，侵占定海6年，杀害居民900多人，奸污妇女无数。仅在城内光裕里即设“慰安所”多处，掳掠中国妇女100多人在里边供日军淫乐。 1942年5月17日，日军侵扰建德县长乐镇，一天时间内强奸妇女100多人 ；在汤溪县境，8年间日军强奸妇女1805人；在龙游县境，强奸妇女1820人；在金华县，仅1942年下半年时间，就有1370多名妇女遭日军强奸 ；1942年7月7日，板垣师团侵入青田县境，此后40多天内，日军在该县境内强奸妇女334人。

在江西，1939年3月9日靖安沦陷，至8月1日，日军在该县境内强奸妇女100多人 ；1942年5月日军侵占鹰潭后，中国妇女深受荼毒，许多中国妇女被日军蹂躏后又惨遭杀害。5月12日，日军在东溪村抓到7名妇女，赤身裸体地绑在树上，然后进行轮奸。6月1日，一队日军在流源彭家、余项、虎岭奸污妇女24人。在鹰潭路上，日军当众强奸2名青年姑娘后，又将其当成活靶子开枪打死。5月至6月，日军三次窜扰江上艾家等地，奸淫妇女34人，奸后还用竹竿插入下体杀害。 1942年5月，盘踞南昌的日军侵入余江县，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强奸该县妇女4000多人 ；同年6月8日，日军攻陷崇仁，在其侵占崇仁期间，杀害中国百姓320多人，强奸妇女数百人，仅奸后被杀的中国女学生即有30多人 ；1944年6月、7月，日军两次侵犯萍乡，造成当地人口死亡达29017人，妇女被日军强奸者达6389人。 从1939年至1945年，日军在江西高安县强奸妇女15300余人 ；抗战期间日军三次进犯清江，奸污妇女1083人。

在河南，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安阳，屠杀城内无辜居民2000多人，被日军搜出的妇女，从10多岁到70多岁，均遭奸污，稍有反抗，立即砍死。临走时，日军还掳走两汽车妇女，强迫她们充当性奴隶 ；8年间，日军在巩县奸污妇女480多人；1938年2月8日，日军侵占濮阳县城，晚上，日军三五成群地在城内各地寻找追逐妇女，进行强奸。妇女婴儿的惨叫声彻夜不息，有的幼女被奸后不能行走，有的被奸后昏迷不醒 ；同年2月24日，日军侵占淇县县城，在城内大肆淫暴，很多未及躲避的青年妇女遭到强奸。城北下关有位青年妇女，被堵在屋内，在刺刀的逼迫下，遭9名日军士兵的强奸，该妇女含恨自杀 ；沦陷期间，河南温县共有3663名妇女遭到日军强奸 ；1944年日军攻占许昌县，至抗战结束，日军在该县境内强奸妇女8868人 ；8年间，日军在通许县强奸妇女1288人。

在广大的晋冀鲁豫边区，日军所犯罪行更是亘古未有。仅以其强奸中国妇女同胞一项，即骇人听闻。8年间，日军在边区奸淫妇女达36.3万人，仅太行区即有10万余人，太岳区4.29万人，被日军强奸后患性病的中国妇女，在全边区共计有12.2万人。

在湖南，1942年10月19日，驻岳阳日军制造了洪山惨案，7天之内，残杀洪山、昆山等10多个村庄村民1800多人，奸污妇女600多人 ；1943年5月9日，日军在汉寿县厂窖地区进行4天大规模的屠杀和奸淫，共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常德争夺战期间，日军残杀常德市民3300人，奸淫妇女5000多人。在常德四周各县境，日军强奸妇女35180余人，其中有4200多人被强奸致死 ；1944年6月21日，湘乡沦陷，在1年2个月时间内，日军在该县境内强奸妇女1655人。

在海南，1939年2月14日，日军在三亚登陆，攻占崖县城。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在该县强奸妇女774人，并在崖县10多处日军据点设立“慰安所”，从海南各地农村抓来320多名妇女充当“慰安妇”，以供日军官兵宣淫 ；1942年7月，日军侵占屯昌县乌坡墟，3年之间，日军在这里强奸妇女433人 ；1939年7月，日军侵占牙县，6年间，日军在该县强奸妇女7560多人 ；在临高县，被日军强奸的中国妇女数以千计，日军并在新勇、临志、加来设立3个“慰安所”，先后强迫当地妇女数百人充当其性奴隶……

以上所列，仅是侵华期间日军残害中国妇女罪恶事件中极小的一部分。至于日军在其所到的每一块中国土地上，在每一个村舍或每一个城镇，对中国妇女所实施的无休止的性暴力侵害罪行，同样也是无可胜计的，时至今日也无法相对准确地加以统计或记录，而且，随着时空间隔的拉大，这种统计更加不可能实现，进而可能永久地陷入历史迷雾的深处，再也无法显现其真实的样态。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同胞大规模的残暴侵害行为，对战时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显见的。因为妇女是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的直接承担者，被日军屠杀致死及奸杀的中国妇女，不仅作为直接死亡人口体现在中国抗战人口直接损失之中，同时这种妇女人口数的减损也意味着社会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进而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人口发展。大批沦为日军性奴隶以及难以计数的惨遭日军蹂躏的中国妇女，在身遭惨劫之后，或含冤自尽，或染病身亡，与被日军直接残杀及被奸杀的妇女一样，构成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一个部分。此外，即使有些受辱妇女幸免于死难，但多含羞忍辱，染疾患病，衔恨苟活。这些受难女性大多毕生生活在苦难的阴影与悲惨的境况之下，很大一部分终生不能生育或不再婚育。这本身也同样会造成中国社会人口的再生产能力的直接减损，从而会在宏观上导致整体的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数量的增加。因此，对中国妇女同胞在战争期间所受迫害进行考察，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损失巨大之所由来，并对中国人口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处的极端残酷与恶劣的存在环境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日军侵华期间在华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除上述的大屠杀、大轰炸、大焚掠和大奸污外，还有日军对中国少年儿童灭绝人性的残害，日本侵华当局强掳、奴役上千万中国劳工并对其实施的惨无人道的虐待和迫害，侵华日军在哈尔滨、北平、南京、广州等城市及各级部队中以中国民众为实验材料进行的细菌试验、活体解剖和日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山东、浙江、湖南和云南等地所实施的大规模的细菌作战，日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在战场上对中国抗日官兵和在广大乡村对中国无辜村民残酷实施的毒气战和化学战等类型的罪行，等等。所有这些类型的反人道罪行，同样都造成了中国民众极大的生命牺牲，并体现在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之中。中国全面抗战8年间，数以百万计恶魔般的侵华日军官兵，肆无忌惮地撕咬着中华民族的肌体，吞噬着中国同胞的无辜生命，给中国人口造成巨大而直接的损失，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阻碍，使中国人口陷入恶劣而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中。本章上文所列举的日军在中国境内的大屠杀、大轰炸、大奸污、大焚掠等各种类型的残酷罪行，以及由这种种罪行所造成的中国人口死亡，都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人口损失的典型表现形式，也是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所处发展环境之恶劣的直接反映。至于抗战时期数以百万计的日军在中国残害多少无辜民众，直接造成中国人口多么严重的损失，这些人口损失的时空分布、伤亡比率、性别构成等情况，正是本书的研究核心，我们将在后续相关章节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