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背景：近代中国中央银行体制演变的特殊性
（一）范式呈现：早期中国的国家银行与中央银行特点
晚清以降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其主要动力是近代部门的发展。所谓近代部门，是指“经济活动建立在国外引进产品、原材料、技术及制度安排基础之上的部门”
。在非生产领域，货币体系和融资中介的革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保障了新式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
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就近代中央银行制度演进而言，中国国情既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18世纪以来欧美中央银行之一般规律，也明显表现出其特殊性。首先，在中央银行产生前，各国均已存在其他形式的国家银行、国民银行或公立银行。在清末，（大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家主导创设的国家银行，而且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政府，都曾明确表示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即“中央银行”。北洋时期，以华资银行业为核心的新式金融体系基本形成，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主要新式银行及其管理者普遍选择疏离政府而保持银行的独立性，1916年的停兑风潮被认为是华资银行家专业主义的独立宣言。由于主要管理者和商股股东的坚持与努力，北洋时期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银行，私人资本获得了相对于政府资本的优势地位，其承袭自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部的国家银行色彩逐渐淡化。政府主导的国家银行建设进程因此迟滞，作为现代金融市场枢纽和国家金融调控主体的中央银行在北洋政府时期未能设立。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重新考虑中央银行的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
实际上，中国中央银行的实践始于更早的广州国民政府。1924年，在各国争设中央银行的潮流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创设中央银行，但此时国民政府尚未完成统一，所谓中央银行不过是经理广东一省财政并因应北伐军用的机关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当时正值一战以后，世界各国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计，尝试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管理信用，调节金融，稳定物价，配合国家经济政策，纷纷开始了中央银行的创设和改革。在国内，货币发行紊乱，银钱行号旋设旋歇，政府金融监管无力，凡此种种，都需要更加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当时理论界已经出现诸多关于中央银行创设的呼声，但现实中的阻力很大。银行界人士对一家由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心怀芥蒂，这使得改组中国银行为央行的提议遭到断然拒绝。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必须着手筹设中央银行，中国近代真正的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由此开启。由于国家政体、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情况的不同，各国的中央银行体制模式选择也有差异。南京国民政府秉承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经济主张，受国家主义思潮影响，以统制经济为基本的经济取向，这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建设的基本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是国有资本性质的单一制中央银行，这与当时世界各国公私资本合组中央银行的通行做法明显不同。然而，由于历史渊源和自身实力的限制，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发展尚待时日，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银行职能，实际上由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通过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私人资本的制约和人事方面的控制，构建了四行二局主导的中国统制金融体系，中央银行各项职能逐步加强，货币制度完成了从银铜跛行（复）本位向单一银元本位再到管理通货的转变。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从各主要行局的分离特许向国家主导的单一制中央银行转变，这也是国民政府经济统制体系构建的题中之义。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提出“中央储备银行”之议。这种演变中各行局的关系错综复杂。法币改革之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同样具有了法定的法币发行权，即这3家银行与中央银行分享发行权的事实得以合法化。在人事安排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由宋子文一手掌控，中国农民银行更是蒋介石的私人领地，中央银行由孔祥熙主舵，孔虽得蒋一时之垂青，但与在金融界根基深厚的宋子文多有龃龉，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互生嫌隙，远未能号令各行。论自身实力、业务地位、主要领导者在金融界的根基，中央银行都没有明显优势。在这样的格局下，国民政府意图通过中央银行实力的提升和职能的完善形成单一制中央银行，存在诸多实际的困难。因此，即便没有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断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路径谋划，单一制央行体制模式的落地也面临重要阻碍，中央储备银行的计划方案即使能够实施，也必然会受到国家行局势力的影响，从而使央行的体制模式呈现特殊性与国别差异。
（二）战争影响：四联总处主导下代中央银行制的形成
战前10年，持续不断的国内外局部战争——新军阀混战、中日危机、福建事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影响了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这一时期，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政府财政主要依赖于公债，实际上也就是依赖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大商业银行以及背后的江浙银行家群体。因此，尽管中央银行已经设立，业务也有所进展，但战前的困难使得政府在中央银行体制构建方面难有大成。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依据战前国民政府遵循单一制规范的中央银行发展思路，央行必须减少一般银行业务而专注于发行与金融调控。这种思路具有理论上的正确性，也符合主流国际经验。然而，与来自英格兰银行的洋顾问、留美归国的宋子文以及一众新式银行家、理论家不同，面对现实的蒋介石似乎对建设所谓地位超然的中央银行并不热衷，但也不得不对中央储备银行的筹议表示认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破了规范的单一制央行体制的发展思路。为适应全面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将战费的筹集、资源的集中、对敌金融作战与金融市场平抑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为此需要建立一种与政府关系更加紧密、运行更加高效的战时金融体制。基于战前初步建构的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统制金融体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选择在四行及其他国家行局之外增设枢纽机关——四联总处，其地位也从国家行局的联络机构变为凌驾于其上的统御机关，一种极为特殊的战时央行调控体制由此产生。全面抗战是四联总处主导的战时央行体制建构的根本原因，战费的筹集是核心目标。四联总处主导的中央银行体制不同于理论意义上规范的单一制、复合制或准中央银行体制，是中国近代中央银行发展初期，为应对战局并满足政府的金融统制目标需要而形成的央行非常规形态。
四联总处（1937—1948年）从成立到终止约12年。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建构经历了一个关键而特殊的阶段。建立四联总处，是抗战全面爆发时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直接督促下采取的一项紧急金融措施，目的是以其为国家最高金融决策和管理机构，统领国家银行，集中金融资源，维护金融稳定，以因应战时资金供需，调节经济，保障前方战事和后方发展。
二、研究内容、思路、难点与价值
本书研究主要的目标和内容，在于厘清近代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建构的客观史实与基本规律。在论述思路方面，以战争对中央银行制度演进的影响为线索，逐步剖析1927—1937年局部战争与1937—1945年全面抗战阶段，中央银行作为单一机构与制度体系建设变化发展的差异性。抗战时期央行制度的异化是本书研究的重中之重，核心问题在于解构中央银行与四联总处职能及其关系，揭示出四联总处从产生到终止这一时段中央银行体制构建的特性，并分析四联总处主导的重要的战时中央银行制度——本书称为“代中央银行制”对抗战和战后的影响。总体上，本书将讨论战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体制演变、金融宏观调控模式及其作用和影响，包括组织特征、实施条件、政策手段选择等，拟从央行体制构架及其演变、职能设定与金融实际调控等方面，探讨战时宏观调控的效果和对战后金融的影响，特别是对支持长期抗战的意义和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体制构建与制度变迁角度切入，阐释中央银行复合型体制形态向单一型体制形态过渡中的要素约束及其破解，总结中央银行发展特点与规律。通过对四联总处与中央银行复杂关系的梳理，以及以二者关系为核心的战时金融体制的研究，揭示国家行局博弈中中国金融的现代化进程。尝试探讨近代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建设中体现出的国情特色、历史与时代差异所叠加的异质性，总结国际通行的中央银行制度框架中表现出的中国发展的特点与特殊规律，进一步总结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管理的基本特征、总体模式及其运行中衍生的主要问题，同时深入剖析金融宏观调控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因果得失。
战时中央银行体制的演化不仅有抗日战争这一复杂背景，也根植于战前其发展渊源与基础。一方面，这种央行体制的形成伴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但现代化经济部门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育还相当有限。在此情况下，经历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核心目标转为对战时资源的统御与分配，同时维系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以持续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发展环境与政策目标的异化，成为近代中央银行体制特殊性的根本原因。对战时央行体制及其特征的界定，不能简单地与现有的央行理论模式相对应，而应通过对近代中国央行发展历史的研究，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进而丰富中央银行理论内容。另一方面，战时中国央行体制的发展演变非常复杂，涉及国家金融体系中财政部、各类财经类委员会及其关系、四联总处与包括中央银行在内主要国家行局及其关系、中央银行与其他行局及其关系。本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以战争对央行体制演变的影响为线索，围绕中央银行体制构建，全面系统地阐述和剖析四联总处与中央银行关系，以及中央银行与其他国家行局的关系，填补四联总处与中央银行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的空白。国民政府战时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四联总处的多次改组、中央银行职能范围的变化、货币和外汇政策的调整构成战时央行体制演变的多重维度，这也使得对战时央行体制阶段特征及体制变迁影响因素、制度绩效的讨论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对抗战时期及战后初期中央银行体制特征的研究是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历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是解释民国金融体制演变甚至时局变化趋势的关键点。
就四联总处而言，作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金融管理机构，它在实际运行中最初主要限于负责国家金融机构间的协调联络，1939年改组后才担负起金融调控职责。作为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国家行局的直接领导机关，它负责指挥、调度、支配和管制国家金融机构，其业务的开展依托于不同的国家行局，或曰国家行局在业务上共同配合四联总处履行国家最高金融决策和管理机关的职能，而同时中央银行身处其中，与四联总处的关系尤为独特。
1928年国民政府创设中央银行时即将其作为中央银行体制建设的主体，只是因其自身建设滞后，无力独自承担应有职能而由当时的其他国家银行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辅佐共同承担，虽然对于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成效明显，但至抗战全面爆发时终未完成中央银行体制与职能建设。既然通过这种横向的协作关系不足以推动中央银行职能完善，在抗战紧急关头，国民政府就试图通过纵向的隶属关系，即以四联总处为上级领导机关促进中央银行体制建设，但四联总处毕竟不是直接运营中央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故从管理体制上逐步将中央银行职能归于中央银行独揽，如1942年统一发行权，完成了发行的银行这一职能转换，其他如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等一国中央银行普遍性职能亦如此逐步转换。以至当四联总处终止时，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已经能够通过制度运作发挥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功能，当然实际运行远非如此，此乃内外多重复杂因素交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四联总处与近代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建构的复杂关系是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关的其他研究目标还包括厘清中央银行、四联总处主导下战时金融调控政策——货币发行、通货管理、利率及汇率政策等在抗战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及其各阶段特征、作用，涵盖战时金融宏观调控模式的总体特征及对抗战胜利的保障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战时中央银行体制、职能、监管模式及其与国家金融统制的矛盾表现，探寻金融宏观调控实际运行成效与政策初衷相背离的根源，试就战时和战后金融业发展及陆续呈现的金融难题和困境给出符合历史的解答。
本书研究的主要价值。笔者赞成学术界这样一个认知，就是从金融角度审视抗战历史，可以用别样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研究抗战历史，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研究将会产生新的认识成果，不论是相关领域的纵向维度，还是横向维度，不论是历史纵深的演进，还是横断面的展示，都将增添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新内容，以丰富和深化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基于此，本书努力追求也力争通过研究过程突出以下意义：
一是历史意义。从战前中央银行体制特征出发，突出战争及战费筹集对抗战时期央行体制演变的影响，讨论四联总处与中央银行及其相互关系，追踪中国中央银行体制与制度演变轨迹及其影响，有助于丰富金融史内容，拓深近现代中国金融史、银行史的研究。二是学理意义。从经济史、银行史、金融史角度研讨中央银行体制与职能演变的常规性和特殊性，以持久抗战下中央银行及其金融调控体制的异化为重点，提炼出不同外部环境下中央银行发展及其体制形成的可能模式和路径。三是现实意义。历史与现实同属于发展流程中的不同阶段。当今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我国正面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和金融制度创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横扫全球后，作为改革核心任务之一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及其宏观调控作用发挥，不仅需要国际经验的参考，也需要本国历史的借鉴。对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建设的历史性总结，可对当今我国银行体制改革、中央银行职能完善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可兼而为当今金融全球化中世界金融体系变革提供国别经验的参考。
三、学术史回顾及简要评价
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研究的重要论题，笔者将分而述之，并对与上述两个组织相关的重要研究文献分别梳理，而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则根据所述重点归入其中一部。
（一）有关中国近现代中央银行的研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央银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枢纽，在晚清民国时期即受到社会各界持续的关注、讨论与研究。20世纪初，留日知识分子群体最早将中央银行相关理论引进国内，自此关于中央银行的理论、学说、各国的实践开始在国内陆续出现。当时关于中央银行的报道、文章、著作主要分为三类：（1）中央银行理论；（2）各国中央银行历史与运行状况；（3）北洋政府各派人物关于创设中央银行的计划、思路与主张；（4）社会各界对设立中央银行的呼吁与主张。
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有关中央银行的专题著作陆续问世，先后有《各国中央银行比较论》（孙祖荫，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中央银行概论》（［英］克胥、［英］爱尔金著，陈清华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中央银行制度概论》（梁钜文，大东书局1931年版）、《中央银行之理论与实务》（陈天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中央银行论》（科克著，谭振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央银行论》（崔晓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央银行简论》（中央银行1941年编）、《中央银行新论》（第·考克著，陈思德、陈友三译，重庆财政评论社1944年版）、《中央银行概论》（陈行，银行通讯出版社1948年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于1934—1935年编译出版德国、爱尔兰、希腊、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立陶宛、奥匈等国以及但泽、萨尔等地区的币制及中央银行法规，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各国中央银行条例纂要》（年份不详）则汇集了世界3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条例。以上中央银行专门著作除介绍中央银行一般理论和各国央行制度外，对中国中央银行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各有论述。此外，在当时银行、币制的重要著作中大多专门讨论中央银行问题，如吴承禧《中国的银行》、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等，对币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中中央银行任务与地位都有专门论及。
从当时各主要财经报刊文章刊载情况看，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央行战时经济体制的作用与职能完善，以及战时央行各项经济金融政策的发挥、战后央行制度的改革与经济恢复等方面。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界对中央银行最大的期许在于充分发挥调控作用，有效回笼法币，促进产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
民国时期有关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重要的资料汇编或行史文献主要有《中央银行规章汇编》（中央银行1928、1935、1940各年编），《中央银行同人录》［中央银行人事处（秘书处）1931、1934—1937、1942、1946各年编］，《中央银行稽核处稽字通函 1—5辑》（中央银行秘书处1928—1943各年编），中央银行第二、三届行务会议专刊（汇编）（中央银行1933、1936年编），《中央银行战时物价特辑》（杨蔚，文化建设印刷公司1942年版）等，此外还有中央银行编辑出版的报刊《中央银行月报》《中央银行旬报》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后，在开展对国民政府金融垄断体系或对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物的批判中，中央银行作为国民政府官营金融体系之首，为许多文章论著涉及，但直接相关的学术论著较少。在早期的银行史研究论著中，中央银行一般作为四行二局之一被简要介绍（《中国银行业发展史》，张郁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与台湾地区都开始出现关于民国中央银行的专题研究成果。大陆方面，198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由寿充一、寿乐英主编的《中央银行史话》，这是第一部民国中央银行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文集。洪葭管等最早对中央银行组织机构和业务概况进行了梳理，先后发表了《“四行两局”之首——中央银行》（《中国金融》1988年第9期）、《旧中国的中央银行》（收录于《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等文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的《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专设“中央银行”一章，全面梳理了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朱镇华《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则重点关注了抗战时期及战后中央银行发展情况。其他相关著作还有《论旧中国的中央银行》（姚会元，《湖南金融职工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旧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刘冰，《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旧中国的中央银行概况》（席长庚，《金融科学》1992年第3期）等。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纂的《抗战时期的西南金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收录了《抗战中迁渝的中央银行》（谷昆山）、《抗战中的贵州中央银行》（王灏祥）、《抗战时期的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徐天逸）等文，以上文章多是对中央银行基本史实的概述。
中国台湾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期，卓遵宏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央银行之筹建及初期发展（1927—1935）》（收录于《“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金融恐慌与中央银行的发展（民国23、24年）》（收录于《第一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台北，1992年）、《法币政策与中央银行的发展（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收录于《“国父”建党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等专题论文。其史料整理方面的成果有《中央银行筹建及初期发展资料选辑》（《“国史馆”馆刊》1991年复刊第10期）、《抗战前三年中央银行史料选辑》（《“国史馆”馆刊》1992年复刊第12期）等。
学术界对民国中央银行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显著的范式转换，即不再限于对中央银行历史事实的梳理和考证，开始利用现代中央银行理论分析民国中央银行职能演进，剖析中央银行在金融现代化背景中体制构建的规律与得失。这方面较早的专题论文和论著主要有刘慧宇的《中国近代中央银行体制演变刍议》（《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和《中国中央银行研究（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南京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此后一时期，作者分别对中央银行筹设的背景与原因、主要人物、抗战时期的中央银行职能演进、金融调控与监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大量专题论文。
李桂花的论文《论中国中央银行的形成时间、制度类型与功能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较早开始了对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模式的讨论，从总体层面梳理民国中央银行制度在不同时期的类型特征。在杜恂诚主编的《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李桂花在“中央银行”一章进一步阐述了上文的观点。她将近代中央银行发展的阶段特征先后归纳为“分立特许制”（1939年以前）、“复合集中制”（1939—1942年）、“单一集中制”（1942—1949年），并在梳理中央银行主要职能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对央行不同发展阶段“最后贷款人”“货币供给”等主要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了讨论和评价。魏浩然、余海刚同样对央行不同阶段作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三大职能的演变进行了简单的梳理。魏浩然和王培文还对央行设立的负面效应进行了评价，认为央行成为“国民政府强行扭断中国资本主义合乎规律性发展的切入点；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政治取向；沦为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财政性工具；导致中国的银行与财政重新合一”
。近年来，石涛基于新开放的档案和新刊行的史料，对抗战以前中央银行的创设、职能演进及币制改革的参与情形进行了更细致的梳理与研究。
以上关于中央银行体制演变的总体研究，其结论基本未突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学界的见解。
更多的学者对近代央行单一职能的完善路径和特定阶段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单一职能的研究方面，首先是关于央行金融监管职能的研究，如刘慧宇、吴永光、周春英、柴松霞、王红曼、李永伟、张伟等在对不同时期金融监管或银行监管体制的研究中，都对作为重要监管主体的中央银行及其监管内容和监管机制进行了专门论述。
学界对总体金融监管体制研究以银行监管为重点，核心问题在于讨论财政部、中央银行、四联总处等经济金融管理机构的相互关系、职能边界、权能隶属等。张秀莉、李永伟对央行货币发行及准备制度演变进行了梳理。
万立明、李永伟以中央银行为主，论述了近代国库制度的演变轨迹。
万立明专门探讨了作为金融市场清算枢纽的中央银行票据交换职能的完善。
在中央银行主要职能演变过程和阶段特征不断明晰的同时，学界尝试用外部理论和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对近代中央银行历史进行讨论。主要有制度变迁和法律文本嬗变两种视角。夏友仁将制度变迁理论用于解释中央银行职能演变，认为中央银行制度是国民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也是其失败的症结。
李永伟以制度变迁为逻辑主线，借助政策或制度文本分析，对中央银行各项职能的演变分别作了解释，产生了系列成果。但这种对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理性缺失的评判，分析和结论都相对单薄。也有很多学者侧重以法律文本为基础讨论中央银行的发展演变，魏浩然、潘健、聂柳、李永伟、常健、饶常林等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新的研究视角从史料征引、学术范式的拓展方面丰富了中央银行史的研究，但此类以制度变迁或银行法规为线索的研究与以中央银行基本职能为重点的研究在基本逻辑、论述重点甚至基本观点方面并无太大差异。
有学者认为，清末重要的外商银行、大清银行，北洋时期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即为当时实际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戴建兵认为，在甲午战争前后，外国银行就已经通过对白银进出口的经营而成为发行货币的银行，又通过对中国钱庄的掌控而成为实质上的银行的银行。甲午战争后，外国银行通过提供贷款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银行，外商银行通过对新式企业的投资影响到地方财政。
包蕾研究了大清银行则例、职能变化及其与一般钱庄、银行的区别。
席长庚也指出因大清银行具有货币发行、经理国库、救济市面特种业务，因而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银行。
易棉阳强调，虽然历届北洋政府都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其中央银行，但有其独特性。北洋时期的中央银行对中国金融业缺乏监管能力，没有垄断的纸币发行权，业务上也逐渐商业银行化。
郑晓燕、李永伟专门梳理了北洋政府尤其是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统一方面的努力。
民国时期，还有敌伪政权设立的被冠以“中央银行”名称的金融机构，如伪满“中国中央银行”、汪伪“中央银行”等，付丽颖、顾关林、朱佩禧等学者分别对这两家银行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在中央银行机构与制度研究不断充实的同时，关于近代中央银行思想理论的研究也有所进展。程霖对包括中央银行制度理论在内的各类银行理论思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晚清国家银行思想的兴起、北洋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设立的必要性、中央银行产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中央银行独立性等问题、中央银行职能等问题作了专门探讨。
李昌宝的博士论文对近代中国中央银行思想发轫、发展、成熟等不同阶段的基本主张、代表人物和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西方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及其相关学说的介绍尤为详细。
马腾关于近代金融监管思想的研究中，对中央银行监管的思想理论渊源也有所涉及。
史料刊行方面，洪葭管主编的《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是近年出版的最重要的央行史料，涵盖原始档案、报刊资料、著作等，时间则覆盖中央银行存续全过程。石涛、何品对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央银行史料（以1937—1949年为主）进行了整理，尤以业务会议记录、领导谈话记录为要。
《民国金融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了民国中央银行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1932.08—1941.06、1946.01—1949.04）、《金融周报》（1936.01—1949.05），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金融报刊之一《银行周报》（1917.05—1950.03）于2014年由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
（二）有关四联总处的研究
与中央银行不同，民国时期关于四联总处的文献不多，基本是资料性的，研究性文献更少，主要散见于当时的财经类报刊，尤以四联总处的各类公函和业务进展介绍为多见。资料汇编主要是20世纪40年代四联总处的相关业务文书：（1）规章制度汇编，如《四联总处章则汇编》（1940）、《四联总处农业金融章则汇编》（1943）、《四联总处业务章则汇编》（1946）、《四联总处重要文献汇编》（1947）、《四联总处文献选辑》（1948）。（2）工作计划和报告：《四联总处三十一年度办理农业金融报告》（1942）、《四联总处四川省农贷视察团报告书》（1942）、《四联总处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1946）等。（3）人员及培训文书，如《四联总处银行人员训练所乙级班甲级班第一期毕业纪念册》（1944）、《四联总处之任务》（1944）、《四联总处同人录》（1947）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界对四联总处的关注和研究与中央银行基本同步。1986年黄立人在南京召开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抗战时期的四联总处》，产生了强烈反响，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钱大章（1987）《回忆“四联总处”的十年》（收录于《中央银行史话》）一文，对四联总处的创设、撤销和组织架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姜宏业阐述了四联总处的业务运作、市场调控及对中央银行的扶持作用。
《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介绍了四联总处的组织机构和主要业务。黄立人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是全面研究四联总处的第一篇学术文献。该文对四联总处的产生及其所处历史背景、其组织机构和职能、业务开展、历史作用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得出四联总处是战时国统区“金融与经济，宏观金融、经济与微观金融、经济的结合点”的结论。
俞容志对四联总处的概述性梳理在分支机构、人事安排及其与中央银行的关系方面较黄文有所拓展。
1993年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四联总处史料》，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四联总处最重要的综合性史料集。魏宏运、赛光平对《四联总处史料》给予高度评价，呼吁进一步加强对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
《四联总处史料》一书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四联总处及抗战时期金融体制的研究。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64卷《四联总处会议录》，收录了379次会议的文件，包括议事议程（报告事项、讨论事项、临时提议事项、附件）和会议记录。尤云弟以会议记录为底本，对《四联总处史料》进行了考辨与勘误。
近年学界有关四联总处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1）关于四联总处不同时期业务、职能的发展演变研究。杨菁较早研究了四联总处在构筑战时金融体系、巩固法币信用、推动后方经济建设和全国范围的金融资源均衡等方面的作用及局限。
刘桢贵梳理了四联总处历次改组的过程。
伍野春、阮荣、尤云弟利用新近披露的蒋介石史料对蒋主导的四联总处设立及初期运作阶段的史实进行了考证。
（2）四联总处的业务贷款及其对后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刘桢贵、王红曼等学者对四联总处具体贷款业务——农贷、盐贷、工贷等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成果。
[1]
王红曼专题研究了四联总处对西南地区金融业、工业、农业发展的影响。
（3）四联总处对战时金融的监管与调控，包括四联总处对货币发行的监管、对金融市场波动的调控
，四联总处主导下的国家行局专业化与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等。
（4）四联总处组织机构及分支行局的变动。
易棉阳《金融统制与大后方经济——以四联总处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和尤云弟《四联总处金融管理研究（1937—19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两部专著，可作为四联总处战时经济建设与金融监管方面研究的最新综合性成果。在史料征引方面，近年刊布的民国人物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徐堪等相关档案史料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中央银行及四联总处研究。
（三）简要评价
现有关于民国中央银行的成果无论是对某一专题的深化研究还是对相关理论的借鉴研究，多围绕中央银行职能展开，并将其某单一或多项职能表现作为分析对象，在研究方法上一般都是将中央银行所具有的实际职能与理论设定的规范职能相比对，经过比较分析和归纳总结，把研究中所呈现的契合度作为晚清之后中国中央银行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方法使得各类研究成果在理论架构和基本结论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实质性区别。尽管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趋同有助于学术共识的达成，但无疑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一些共性问题。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对抗战全面爆发前央行制度研究多偏重于以央行职能演变为主线，对抗战全面爆发后央行制度研究集中于金融体制，主要侧重四联总处发展及其对中央银行职能完善的作用，而缺少对中央银行体制特性及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运行状况及复杂外部关系的研究。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以理论层面的规范职能为标准评价历史上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得失功过，客观上淡化了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及其发展演变的国别差异和时代差异。三是在研究理论方面，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不仅是一个机构，更是一种制度，一种现代金融体制构建模式。目前学界对近代以来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演变的理论探讨尚显薄弱，对不同历史阶段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围绕中央银行所呈现的金融体制建构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有不少深化空间。
四联总处研究方面，现有相关成果从多角度透视，阐释其产生背景、法律规制、功能作用、人物贡献等，分析其历史得失及影响，开启了研究的新视界，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关于四联总处与中央银行的关系及其展现，中央银行制度发展轨迹在其中的相应体现，亦即从中央银行体制建构中如何解构四联总处，或曰四联总处建制中，中央银行的地位、职能和作用究竟怎样，以及随后四联总处被裁撤与中央银行最终解体之间的关联如何等学术问题，尚未引起更多关注，而有关这些问题的研讨对于民国经济史特别是金融史的深化研究尤为必要。虽然从中央银行制度研究视角关注四联总处的研究，或是针对二者关系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专题性成果产生，不过有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已有所涉及。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四联总处作为战时最高金融统制机关，对中央银行职能完善乃至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确立发挥了重要的扶持作用，四联总处代行中央银行部分职能，或促其转变成完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或其改组后代表中央银行。对于中央银行体制的战时呈现形态，即四联总处主导中央银行金融调控和监管职能的战时金融体制特征，目前尚无更清晰的还原与界定，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四联总处成立及其职能演变的历史动因与功能定位，四联总处与中央银行、财政部及其他国家行局的职能分界及其变化，经四联总处权力运作所形成的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与缺陷等问题的研究，也都有待学界予以进一步关注并深入研究。
总体上，已有的研究在问题意识上有所欠缺，对近代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及其特殊性的理论概括和论述尚显薄弱。近代中国经济上呈现个别大城市的发展与农村普遍凋敝的非均衡状态，现代产业部门孱弱，金融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央银行体制无法遵循长期自然演进的路径，央行创设与扶植主要由政府主导，又连续遭受战争（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和30年代的抗日战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需要从理论上归纳、阐述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和金融调控体制。具体而言，战争和金融风潮（主要是战争）究竟如何影响中央银行，其影响机制和呈现形态的阶段性差异尤需进一步的讨论，这正是本书研究的立足点。
基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对新近史料的利用，本书力求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以战费筹集和战时金融调控为目标的中央银行体制模式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试以全面抗战时期四联总处金融运作及其与中央银行相互关系为分析重点，揭示中央银行体制构建的战时特征和影响因素。在史料征引方面，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已出版的四联总处档案外，还利用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中国台湾地区收藏的蒋介石档案及稀见报刊、人物资料等新资料。本书认为，作为一种外来金融形式，中央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过程曲折而特殊。全面抗战以前，国民政府致力于建设符合通行理论规范的单一制中央银行，尽管集中和垄断货币发行这一标志性职能尚未归属中央银行，但是国民政府努力将依附于主要专业银行的中央银行业务逐渐剥离出来并向中央银行集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有了设立中央储备银行的动议，期望建立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的形质相符、职能完备、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因为长期战乱和频繁的市场风潮，国家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正常环境难以构建，国家金融赖以生存的条件因此更难营造，经济手段不得不让位于行政手段，国民政府统制行为趋于强化，这又延缓了中央银行的规范化发展进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亟须建立以服务战争为宗旨的中央银行体制，力图以更高的效率集聚金融资源，调控并发展后方经济，全力保障前方战事，于是就必然要中断规范化的单一制中央银行的发展思路，致使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金融体制建构即四联总处主导的代中央银行制应时而生。
为战时经费与资源筹集、战时金融市场调控而构建的以四联总处为核心的战时中央银行体制，本书称之为代中央银行制。这是本书的原创概念，是在学习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四联总处金融运作实践进行学术研究的产物，是对一个历史事实加以剖析总结、思辨凝练的结果，而非历史上被确定了的概念性称谓，也就是说，历史上曾经呈现出的中央银行体制构建的实践形态，并未在当时被及时认知并加以归纳、概括和总结，或可称自觉行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在民国时期从未真正实现，如果就客观实践而言，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以四联总处主导的金融体制建构，即本书所称的代中央银行制，而这一体制建构并非是中央银行制度推进的主观自觉，不过是客观实践的呈现方式而已。为此本书在阐释其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剖析其特殊的体制特征，探究其内在的因果逻辑的过程中，力图加以论证。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是对笔者199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的反思，也是对中央银行历史研究20年后的新思考，冀望同仁方家雅正。
四、研究框架与章节分布
本书除导论和结语外，分为七章。
第一章主要是从历史经验角度对战争与金融的相关性进行概述。重点讨论中央银行体制变化与战争的关系。第一节是全书的背景，概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统制状况，主要从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应对、南京国民政府战前现代化建设成效两方面展开。第二节是关于战争金融理论文献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状况的回顾。战时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是战时金融理论的一部分，战时金融理论的核心是经费筹集问题。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列强争斗与海外殖民，使理论界对战争金融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战费筹集，无外乎财政、金融两种方式。财政方式主要是征税、举债，金融方式重点在于国家银行发行权的集中与发行数量的增加。对于筹措战费，无论是债款的经募与保管还是发行的集中与增加，都依赖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因为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战争金融理论在中国受到更多的关注。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中日危机日益加重，关于战时金融与国家银行调控、战费筹措方式与效率、战争双方金融对抗等问题，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和明确的认知，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一战中欧美各国财政金融举措及其成败的经验借鉴。关于战争与中央银行关系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应该从有关早期国家银行、中央银行的历史事实中寻求答案。第一章第三节以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例，详细梳理这些银行在其中央银行地位正式确立之前与战争的渊源。以此说明，战争是中央银行体制演变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战时金融创新的成果，中外概莫能外，这也是本书分析论述的逻辑起点。
第二章主要论述近代中国中央银行体制演变的经济金融背景，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金融的基本国情。论述主要围绕3个方面，一是战前中国币制与国际货币体系，币制的演变是货币发行结构的基础，而发行权的集中是中央银行制度确立的关键。近代中国的币制可以概括为以白银本位为核心的分散发行制度。银两（包括虚银两）是大额结算和记账的主要货币，流通中主要用银元、银角、铜元以及以这些货币为单位的纸币。金属货币因重量、成色、流通区域差异而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汇兑与结算体系。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本位与东西方主要大国的金本位制迥然不同，在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中，中国所受到的影响也很复杂。1929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及白银价格下降反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白银流动方面，中国获得了短暂的收益。其后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白银的大量流失形成了长期的通货紧缩，这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法币改革，实施外汇本位管理通货的直接原因。白银本位的终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后货币的发行方式与发行结构，央行制度演变的根本约束条件也由此改变。二是国家银行与统制金融体系的完善，国民政府通过创设或控制大型银行或专门邮政、农业金融机构的方式，初步建立了统制金融体系。其中，中央银行为最重要的新设国家金融机构，且采用国有独资方式（这一点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明显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金融势力与国家金融力量相比，逐渐居于弱势。三是战前国民政府严峻的财政状况。这既是战前央行发展的约束条件，更是战时为筹建战费而构建四联总处为中心的特殊央行体制的主要背景。战前10年，因局部战事频发，地方势力离心，税制不健全，国民政府始终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宋子文等虽有紧缩军费平衡预算的努力，却也收效甚微。内债收入始终在政府收入结构中占较大比重。政府偿债负担沉重，频繁的内债整理又损害了政府的信誉，尤其是政府与江浙银行家群体的关系。战前的情况决定了抗战时期政府金融体系调整与战费筹集的方式和途径。
第三、四章为抗战以前中央银行体制演变的情况。中国国家主导的新式银行建设肇始于清末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政府和商股股东在经历了民国初年的股权与控制权的争执后，随着商股势力的增强，两行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独立化发展趋势。但中交两行尤其是中国银行钞票在金融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在公债承销、官款经收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认为，这一时期以商业化为方向的中交两行，仍然部分承担着中央银行的职能（外汇市场始终由外资银行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创设了新的中央银行并极力扶持。由于中交两行根基深厚，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中央银行在地位和业务方面仍弱于中国银行，但自身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资本和规模增加，在纸币发行、国库经理、公债承销等方面进步明显。法币改革完成后，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共同获得了法币发行地位，实际由这几家银行共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有学者称为中央银行的“分立特许制”。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表面上并未放弃单一制央行的发展目标，全面抗战爆发前期，国民政府在外国专家的提议下通过的关于中央储备银行的议案即为明证。这也说明战前央行体制实践形态与理论目标有所偏差。
第五、六章为本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主要阐述全面抗战时期代中央银行体制的演变过程与模式特征。四联总处的设立是战时金融体制的调整和创新。一开始四联总处只是作为四大国家银行的联络协调机构，其设立属于大战初期金融动荡和通货紧缩的应时之举。到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长期抗战已成定局，政府战费筹集、金融调控的任务更趋严重。此时四联总处进行了第一次改组，成为有权统御国家行局的金融枢纽，其职能范围几乎包括了战时金融的一切方面。以此为标志，四联总处主导的战时央行体制——代央行制正式形成。改组后四联总处的金融运作成效明显，但业务范围过于宽泛导致职权不清，机构设置繁冗，人事纷杂而低效，四行之间的矛盾与争执时常出现。更主要的是，战局的恶化带来的军费激增、外汇储备的减少，已经使得政府只能借助更多的纸币增发来渡过难关。四联总处第二次改组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四行的专业化分工，将钞券发行、统筹外汇收付、代理国库、汇解军政款项、调剂金融市场等职能交由中央银行负责。中央银行应有的职能，至少在法律规范层面完成了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再次调整只是结构性的，并未改变战时四联总处的职能范围，代央行制的总体框架也没有变化。代央行制在战时的金融运作以战费和资源筹集为首要目标，对战争胜利居功至伟，同时也因为在通货发行、汇率、物价管理等方面的失误，促使恶性通胀成为抗战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代央行制运作的最大恶果。
第七章主要是从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的金融体制，尤其是代央行制度的调整角度，来反观战时代央行制的问题与缺陷。战后初期，法币泛滥，物价高涨，国家垄断制造业和贸易、政府信誉下降，腐败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战后恢复和重建任务，政府在战后初期需要对战时的代央行制进行调整。市场化、自由化是战后各国金融改革的主流方向，国民政府一度掌握大量的外汇黄金储备与物资，宋子文主导了战后以开放外汇市场和贸易管制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以中央银行为实施主体，通过外汇和黄金的出售来回笼流通中的过量法币，其结果是，宋子文消耗了巨额储备却没有能够稳定法币币值，最终黯然离场。金融调控的政策配合问题、金融官僚阶层的严重腐败以及无度的财政扩张政策，造成了战后金融领域调整的彻底失败，这实际上也是所谓规范性中央银行复归后运作的失败。在四联总处弱化以后走向前台的所谓形式上职能完备的中央银行，根本无力实施有效的金融调控。在不断加剧的恶性通胀之下，一切体制、手段和形式上的调整都是徒劳。单一制中央银行在近代中国从未存在，战后的中央银行这一金融机构，实际上只是抗战时期代中央银行体制调整后的一具空壳。
[1] 工矿业贷款方面：
刘桢贵：《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121—127页；王红曼：《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经济投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0—173页；王红曼：《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业投资》，《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40—44页；王红曼：《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工业》，《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46—150页；刘桢贵：《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战时工贷政策演变》，《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第93—98页；刘桢贵：《四联总处战时工矿贷款政策成效评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98—102页；高蓉芳：《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工贷研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50—155页；高蓉芳：《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工贷》，《文史春秋》2015年第2期，第57—61页；邬婷：《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工贷政策》，《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第96—100页。
农业贷款方面：
刘桢贵：《对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农贷政策的几点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127—133页；王红曼：《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农业》，《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125—129页；易棉阳：《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农贷研究》，《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第76—87页；刘桢贵：《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战时农贷政策刍论》，《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85—90页。
盐业贷款方面：
刘桢贵：《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9—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