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个来月前，我在为老博士杨洪俊的大著《他者之镜：日本人笔下的清末上海·南京·武汉》献序时，提到“张可辉《南京旧志整理与史地研究》、白雁《王谢风流：乌衣巷口夕阳斜》，还得抽空翻阅、做点笔记，以便完成弟子们交付‘导师’的作业”；现在，忙忙碌碌的一个学期结束了，方才得以在相对平静的寒假节奏中，次第从事感觉亲近的张可辉博士后、白雁博士生两部著作的献序任务。
如何感觉亲近？这里只说可辉其人其书。
大概是在2004年早春时节，我与可辉初次见面，那时可辉任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我又得知他乃邳州人氏，本科与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学系，于是亲近感油然而生：我发表的首篇论文《宋朝市马三题》，刊于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农史》1986年第3期，因为这篇署名“胡嘏”的文章，我还与南农离休干部、《中国养马史》作者谢成侠老先生有过书信往来；我的首次“河西五郡”之行，是1986年8月参加兰州大学承办的“丝绸之路暨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会议及考察期间，既得识浙江老乡、复旦前辈校友、兰州大学教授齐陈骏先生，颇获逸闻趣事，又得结交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张学锋、曾京京一行，五泉山上品三炮台、齐教授家尝甘谷辣椒，亦是印象深刻；至于邳州一带，在我的学术记忆中，那是晋朝续命的前奏曲，洛阳朝廷与建康政权的中转站，盖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命琅琊王司马睿留守下邳，司马睿以王导为司马，及307年，司马睿移镇建邺，王导笼络江东士族，“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南京也因是屹为六朝古都乃至十朝都会……
想来，近20年前那个早春，我与可辉那次见面，回旋往复的愉快交流，应该就不离这些话题吧；然后2004年秋季学期开始时，可辉编辑就变身为博士生张可辉了。又应该是考虑到“教学相长”与“因材施教”两者的结合，我大概早早就与可辉商定了博士论文选题方向。以言“教学相长”，就说2004年，我开始主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六朝研究”专栏，开始在《学海》杂志连载《〈宋书·州郡志〉考疑》，开始张罗“南京十佳老地名”“新金陵四十八景”评选事宜，开始承担“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之《史书地志》的写作；以言“因材施教”，那时我眼里心中的可辉，经过兰州大学敦煌学术的打底训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的多年磨砺，加之处世执拗、做事认真、追求完美的性情，却少些潇洒自如、举重若轻、避实就虚的“灵活”，于是我感觉他非常适合做文献钩沉辑佚、史事考证稽疑等方面的朴学学问。然则今天看来，我当年的感觉还是相当准确的，比如可辉2007年提交的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地方文献专题研究》、2021年完成的江苏省社科基金结项著作《南京旧志整理与史地研究》，就是前后跨越15年而后出转精、颇有功于历史文献整理与南京史地研究、虽不“好看”但极有用的优秀成果。
如何“后出转精”？显而易见者是电脑字数16万字的博士论文与电脑字数23万字的结项著作之比较，篇章排布既调整甚大，节目设置亦愈加明晰，其情况略如下表：
我又抽样比较了若干节目的具体内容，发见由博士论文到结项著作，在学史补充、观点修正、行文润色、注释规范、技术改动等等方面的后出转精，可谓不胜枚举。凡此种种，可辉之追求完美，可见一斑矣……
如何“有功”？我在《历史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原料（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文中有云：
考据作为基础，不仅要读书、用书，而且要知书、疑书，举凡目录、版本、凡例、校勘、训诂、传注、辨伪，等等，等等，都属读书、用书的前提。非如此，则有失严谨，算不得高明……毕竟文献的考校是功德无量之举，毕竟偶得千年未发之覆是颇可得意之事。
我在《“回顾”与“展望”绝非“小道”》（《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文中又指出：
回顾是为了总结，展望是为了开拓……总结前辈成就，然后才得薪火相传；回顾专题论著，然后才得继承创新；检讨理论与方法，能获启发思维之效；把握争论与分歧，能获深入研讨之趣。换言之，学术的进步，离不开回顾，缺乏了回顾，就谈不上前瞻，而没有了前瞻，我们现时的努力，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目标……“回顾”与“展望”绝非初入门者可以从事的“小道”，没有备尝艰辛的研究经历，没有涵泳多年的学术素养，没有古今中外的系统掌控，则真正意义上的回顾与展望，其实无从谈起。
衡以上述意思，我想，可辉大著的上篇五章之于历史文献整理的“功德无量”、下篇第六章之于南京史地研究的广泛意义，已不烦赘言矣……
如何“虽不‘好看’但极有用”？诸如校注、补正、引书、辑佚一类文字，社会读者大体难以收获阅读的快感，但在“专门家”那里，总是将此类饾饤琐屑视同珍宝的；若再联系南朝《丹阳记》与《舆地志》、南宋《六朝事迹编类》与《景定建康志》、元朝《至正金陵新志》之于复原、探索、理解屡遭损毁的华夏古都南京的奠基作用与普遍价值，那么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份“青灯黄卷”事业，又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
然则这部后出转精、既颇有功又极有用的《南京旧志整理与史地研究》，还不乏宏观层面的真知灼见，随举三例：
例一，关于古都南京研究的学术史分期，可辉明确划分为“明朝中期至清朝末年”的“传统历史地理学时期”、“清朝末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古都学发展时期”——起码就我寓目的中外论著言，尚未见到这种别致的提法，可辉的创新追求值得肯定。
例二，关于两宋时期南京地区自然灾害史料的评价，可辉特别强调“两宋时期，南京地位较高，自然灾害的记载自然也就多一些，通过其自然灾害的记载多寡，并不能论证一个地区自然灾害较其它地区多寡的规律性。地方文献详于地方史地，本是其体例使然，因此，也不能据之以非总志、正史等等文献记载之不足，不能强调其补史功能”——起码就我多年的学习体会言，这是通达高明的非凡见识，值得赞赏。
例三，关于“作为一类独特的文献资源”的地名，可辉通过“太湖异名”的全面考辩，既证明了地名承载着对应地区的“历史变迁、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以及历史上人们的相关语言、认识等……具有进一步探讨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又审慎地提醒研究者“地名渊源解释虽是我国传统地名学的主流，但对于历史地名资料，不可轻信而贸然使用”——起码就我长久的研究经验言，诚哉斯言，可辉亦诚为“三栖四喜斋”之受业弟子也！
细密考据与宏观把握兼美的《南京旧志整理与史地研究》，姑且就说到这里了。而回应可辉大著“后记”中对我的“衷心感谢”，我也分享一下可辉带给我的难得欣慰：处世执拗、做事认真、追求完美、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可辉，博士毕业以后，又有了我所没有的法学博士后经历，又承担了我完全不明所以的“田骨田皮与明清乡村社会”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又发表了多篇逸出文献学、南京史、历史地理领域的优秀论文，作为可辉曾经的博士学业指导教师，我因此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所以在这里，我也要向现在的邻居可辉道声真诚的感谢！
胡阿祥写于句容宝华仙林翠谷
2022年1月20日
